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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谈

作　者：刘仲敬

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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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漂流瓶的发现者

我心目中的读者有三类，希望他们都能得到自己所应得的东西。

第一类相当于《黄书》和《日知录》的假定读者，他们（至少大多数）应该分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圈子，彼此不会有物理上的接触，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应该是具有特殊敏感性的少数派。漂流瓶投入大海，不能确定接受者，但它有自己的受体识别信号，只会对有心人起作用。文体是识别信号的一部分，自身就构成排斥机制。“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就是哈里·波特那种意义上的离体魂器和道金斯那种意义上的meme(文化基因)。假如种子不死，无虑花果凋零。

第二类相当于查理·柯默翰（Charles Krauthammer）的读者，全体都是当代的大众阅读阶级。媒体是观念战场的军团，塑造和修正认知图景的斗争本质上属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部分。离开了此时此地的默示背景，这些文章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第三类相当于接受国有企事业单位《本年度大炼钢铁成绩表》的苏联计划官员，只要有格式就足够了。钢铁可能是砸锅或者切割刚刚发放的新机器弄来的，反正无关紧要，因为表格没有填错。我有国有企事业单位子弟的阶级本能，对这些表格一点尊重都没有，私心以为拿这些东西炫耀的人肯定出身于没有正式工作的盲流家庭。标准格式不是种子，而是树上的瘿瘤或脚上的老茧，只有保护自己对抗环境的临时性用途，像手套一样随用随扔随换。我在传教士精神发作的时候，往往会夹带一些种子进去，但我自己觉得这是额外的福利，应该列为慈善捐献活动。

刘仲敬

201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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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与史

从先秦的多国体系到秦汉帝国，华夏通过异己发现了自身的特性。正统经典的确定标志着文明的成熟，基于文明的认同感将会构成其他所有认同的基础和背景。用华夏文明自身的独特术语说，“诸夏”奠定了自己的“经”和“史”。“经”意味着基本法和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史”意味着基于“经”（正当性）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由史官通过历史编撰行使世界法庭的职能。在宗教背景淡薄的华夏传统中，史官部分地承担了正统教会和宪法法院在西方的使命。史学负有伸张正义、维护国民道德和信仰的特殊任务。“历史独立”对汉语世界的重要性，相当于“司法独立”对西方的重要性。因此，华夏历史的建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史学也没有脱离经学而独立存在的可能。简而言之，只有梅特兰（Maitland）或斯塔布斯（Stubbs）这样的宪制（相当于“经”）史才能展示真正的英格兰。实证主义的史学只能为这种工作提供资料，本身无助于理解文明的性质。同样，作为文明共同体的华夏（至少是汉语世界）需要这样贯穿经史的世界理解力。

认知图景是整体性的，每一部分的修正都会牵动全局。“经”是建构认知图景的栋梁，也是攀登神秘世界的梯子。如果没有栋梁，砖瓦将无处安放。如果栋梁设计错误，优质的砖瓦不足以挽救建筑物的坍塌。如果没有梯子，你将永远囚禁在个人经验的狭窄牢房内。如果梯子不好，你能够触及的天花板就很低。诸文明在确定了自己的经学以后，也就大致确定了自己发展的限度。经学的梯子不能触及之处，认知的内在可能性就会穷尽。梯子之间并不平等，有些梯子能够将你送到更高的层次，正如爱因斯坦的梯子能够达到牛顿的梯子达不到的层次，同时并不妨碍你用他的梯子继续去牛顿的层次。只有极少数高级文明能够产生自己的经学，大多数人类只能引入他人的创造。文明本身就是经义展开其内在可能性的过程，只有在展开的早期（青春期）才会有永恒的幻觉。随着严冬临近，她会日益感受到自己的限度。这时，文明将会面临衰亡和再造的选择。再造文明首先需要更坚固的栋梁和更高大的梯子，我们所在的时空正面临着这种任务。这时，错误的历史认知会对文明再造的使命造成极大伤害。本书就是一次重建认知结构的尝试，借助源远流长的两希（希伯来和希腊）文明价值和日耳曼－撒克逊宪制体系，厘清远东诸文明盛衰成败的线索。

如果你居然事先没有全局性的理解，却想仅仅依靠史料对具体问题下结论，那么你的结论不仅肯定错误百出，而且准确率还会低于富有健全常识的外行。举一个尽可能浅显的例子：如果你将伪满洲国、华中战场和重庆大后方的工业数据加在一起，得出一个抗战时期经济缓慢增长的结论，就会有许多没有健全常识或是别有用心的真假内行冒出来嚷嚷，好像他们又发现什么新大陆似的；任何富有健全常识的外行不用核对数据就会断定，真实情况应该是伪满洲国有大幅度增长，重庆附近有小幅度增长，战场附近倒退。统计数据应该怎样分类，这纯粹是认知结构的问题。事实上，你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没有经过博雅教育 [1] 的学术无产阶级和计划委员会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如果你当真理解和接受学术无产阶级和计划委员会为公众供应的精神产品，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分裂和人格瓦解的窘境。幸运的是，愚钝和健忘拯救了公众。他们要么没有听懂讲给他们的内容，要么很快就忘光了，从而保存了平均说来比官吏和知识分子更加健全的人格。然而，日常经验和健全常识仅能保护幸运的太平岁月。如果你所在时空接近历史决断的节点，你就需要更加完整的认知结构。非如此，不足以通古今之变。

认知图景和文明演化的同构性和相关性极强。华夏世界每一次衰败，都会直接体现于认知图景的扭曲。价值虚无主义的洪水滔天，从来不曾像二十世纪这样严重。机会主义在价值领域的胜利，反映了无根游士和无德浪人对共同体的破坏。两者都是逆向淘汰机制的产物，这种机制将春秋时代的礼仪之邦变成了现代历史的食人乐园。游士掌握了话语权，导致价值准则完全颠倒，这是文明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虚无主义史观赞扬的伟大人物，往往是文明的挥霍者、共同体的毁灭者或汲取者。积累者和保护者反而默默无闻，甚至遭到蓄意的丑化。这些迹象的意义比事件本身更为重大，因为秃鹰不会在活人头上盘旋。老鼠敢于跳上餐桌，就是因为它们所在的船只岌岌可危。我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扭转长期积累的趋势，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此时此刻，世界的命运正在跟时间赛跑。斯宾格勒世界属于诸神之王奥丁与热力学第二定理。秩序注定归于瓦解，锈蚀终将战胜刀剑。然而，这不是世界的全部。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存在了。文明的起源与复活无法在文明体系内部作出解释，然而确实已经存在，例如近代的基督教世界取代古典的希腊罗马世界。基督教是两希的果实、新世界的种子，终将化为参天大树。小虫看不到自己叶片之外的叶片，不一定知道身在树中。衰老和死亡可以模拟和预见，生命与复活只能是纯粹的神秘恩典。保存种子的努力能否成功，不在人力所及范围之内。历史是关于死亡的科学，必须在自己的边界止步。

壹   原始丰饶

一 巫与德

古典埃及、两河文明及其印度分支接近衰亡时，远东的新文明正在接近破茧时刻。“天下万国”已经遍布东亚大陆的所有宜居地带，形成了几个风格鲜明的文化圈。我们如果仅从青铜技术和物质生产判断，没有理由认为黄河中游的方国 [2] 优于巴蜀或辽西的方国。华夏文明的诞生以书面文字的出现为标志，似乎说明革命发生在统治方式或政治技术方面。此前和此后的物质生活没有明显断裂，但精英的汲取和组织能力突飞猛进。“人唯求旧，器唯求新”似乎是华夏各邦与生俱来的特性，暗示巫史创造者的传统可能比已知文明本身更为古老而悠久。今天的萨满教部落散落在从西伯利亚到西非的广大区域，却很难说代表了先史时代的原貌。毋宁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以前的原始文化连续体已经不可能复原了。雕塑（文明）固然不能代表混沌未开的石坯，边角料和碎屑同样不能。文明产生后，二度形成的部落组织跟初民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

祭司阶级无疑构成各方国的主要精英，祭祀则具备文化创造和资源分配的双重意义。春秋时代遗留的史料显示，周礼社会的关键概念源于方国时代。“德”是巫史文化的核心，是可以创造、凝聚和吸收的神秘能量，能够对天人两界发挥交感巫术的作用。玉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能量转换器，“蕴泽”和“温润”的感觉说明其中能量丰富。君子如玉，意味着内力饱满充盈。勇敢和自信的态度是德性充足的自然流露，像成熟的果实一样不可能作伪。小人德薄，体现于犹疑惶恐的举止，他们怯懦虚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美女神采奕奕，证明女德的纯净丰沛。在贪婪的男人眼中，女德的神秘诱惑力像海洋一样没有穷尽。女德不一定完全体现于容貌，跟汉儒后来修正解释的道德关系甚微，而是指吸引男人和激励男人的那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it。女子缺乏it，就会举止乖戾，变成男人和家庭的毁灭者。病人和老人形容枯槁，说明源于天地的德性－能量已经散失，命不久矣。

祭司燮理天地，为族人吸收和料理德性，玉器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法器。杰出哪怕是正常的祭司都能善意地调教国民，为自己和子孙积蓄德性。祭司一旦失德，就会殃及全民。不过，先人积累的德性仍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挽救方国。如果方国最终灭亡，一定是几代人及其祭司的历史共业，个别人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德性银行的保护机制。除非“天厌X德久矣 [3] ”，X国是不会灭亡的。君子如果失德，就会损害自己和亲族的阶级地位。不过，他也能够运用类似的德性银行原理，借助祖先的遗德或为子孙积德。他为了预防失德，经常贴身携带德性银行和能量起搏器——玉佩，随时发挥补血和拨乱反正的德性保健作用。巫医往往要求垂死者口含玉器，动机非常接近后世中医给危重病人灌参汤的理由。有德而无位、无德而用事都会上干天和，损害共同体的政治健康和当事人的身体健康。在巫师的话语体系中，两者存在天然的交感关系。

史官是祭司阶级的一部分，相当于德性银行的忠实审计员。由于灾难和失德的时间并不重合，方国必须有一批见微知著的专家。他们在失德的当时就能发出准确的警告，预告未来灾难的时间表，厘清当前失德和未来灾难的关系。他们如果有意无意地分析错误，造成的恶果肯定会超过个别的失德。因此，史官在巫师阶级中占据了重要和崇高的地位。在“绝地天通”（政治统治集团与祭司统治集团分裂）以后，巫史构成了残余祭司（天官）系统的核心。只有他们才能平衡地官（理性化行政人员 [4] ） 狭隘的理性主义，延缓原始丰饶的消耗。他们发现传统，生产意义，解释神话，守护共同体最宝贵的种子。“亡人之国，必亡其史”，意思就是华夏世界的史官渐渐挤占了多神教世界祭司的空间，他们的神话比祭坛的神话更重要。公共祭祀的祭司犹如后世加冕典礼的大主教，仪式作用大于决策作用；韬光养晦的巫史犹如后世参知政事的内阁秘书，因知情多而不得不举足轻重。

在环渤海圈的若干重要方国，巫史审计体系和氏族结构关系密切。真实或神话意义上真实的宗谱属于秘传知识，负责背诵和传承这些知识的智者相当于保卫种子的坚果。有没有坚果，基因复制的效率大不相同。他们的上层文化扩张性强，很可能与此有关。巫史的初衷大概无异于夏威夷的歌人，只为保存王室或世卿的继承权顺序表，但继承权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记录，而是无数权宜之计的路径积分。随着方国的扩大和结盟体系的复杂化，联姻和收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协调和合并各族群的不同继承法，本身就是方国时代的重大宪法问题。没有巫史的活知识库参与，这些问题不可能顺利解决。解决方式能否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当事人族群的兴旺，端赖巫史的政治智慧。事实上，人类总数量增加最快、族群灭绝和更替最频繁的时代就是巫术时代。在文明最终诞生时，经过淘汰而幸存的主要候选者都以其独特方式掌握了原始丰饶的秘密。此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文明毋宁说是一段漫长的挥霍，强度和高度都取决于奠定前文明基础的原始丰饶。原始丰饶的资源积累并非无穷无尽，补充循环机制并非永不磨损。文明机制如何在对原始丰饶的开发和消耗、保护和顺应之间保持或未能保持良好平衡，通常就会决定自身的命运，超过其他因素的总和。

世俗（政治）统治者的产生，给原始丰饶造成了第一次和最重大的打击。祭司的权力属于默示和传统的权力，难以跟富有经验的长老的影响力相区别，因此缺乏明确性和强制性。唯其如此，这种权力最适合原始丰饶的需要。最古老的政治统治权一般起源于战争权力，具有临时和非常的性质。没有隐形的常态权力默许，这些临时政府一开始就没有诞生的机会。只有战争常态化以后，政治统治集团才会有机会夺取祭司统治集团的权力。方国缺乏稳固和专职的政治统治集团，就会在战争造法的时代遭到淘汰。然而，人类生存的内部威胁从此第一次超过了外部威胁。隐形权力能否充分有效地开发约束和支持手段，直接影响自身的前途。所谓“古老自由和新兴专制的斗争 [5] ”伏脉千里，肇因于此。这里的专制不能理解为贬义词，而应视为战争权力固有的技术性特征。战争权力对文明价值的重要意义不亚于精子之于受精卵和人体，将无形态的混沌化为有形态的组织。历史的意义追溯到最终，不外乎规则的演化。一切规则的演化史追溯到最终，都离不开鸿蒙初开时节的战争权力。

在殷人的认知世界中，殷王的战争权力以田猎为重心。田是武装烧荒－垦荒－收获的集体活动，比狩猎更容易造成长期军事动员和组织训练的必要性。殷王首先必须征服并非无限供应的目标土地，然后必须持之以恒地清除垦区的野兽和异族（两者没有多少区别）。择时择地、收获管理都是战争组织的一部分，指挥官需要相当的卜算能力 [6] 。牧畜和狩猎的军事性质更加明显，难度最大的部分同样在于驱逐异族竞争者或虏获战利品。争夺猎获物的战争和驱逐竞争者的狩猎区别不大，结果完全一样——将人牲和野味献祭 [7] 。甲骨文将“族”绘制成军旗和令箭的形状，挑明了政权组织的军事起源 [8] 。殷人不仅精通弓箭和弹弓，而且拥有多达百辆的战车 [9] 。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早已失去垄断性，在远东仍然是刚刚引进的新技术 [10] 。殷商在这方面享有长期优势，构成德性丰厚的一大证明。他们是不是西来移民或西来技术的接触者，颇难悬测。但肥沃新月地带的古老文明对远东文明前体的革命至少发挥了间接刺激作用，理据相当充分。

城墙的出现是文明革命成功的可靠标志，伴随着大批转型失败者的退场。《史记》所载的“三苗”似乎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遗迹在大约四千年前左右萎缩、消失。邦国，尤其是君主制和军事贵族产生后，真正意义的原始文化就没有幸存的可能了。各部族或方国要么强化自身的组织资源，从而竞争性地进入（风格各异的）文明社会；要么有意识地拒绝任何路径的文明化，通过防御性的文化改造，保证二期部落组织能够在文明时代幸存。文明后的部落组织一般跟文明邦国形成互补关系，不再有能力返回初民的独立生活方式。游牧民族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一种。他们依靠专业化的骑射技术，从文明的邻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和其他必要资源，只能产生于文明以后。无论中东还是远东，后来的游牧核心区在先史时代并没有发明游牧技术。文明产生千年以后，他们才越过特化的阈值。在他们的组织演化中，参考和竞争的因素非常突出。某些山地族群也经历了二期部落化的改造，周武王的西南盟邦似乎就属于这种类型。在华夏文明圈外的巴蜀三代，山地部族在平原帝国灭亡后经历了类似的重塑。

在不同的文化区域，政治统治集团与祭司统治集团分裂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殷人的彻底性就明显不及周人，直接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命运。殷人的国王、贵族、武士大多接受过巫术训练，至少在一般性的田猎活动中能够独立进行祭祀和卜算。巫史也经常卷入战争和战利品的捕获 [11] 。滕州前掌大村的晚商遗址M213墓和M38墓都用武器与龟甲、龟壳陪葬，证明两种身份经常重叠 [12] 。相形之下，周人的巫史专业化和独立性程度更高。国王不能干涉他们的工作，否则就会构成共同体最难容忍的违宪行径，最后发展为董狐和南史的“史官独立、监督王权”理论。华夏文明体系的博弈有一个特点，组织资源的竞争通常比生产技术更重要。南方各小邦的稻谷技术优势从史前一直延伸到汉朝，并不足以补偿他们在组织涣散方面的弱点。长江流域的遗址体现了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精美的物质生活，专业化的暴力组织发育却有些迟滞 [13] 。豫中的小邦人口不多，物质简陋，却留下了惊人的头颅和箭镞 [14] 。大汶口留下了巨量的人牲遗骸，却没有良渚司空见惯的珍贵艺术品和华丽墓葬 [15] 。华夏更有可能起源于后二者，而非前者。至少，暴力和祭祀的统一性在北方从先史时代一直延伸到殷周之际。异族的头颅既是祭祀的猎物，又是殉葬的法物 [16] 。猎头的巫术性质消退后，演变为春秋时代的“京观” [17] 战国时代的贤者已经不能理解祖先的动机，只觉得这是一种炫耀战绩的不仁仪式。

三苗、巴蜀诸文明和其他几个南方文明体的祭祀方式一开始就不同于中原，造成了后来的文化分裂。上层文化从北方入侵，几乎掌握了所有的重要组织资源。土著文化保存在分散的小单元内，具备更好的弹性和可延续性。从巫史文化的角度看，南方是德性的消费区。他们的“教”（上层文化）和“俗”（民间文化）来源不同，“教”没有为“俗”提供必要的语言。真正的生命力在“俗”的一方，但他们产生不了自己的“史”，难以突破共同体塑造的天花板。巫史精英的历史制造者地位是华夏文明的核心特点，在南方、边区和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体找不到对应物。这种特殊路径的长远后果之一，就是前文明时期和文明时期的延续性较强。从两希主流文明的角度看，巫史传统无非就是原始思维的残余，犹如埃及文字无非就是史前象形文字的残余。双方由于相似的环境而产生许多相似的技术性特征，然而来源和世代相去悬绝，仿佛鲨鱼和大鲸在同一片海洋内称兄道弟。

德性是宇宙秩序的通货。殷商是德性的大银行。先王、先公是银行的大股东。人牲－猎物供奉宗庙，回馈祖宗之德的护佑，保证了德性的良性循环。巫史审计员依据相关性和交感性原理，推算德性的流动，从而预见当事人的命运。盘庚时代的诸侯发现殷商的德性正在衰弱，就产生了贰心。盘庚通过宪法改革挽回了颓势，仍然依靠支取殷商独家经营的德性银行资本。宪法破坏者纣王帝辛（纣就是残贼的意思）热衷于提拔没有德性储备的下等人，迫害大股东先王、先公的嫡系，攻击泛殷商文化圈的近亲，因此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德性银行的优先支付权。胜利的周人提出：德性银行不是殷商独家经营的，尽管他们的先贤和所有先贤都有在董事会发言的资格。德性审计的根本规范仍然是更加保守的收支平衡原则，相关性和交感性只能适用于复利自动转存项目。殷商众多先贤的复利不会受到纣王破产的影响，应该自动转存到宋国的账户内。周人决心吸取教训，告别冒险主义的德性支付杂技，回归老老实实的量入为出制度。他们只要坚守这些原则，至多穷困潦倒，不会落到破产无法清偿的地步。西周巫史的计算能力大大增加，模拟技术退居二线。

巫史传统演化到春秋时期，德性分析技术精进到令人恐惧的地步。他们常常在君主实施暴政的时候跳出来，预言始作俑者及其子孙应该在什么时候倒霉。这种预言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以至于《左传》的作者都觉得有必要保存最成功巫师的记录。巫史的业务性质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华夏文明没有走出纯粹爱智－形而上学的路径，却走进了实用政治学和实用伦理学的路径。他们的业务同样已经说明：古代史官根本不是现代史学的先驱者，而是政策和情报分析的先驱者、算命先生的近亲。太史公抱怨说：皇帝把他们看成占卜师和演员的同类。其实皇帝一点没错，史官本来就是这种人。只是地官（理性化行政人员）占上风以后，更加古老的天官（巫师系统）普遍感到心理不平衡而已。巫史集团通过发明“宪法保卫者”和“人民之友”的新角色，从而找回了失落的自尊。他们正确地指出：理性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将人民降低为有待开发的资源。他们谴责周宣王的人口统计学 [18] ，正如希伯来先知谴责大卫王的人口统计学 [19] 。科学是敌人，属于践踏习惯法的暴君。传统是朋友，属于习惯法保护的人民。

巫史改变自我定位的同时，也改变了德性的定义。从西周到东周，德性的定义从“宇宙神秘能量”演变为“君侯和公卿对邦国的政治责任感”。从东周到汉朝，浸染理性化的儒家又将“统治阶级的政治德性”修改为“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殷周之际，“以德服人”仍然是包含密仪、酒色诱惑在内的巫术概念。孔子时代，“以德服人”已经变成“开明政策吸引各国移民”的意思。东汉末年，“以德服人”就是“为争取孝廉提名而模仿儒家伦理”的技术。在汉魏选举社会，这种操作跟现代美国的竞选活动一样寻常。每一次定义的改变都对应重大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原始丰饶消失了，世界丧失了神秘性。吏治国家删除了诸夏诸狄的怪力乱神，将一切不可计算因素排除在已知文明的视野之外。随着理性设计者的不断胜利，生殖乐趣开始从帝国核心区消失。神话民族的人口洪峰从帝国边区阑入，淹没了末人的成熟文明。

站在汉儒的立场，“整理上古巫术遗产”是他们“世界秩序奠定工程”的一部分。工程一旦完成，各得其所的怪力乱神就不再有兴风作浪的权利了。然而，建制化祭司的背叛只会割裂上层和草根的精神世界。华夏文明的精英阶级不再为巫师保留席位，也就丧失了理解、吸纳和规训下层的重要渠道。文明因此丧失了许多天然的生命力，而统治因此变得更加僵硬和脆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二 邑与国

殷商初年，邑的涵义就是设防城堡。王有王邑，诸公大臣自营其邑，民有村邑。甲骨文留下了“文邑 [20] ”、“唐邑 [21] ”、“邑南 [22] ”的记录。在王畿，这些要塞构成了大邑商的外围防线。在境外（如果境内外真有明确区别的话），各邑构成殷商扩张势力和掠夺资源的军事殖民点 [23] 。 “邑子”是殷王的封臣，有义务为陛下提供军事服务。“丙邑”的领主负责派出弓箭手勤王，它们的遗址已经在山西灵石县出土 [24] 。丙邑的布局酷似大邑商，祭祀中心和军事中心重合，非常吻合后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宗庙位于丙邑内，农田位于丙邑外。村邑构成农田的中心，规格低于丙邑，正如丙邑低于大邑。丙邑内戈、矛、斧、钺、弓、矢俱全，存粮足支百日 [25] 。各邑城堡由壕沟和大路连接，大邑位于王畿网络的中心。“邑人”是领主麾下的武士，在卜辞中经常处在战争状态 [26] 。殷商中叶的全盛时期，各邑西抵渭南，南及江汉，东临海岱，北据河汾。殷商末年，西部的城堡消失殆尽。显然，这是周－羌联盟“剪商”的成果。

从大邑、丙邑、村邑的关系看，殷人即使没有发明系统的封建制度，至少已经演化出封建制度的雏形。“邑人”这一名词（如果不指其实质内容的话）延续到西周，通过《易经》流传至今，证明所谓的文武周公之制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前朝。 [27] 不过，殷商制度无论在形式上多么接近，至少在精神上存在重大差异。周人夸耀的人本主义并非纯属捏造，至少人牲锐减的考古学记录不大可能作伪，也不大可能解释为周人战斗力的薄弱 [28] 。较之后来的西周封建，殷邑的巫术性格更强。外界意味着各种精灵、鬼怪、野兽、野人的天下，两界不可通约。西周诸侯有不断融合土著的能力，最终使“国”“野”之别变得毫无意义。然而终殷商之世，殷人的王邑和殖民地都没有表现出融合外族的迹象。我们根据人牲和献祭的恐怖记录，可以合理推测：殷人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人类，其他野人种族更接近野兽。帝辛强迫周文王吃儿子的肉，固然是传说，但他们将羌人（羊人）和其他外族俘虏跟猪羊一起献祭，留下的骨骸已经数不胜数。周人正是一个跟羌人联姻的部族，纵然当真拥有“西伯”的荣誉或羁縻封号，遭到捕猎的资格不见得会因此降低多少。神灵的子孙对待祭品的子孙，态度肯定不同于征服者的子孙对待被征服者的子孙。周人的礼乐有更强的普世性格，殷商的德性银行由血缘共同体独家经营。龙盘虎踞的众多要塞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荡然无存，大概反映了他们在土著当中极度孤立的状况。

国的涵义比邑广泛得多，拥有城墙的部族无不自称或被称为国。殷人方、国联用，而且自称商方。周人和羌人也分别得到了周方和羌方的称谓。邑和国的区别，似乎在于后者的独立性较强。国号流传至今的几个国要么是独立的部族，要么是羁縻的藩邦。密国是好战的关陇部族。阮国是后来犬戎的同宗，周文王的牺牲品。应侯、邓侯有朝商的记录，却没有提供军事义务或贡品的记录。卜辞中的“邑子”和“邑人”大抵是可靠的自己人，邑的遗址大抵有明显的殷商风格。卜辞中的“方”和“国”经常是殷商的敌人，因为来犯才留下记录，有时又变成享有殷商封号的势力，这种叛服无常的状态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用现代的观念绘制殷商时代的政治地图，结果大概就是一片“国”的海洋。“邑”的群岛以大邑商为中心，散落在海洋中，从内至外由密而疏。殷人自己的观念要复杂得多。他们没有良好的定向和定量能力，却喜欢根据神圣数字“三”“五”之类，将世界分割成整齐的格式，各方对应殷商的前敌殖民地。祭祀群落形成秩序边界，内外形成有德无德的对照。德性的扩张将神圣的格式带给黑暗的混沌，体现了祖神的太阳－玄鸟性格。

《尚书·召诰》提到另一种貌似封建雏形的制度：“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周人封建的某些符号因袭前朝元素，不足为奇。然而，这些假定的爵位和考古发现的遗址无法吻合，不同于处处都有印证的邑，令人怀疑其真实性。当时的社会形态似乎不大可能允许大面积行政权甚至监察区的存在。殷商实际存在的远方殖民点都比春秋鲁、卫诸侯更小，人口并不蕃盛。“十邑鬲千”就是每邑只有一百家（鬲）的意思 [29] 。小邑只有二十一户 [30] 。数千人的动员已经是重臣罕见的上限 [31] 。对于拥有弓箭和弹弓的殷人，捕获几名俘虏和野兽的田猎大概不需要上百名猎手 [32] 。卜辞显示：他们经常捕获城外“狩猎区”的野人，献给殷王。仅此就足以证明：殷人没有对据点以外的广大区域实施有效统治。殷王如果设置高于邑子的爵位，这位大人能统治谁呢？大区域的众多邑子吗？那么邑子就应该留下向侯或伯进贡的大量记录。如果邑子都是殷人的同宗，侯或伯当然也应该是，但传说中的“崇侯”或“西伯”似乎更像羁縻的外族首领，殷人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奄和蒲姑的规模都不及春秋的齐鲁，已经在三监之乱当中扮演了大国的角色。“侯甸男邦伯”理论上的辖区比这些邦国大得多，无论拥护西方还是东方，怎么可能不留丝毫痕迹？我们如果假定这些说法要么是后世的比附，要么是羁縻邦自重身份的炫耀，或许更接近正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卜辞中的“子”和“伯”有时用在同一诸侯身上，更说明后者很可能是一种口头的、非正式的荣誉称号 [33] 。 “侯”的用法跟“伯”非常相似，似乎只能证明所指邦国的威望甚高。

殷人的“四土”是一种巫术宇宙观，完全不能反映真实的地理状况，更不要说行政管理了。殷人墓葬和遗址经常出现镌刻十字形符号的祭器，说明“四土”源于作法占卜的需要。

“南方受年，吉。西方受年，吉。北方受年，吉 [34] 。”诸如此类。都是巫师协调宇宙秩序的日常工作，跟理性统治者管理各行政区完全不同。内服外服之类假想制度明显属于《禹贡》时代，根本不符合殷人的世界观。阿兹特克人的巫师相信，如果他们的仪式中断，太阳就会熄灭。殷人巫师对自身重要性的看法并不稍逊。他们普遍相信，如果正常的祭祀中断，邪灵就会入侵活人的世界。先祖先公得不到供奉，也会转福为祸。殷王无论有事无事，每天都要祭祀。特殊的任务需要特殊的法术，占卜是知识和情报的来源，也是决策的必要程序。邑子在远方殖民地的城堡内，每天举行模拟国王－巫师的法术。他的城堡和祭坛之所以位于现在的地点，也是占卜的结果。

王畿在事实上虽然存在，但从来没有战国好事之徒描绘的边界。军事家吴起的地图绘制能力，更不是大邑巫师集团所能具备的。“奠”和“鄙”都有郊区的意义，但方向感同样模糊。“四奠”“四鄙”“四至”“四方”只能视为殷人对神圣数字和宇宙格式的偏好，没有考古学上的对应物。殷王的多次“裒田 [35] ”不能反映当时毫无意义的土地国有制或任何土地制度，只能反映当时的自然和政治现实。大部分土地都是无人区，任何拥有组织和人力的部族都能开垦，太王所部周人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某些土地有人居住，而殷人有意开垦，他们除非有能力打败殷人，否则不敢冒沦为祭品的危险。殷人所到之处，各部族纷纷逃跑，才是比较正常的状况 [36] 。人力稀缺，荒地没有明确边界。邦国或部族很容易迁移，而且经常迁移。这种社会状况产生不了土地所有制，正如今天的社会产生不了空气所有制。殷商的“取邑”或“赐邑”，与其说针对易得的土地资源，不如说针对难得的人力资源。周初封建的对象主要是各“氏”，封地只有一个大致的方位。诸侯只要能够垦荒或驱逐土著，就不一定谨守国王最初的封授。

“族”和“氏”构成邑以下的基本单位。金文和卜辞记录的族号极其繁杂，至少有数百种。“戈族”“亚族”明显源于武士首领的身份，“息族”“长族”大概源于地名或产生了地名。殷族构成基本军事单位，同时却没有仅仅表示血缘群体的词汇，说明“族”兼有血缘意义和政治意义，这在初民中并不鲜见。卜辞中的“氏”也有军事动员的意义，经常在甲骨卜辞中以动词身份出现 [37] 。战争显然就是殷人部族的主要任务，征服者的负担是异常沉重的。 殷商晚期，氏族二字开始联用。周初，不同数量的“师”构成天子和诸侯的正规军事单位。殷人卜辞虽有“王师”“王旅”“雀师”之类说法，意义却是泛指殷王或某侯、某邑的大军，没有以“师”为单位的具体编制 [38] 。西周氏族渐渐获得了纯粹血缘单元的意义，大概是军事编制不再依托部族组织的缘故。

三 无形态战争

有形态战争的本质是同侪的战争，其礼仪性源于同侪的惺惺相惜。如果亲邦通过文化符号相互承认，就会感到降低相互伤害成本、保障博弈长期稳定性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博弈机制一旦产生，就有自行演化和催化其他文化子系统的潜能，从而深刻影响文明的性质和路径。亲邦从来都是相对于外邦存在，有形态战争从来都是无形态战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希腊各邦的游戏规则不适用于外邦人，后者的地位介乎文明人和野兽之间。欧洲骑士之间的游戏规则不适用于蛮夷和外道，直到他们通过皈依基督教赢得同侪资格。周代诸夏集团的有形态战争与此非常类似，以贵族的礼乐教养为划分内外的标识。荷马、基督和礼乐分别构成这些合格游戏玩家相互认证的文化符号，尽管符号本身可能另有意义。

殷人的武装田猎－祭祀－殖民活动属于无形态战争，因为猎物不是同侪。大邑商内部、邑子和邑人之间、各邑至少在理论上属于同族，没有留下常规和长期军事冲突的记录。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人与人之间必定存在的矛盾是通过巫术机制协调的。殷商前期的巫术机制完备到足以防止类似良渚各小邦的分崩离析，殷商末年贵族集团的分裂证明这种机制没有强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先王先公仅仅护佑神子神孙，大大减少了共同体边界内的协调成本，同时却阻断了自发产生普世性仲裁机制的可能性。等到现实政治的必要性迫使一部分殷人和野人结盟反对另一部分殷人的时候，共同体的信仰和宪制就一起崩溃了。婚姻家庭制度是继承权和宪法的本源，事先就限定了共同体的内在可能性。殷人实施内婚制，周礼恰好强调“同姓不婚”。

卜辞显示，殷商的祭司－武士对猎物没有底线意识。人牲包括妇女儿童 [39] 。袭击刻意选在猎物吃饭的时间 [40] 。人牲和兽牲都是祖灵的食物，祭祀的部分动机就是用丰富的菜肴安抚威力无穷的诸神 [41] 。后者尽管是祭司－武士的血亲和祖先，仍然可能严厉惩罚祭品不周的怠慢。祖灵偏好血食，也就是俘虏和野兽的肉，植物性食品不太重要。无论人神，健旺的胃口和强大的德性都有对应关系 [42] 。苍白羸弱是德薄的外在证据，饕餮纹代表酒池肉林的祝福。周人出于孤立主要敌人的需要，将贪食的罪名归咎于纣王一人，将先王先公修饰成宗周风格的贤人，拉进自己的阵营。其实，殷商祖灵在血祭中的形象比纣王传说更加夸张。纣王挖心，是为了打击政敌；剖腹，是为了满足科学的好奇心。在周人和太史公尊奉的所谓贤王当政时，祭司卯羌、用羌，就是为了满足祖灵的饕餮之欲。祭祀和狩猎构成理论上的闭环，彼此构成对方的动机，酷似阿兹特克人的类似理论。何况，殷商时期的远东种族结构比现在复杂。许多异族和殷人的差别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体质人类学层面。殷人不难将异类解释为半人半兽的怪物，甚至更接近于魍魉和野兽 [43] 。

殷商的血亲－巫术共同体比周人紧密得多，内外之别远比阶级高低重要。殷人的阶级分化非常严重。数千户的大邑有壮丽的祭坛和坚固的城堡，宛如大邑商君临外方的分身。数十户的小邑依靠简陋的壕沟和骨、陶祭器。王的鹿台位居天地之中，聚集了最精致的玉环和宝气，便于作法启动德性之门。穷人的社祭甚至找不到粗陋的玉器，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德性或者只有自己的德性，没有支付或借贷宇宙德性储备的特权。巫术原理类似科学而非宗教，相信客观程序而非主观态度决定实验（法术）效果。简陋的祭器只能意味着低劣的法力。然而，相对于人口，殷人的战争负担远迈史前部族和周人。史前部族的战争能力和频繁程度较低。周人各诸侯的人丁更为蕃盛，种族更为复杂，有专业化的军事贵族和军事编制，参战变成上等人的阶级特权，大部分人口没有军事义务。殷商卜辞提到的邑人征发，动辄数百乃至数千人，鉴于大多数中等邑的人口不过数百，殷人的日常战争已经具有涸泽而渔的性质，全体男子和部分妇女鲜有不战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殷人不需要礼乐作为认同符号。他们的血亲全都是经常合作的战友，非常清楚彼此在巫术宇宙中的位置。他们如果了解礼乐秩序，恐怕也会认为这是一种极为粗糙、混乱的体系。

巫术是殷人组织能力的秘诀，战争能力附属于巫术体系。殷商所开启的“华夏”为什么能够凌驾物质和艺术成就更加丰富和优秀的周边族群，关键就在这里。祭祀团体形成军事组织，军事组织掠夺资源，资源奉养祭祀团体。这种性质的文明突破不需要将重点放在生产和创造上，只需要保持对组织资源的病态敏感就足够了。祭祀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以秘传知识的形式，保证关注组织能力的传统代代相传。组织资源的深化只要越过阈值，就能有效地阻断内部和外部的其他秩序子系统复杂化，抽取其组织资源补充自己。殷王的权力基础在于垄断高级法器而非土地，从而掌握了维系组织运作的德性。军用武器只是法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高级法器。殷王在四单之台储备了真正的高科技设施，随时测量和记录天地德性的流动，只有在宇宙秩序面临重大威胁时，才会启动大规模杀伤性法宝 [44] 。先王先公的陵墓隐藏了酷似“第二次打击核武器”的战略储备，足以让突袭得手的敌人前功尽弃。周武王的牧野之师就遭到了这种命运，至少成王和他的巫史是这么解释三监之乱的。他们只有在摧毁这些战略储备以后，才能勉强稳定世界新秩序 [45] 。较之大规模天灾或政权颠覆的灾祸，普通战役的法术在层次上都比较低，但弓箭和弹丸其实也是法术，戈矛的杀伤力一般取决于战前作法施加的符咒。

郭家庄墓群显示：大约五分之一的墓主日常持有戈、矛等武器，其中十分之一持有弓箭 [46] 。前掌大墓地只有五座车马坑，车内有戈、盔、弓和箭镞 [47] 。郭家庄墓群的战车内铺有竹席，足以容纳三名射手 [48] 。显然，战车－弓箭－戈矛的重要性和稀缺性逐次降低。战车出行前，需要举行占卜和血祭 [49] 。在殷人的思维中，这些程序相当于现代人的安全操作指南。周人的车战是竞技精神的重要源泉，因为参战各方都有贵族驾驭的战车；殷人垄断了战车的大规模生产使用，对方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周人各邦之间的战争接近英法两国骑士的交锋，殷人对异族的狩猎式战争接近西班牙骑兵屠杀没有马匹的印第安步兵。我们不难理解：势均力敌的决斗产生惺惺惜惺惺的骑士精神，单方面的屠杀产生对方就是低等动物的理论。殷商末年，这种王牌武器的垄断体系崩溃了。武王在牧野之战投入了三百辆战车，超过殷商中期战争数十倍，从侧面反映了军备竞赛的激烈。宗周初年，鬼方的异族也掌握了战车技术 [50] 。这时，如果无形态战争仍然继续下去，惨重的损失就不会仅仅属于“捕猎对象—低等动物”，而是属于所有各方。春秋时期载入史册的大战不过数千人参战，数百甚至数十人死亡。殷人的日常祭祀杀害数十名人牲并非鲜见，几乎无日不祭、无事不祭。重要人物的墓葬消耗了惊人的俘虏祭品和自愿随葬的武士，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黯然失色。相形之下，秦缪公殉三良堪称仁义。殷商灭亡后，妇好参加的那种动员一万三千多人的大战 [51] 随之销声匿迹，直至战国初年的礼崩乐坏才卷土重来，而这时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殷商时代。

除战车以外，殷人还有几种外族绝少利用的特殊技术。他们拥有小规模的骑兵部队，周人却没有继承“马小臣”的编制 [52] 。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53] 。”大象的图案出现在青铜觥上 [54] 。大象和毒蛇的形象一起出现在青铜钺上 [55] ，其意义大概类似武士身披的虎皮或狼皮。周公驱象作《三象》的传说暗示，胜利者像解散骑兵一样解散了战象部队。兵车是规范的，符合仪式化战争需要的节制和可预期性。战马、战象是不规范的，将突如其来的恐怖投入战场，很容易将有礼有节的技艺展示变成血腥混乱的屠杀。殷人尚鬼，周人尚文。狂热、邪恶的暴力已经肆虐太久，现在需要置于礼乐的轭下。历史记忆必须涂改，配合世界新秩序的需要。甲骨文当中的“武”图案原本是荷戈前进的猎人－武士，根本不是后来周人的“止戈为武 [56] ”。这些变化在精神上一致，都体现了从无形态战争到礼仪性战争的转型。天命在宗周。他们要将天命普世化，诸神道德化，战争形式化，祭祀人道化。他们要将怪力乱神逐出精神世界，代之以礼乐的平衡和节制。他们要剥夺平民和妇女的战争权力，将异族由野兽和猎物变成有待教化的粗人。他们是肆无忌惮的历史伪造者、厚颜无耻的政治宣传家、缺乏热忱的宗教信徒、重视尊严的贵族主义者、信任教化的人本主义者。他们衷心憎恶迷狂、亢奋、残暴和一切可能逾分或失控的事物，用“淫”字概括了所有这些危险，甘愿简化和缩小认知世界的范围，将更加单调贫乏的世界留给后人。他们早在儒家的思想观念诞生以前，就已经具备了儒家的精神气质。

四 秩序的涌现

猎头是文明前夜的政治德性和组织催化剂，直接决定了各部族后来的历史路径，其重要性超过以后其他各种因素的总和。浙西的史前部族习惯以豪奢的墓葬、精致的祭器相互竞争，武器制造业严重落伍，死于冲突和屠杀的人数寥寥无几，结果未能突破国家形成的阈值。最后，吴越各邦的建国只能依靠北方和西方征服者的刺激。关陇、河洛、海岱、巴蜀区域的选择或演化都产生了向暴力集团倾斜资源的路径，从而率先实现了文明突破。猎头本身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祭司阶级和军事阶级，却启动了有利于这些阶级产生的恶性竞争机制。我们如果运用生物学类似的演化模型，就能看出收割者阶级在系统内的地位酷似捕食者。捕食者一旦产生，生态系统的演化就会骤然加速，物种的复杂性也随之急剧上升。在地理隔离的不同区域，演化速度的差异会造就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欧亚大陆和美洲、澳洲的情况就是这样。一旦地理隔离撤除，缺乏强大捕食者的生态区就会大祸临头。物种灭绝和替代需要的时间极为短暂，数百万年没有明显变化的生态系统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会面目全非。世界各民族的传说都将黄金时代放在文明产生以前，其中蕴涵的真理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敢于想象和承认的程度。

海岱集团的人狩规模之大、组织能力之强、持续时间之长、资源整合之有效、理论之完备，都是其他文明集团所不能比拟的。即使在全世界的上古文明当中，他们的嗜血和贪食都是非常突出的 [57] 。殷商崛起的最初四百年间，战无不胜的田猎祭司－武士团将严峻的考验加诸黄河上下游的所有大型生物。在他们的世界秩序中，猎物和俘虏享受了相同的待遇 [58] 。在他们的工厂中，异族和动物的骨头都是制作器皿的原材料 [59] 。他们的猎人技艺高超，擅长射击猎物（俘虏）的非致命部位，保证祭品的新鲜 [60] 。他们的祖先和神灵将宗教的神圣赋予战争的热狂，将维护秩序的正义感赋予田猎的屠杀 [61] 。他们的勇士身兼萨满之能，在酣战中召唤虎狼的精灵 [62] ，宁愿将伤痕累累的尸体用花椒腌制，也要保证返回圣地中商举行武士葬礼 [63] 。他们的人口不太蕃盛，但妇女像男人一样勇敢，统率三军并非罕见 [64] 。他们不爱节制和静穆，酷爱美酒和热忱 [65] 。在“周公式”礼乐浸淫的春秋贵族耳中，他们的《桑林》之乐充满了邪恶的恐怖，令人不寒而栗 [66] 。他们势力所及之处，邦国的诞生与毁灭用土著的肉体下注，前者往往不比后者仁慈。他们不是杀人魔王或恐怖分子，而是崇高使命的执行者，像猎杀毒蛇猛兽的赫拉克勒斯一样自豪。

当莘邑和盘龙城的田猎次第展开时，先祖先公的德性似乎所向披靡，注定会给神子神孙留下越来越秩序井然的世界。然而，就在这时，德性银行的周转似乎出了大问题。野人的群落不再像以往那样狼奔豕突，仿佛发现了另一种秩序。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秩序是德性的产物，德性仅仅属于神族。野人没有勇气，没有德性。他们的发明只是真正德性的赝品，居然想用士师的仲裁剥削武士的战利品。野人当然喜欢讲仁义的仲裁者，就像挤在一起取暖的牛羊喜欢没有虎狼的避难所。他们逃避战斗，却发明了积德和德化这样自相矛盾的概念，用这些极不道德的手段将西部和南部的狩猎场都破坏了。我们的王武乙决定在西方举行一场大狩猎，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德性，却莫名其妙地没有回来。卜辞如此含混不清，以致我们的智者都不知道怎样解释。野人却到处宣扬我王遭遇天罚横死，仿佛先王先公以外还有其他什么神秘力量似的。奇怪的是，以后的情况当真越来越乱。帝辛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征兆，开始提拔没有德性的庶民。先王先公本来应该生气，却保佑他在东方捕获了大批猎物。微子虽说本来没有多少德性，也不该这样不知自重，去跟那些一点德性都没有的野人鬼混。

传统史学将礼仪性战争取代无形态战争的漫长历史简化为戏剧性的“周公制礼作乐”，大大增加了周公可能是来库古式人物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神话人物之所以诞生，就是为了以“诗的真实”浓缩和概括过于繁杂的“历史真实”，以更加可靠的方式增加后人的理解力。以文化子系统演化的正常历程论，礼仪性战争的产生应该比传说的周文王积累仲裁者威望早得多。战争造法在先，宪制秩序内化居次，最后才会出现宪制秩序的国际化。人类已知历史产生的所有自组织系统几乎都循以上程序展开，周礼系统没有多少例外的理由。周文王也是神话人物的可能性虽然较低，但后人将几代人之事迹集中在他一人身上的可能性同样极大。如果我们假定 “太王剪商”“季历见证武乙西征不反”“文王仲裁者秩序席卷河渭江汉”构成同一演化进程的三个阈值突破点，或许更接近于本应发生的历史。

自组织展开其内在可能性，速度大抵是恒定的。然而正如每日倍增的莲花，在扩展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超不出荷塘的一小部分，肉眼看来仿佛增长很慢；占据荷塘一半面积后，只用一天时间就把全部水面吞没了，肉眼看来仿佛增长突然加速，其实速度跟原来一模一样。文王所在的历史时期，大概就相当于荷塘的最后一天，表面看上去最重要，其实结局已经注定了。礼乐规则子系统的变异产生期最有可能位于太王避狄到剪商之间。在这段时间内，弱小的周人有强烈的动机逃避殷商式战争的酷烈。殷人的丰富资源具有压倒优势，能够承受这种战争的必要成本，然后通过必然会有的战利品收割赢得充分补偿。周人资源匮乏，完全可能在补偿实现前流尽自己的血。狄人的战争方式仍然属于史前时代，因此周人尝试或偶然的规则创新有充分的实验－试错余地。太王的玉璧之赂发挥了相当于印第安酋长“和平之烟”的类似功能，促使当事各方发现降低战争成本的好处。“化干戈为玉帛”的礼仪一旦完成内部的自组织，就会以稳定的速度向外扩散。在扩散过程中，仪式化战争的仪式程序本身就会刺激仪式化仲裁的亚程序产生。周人作为礼乐最先巩固的邦国，自然最有机会攫取仲裁者地位及其巨大红利，正如最先树立信誉的银行有巨大机会，在其他晚出的银行树立信誉以前吸收它们的潜在客户。

遥远的殷商发现西方的新秩序整合，已经为时太晚。武乙的战争机器无疑能够粉碎羌方的一个或几个邦国，但周羌联盟及其外围盟国已经锁闭了西方的所有资源，使外来者没有机会离开。“逆天”“天谴”“雷震”的天方夜谭 [67] 委婉地暗示了一场颠倒猎人和猎物秩序的马加比式大屠杀，犹如周昭王溺死胶舟的罗曼司 [68] 掩饰了六师尽没的可耻败局。周人为了掩盖背叛的耻辱，而殷人为了掩饰失败的耻辱，各自发明了无数替代性神话。后世儒生为了发扬理性，消除神话因素，展开了整理历史的系统工程。他们在整理过程中，删除了包含重大秘密的神话，保留了掩饰秘密的罗曼司，为了弥合前后矛盾的地方，自己又发明了许多更不可靠的解释。这些解释插入原始记载，再也无法鉴别。因此，完全复原历史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依据时代背景和因果相承的合理与否，并非不可能从混乱中厘清若干线索。

殷人在其霸权的最后岁月，已经无法调整世界图景。如果他们的理论正确，野人不应该有德性。如果他们的理论错误，那么内外有别的世界体系就完全垮台了，祭祀和殖民都将丧失意义。巫史文明结束了天真时代，依靠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手段维持破裂的世界。他们一面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坚守祖先的世界秩序；一面在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和南方的禁区地位，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援救最后几个忠于商文化的藩邦。作邑殖民的意志消失殆尽，羌方人牲和南金宝器的损失无法弥补，然而祭祀仍然必须照旧举行，大狩猎只能转移到东方。上层人物对祖先的巫术不再深信不疑，也就同时丧失了团结和互信的保障，各自乞灵于违背规则和理论的小动作。革新派煽动没有德性的庶民，保守派煽动没有德性的野人。祖先的巫术对此没有应对手段，因为祖先万万想不到这种荒谬的事情居然有可能发生。

天下万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吸入礼乐仲裁者的世界秩序。他们坐以待毙，听任野人的绞索勒紧。也许在他们的世界中，这些事情像武乙的失败一样不可能发生，所以就没有发生。帝辛在现世生命的最后一刻，从容登上鹿台 [69] ，在宝贵的玉器环绕下自焚 [70] 。即使周人的诽谤也无法掩饰，这些仪式都符合殷商祭祀的传统。玉器就是法器，用于转输天地之间的德性 [71] 。祭坛的方位和结构越适当，卜卦的效果越好。殷商巫史研究这些绝学，态度就像现代科学家做实验一样一丝不苟，因为实验参数的毫厘之差都可能酿成大祸。最后一位巫师－国王聪明绝顶，肯定拥有野人闻所未闻的秘传知识。他没有畏罪自杀的可能，正如科学家没有可能害怕反咬一口的实验动物问罪。如果有什么力量能够问他的罪，那也只能是先王先公和遭他迫害的族人。科学家在危急时刻会开发平时不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巫师在同样的情况下就会做秘传大法。如果殷商核密码箱内的王牌法术足以导致已知文明世界的毁灭和巫师守护人的德性转输，丝毫不会令人惊讶。我们无须怀疑：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内，他自始至终都是胜利者。

相反，周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选择衔璧、牵羊、抬棺请降，以便配合胜利者表演慷慨宽恕的骑士精神。也就是说，周人承认：在同侪的竞技中，总有某一方非失败不可。博弈各方一致承认“正当的失败”，乃是礼乐文明的根本。投降仪式构成暴力的底线，凝聚了良性秩序演化的精华。殷人没有投降仪式，印证了田猎屠戮无底线的考古学证据。猎人对猎物没有底线不底线的问题，万一死在猎物手中也没有什么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孔子心悦诚服的“郁郁乎文哉”，归根结底是有形态战争的外溢。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72] 。”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73] 。” 这两段话用理科的语言解释，就是说人本主义的政治德性属于仪式性战争衍生的子系统。

殷周之变的鲜明特点是人本主义的胜利，但人本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历史传统。礼法是涵盖了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长期传统，否则它无法阻止理性行为主体通过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陷于囚徒困境。对末人而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畋，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 [74] ”的逻辑等于要求当事人为其他人牺牲自己。对他和他效忠的君主而言，竭泽而渔的决策才是理性的。如果他们为“百世之利 [76] ”牺牲“一时之务 [75] ”，只会有利于其他竭泽而渔的理性决策者。无论他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反正明年肯定既无鱼也无兽。他们能做的最佳选择，不外乎保证自己眼前有鱼有兽——也就是保证了其他人眼前和将来都无鱼无兽，避免了这种最坏下场落到自己头上。宋襄公的没落和暴秦的崛起正是理性博弈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文明人类理性解构导向自杀性的虚无主义，结果只能将历史舞台让给缺乏理性、敬畏神明的愚昧蛮族。

贰 历史的黎明

一 天命无常

“化行南国 [77] ”是周人针对江汉软腹部的侧翼包抄。“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78] ”是殷商在鬼方、羌方势力范围的总崩溃，对周人的重要性相当于后金攻取辽阳。观兵孟津事件如果存在，主要是针对东方诸侯的试探性外交活动。黎国的灭亡是牧野之战的热身运动，军事路线几乎完全相同。《尚书·牧誓》证明真正的军事行动只能信任少数核心盟国，后者全都来自西土。士师和夫子的训练和组织方式显然非常简单，只能适用于高度默契的小团体。师尚父像鹰一样飞翔在牧野上空，使他的盟军赞赏不已。这是羌人－牧羊人从羊群捕食者那学到的战术：迅速的袭击和更加迅速的撤退，集中打击掉队者和弱者，避免正面进攻密集的阵形。这种方式能够奏效，说明对方军队的业余性质很强。纣王肯定没有迦勒底人已经发明的重装步兵方阵，武王也没有晋文公和士会进退有度的六师。周人不是凭借封建制度征服东土，而是在军事殖民的动态运动中塑造了封建制度。

无论如何，武王最初没有修改世界秩序的计划。他似乎宁愿以武力仲裁者自居，在大邑商拥立新君。他的胜利有赖于殷商贵族的分裂，后者很可能将西部联盟视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纣王、箕子、微子、东夷的纠葛暗示，殷商所出的环渤海文化圈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纣王无视持续两朝的西部败局，发动针对东夷的大战。后者原本是殷商的亲近者和支持者，后来又是复国战争的同盟者和大后方。殷商保守势力有理由期望：纣王的毁灭是结束危机的捷径，由此不难恢复美好的旧时代。武王在战前和战后都把自己描绘成古老习俗的维护者和修复者，谴责纣王信任新人和妇女的轻率倾向，自然不会毫无考虑。他如果真有改朝换代的期望或能力，就不会乞灵于这一套“保卫盘庚宪法”的理论了。周人晚出的材料将殷商描绘成相当堕落、不断堕落的族群，并不强调任何君主的邪恶负有特殊责任，但武王使用的材料坚持只有纣王及其违宪任用的平民和妇女有罪，声称宗室和贵族尤其是微子一系亲周派都是忠实善良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场战争更多地具有内战和政变的性质，微子一系和周人大概早有默契。微子他们如此仇恨革命的亲属，宁愿让羊人（羌）及其姻亲（周）洗劫中商。

殷商保守派贵族对西部联军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周平王和申侯对他们召来的蛮族盟友的看法。武庚的复辟政府很高兴看到革命君主和平民暴发户的垮台，指望西伯及其蛮族朋友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奖赏。联军很好地完成了废昏立明的任务，应该回家了。三监入朝，可以视为新政府对功臣的奖赏。入朝就是诸侯对朝廷的承认，后来周平王对郑伯、虢公的奖赏与此非常相近。如果武王真的以为自己的地位高于朝歌，本应该征召殷商宗室入周为卿才对。微子后人迁宋以后，就承认了入周觐见的义务。姬姓宗室这时入朝，更像是承认武庚政权的合法性，希望以重臣身份从内部控制新政权。武王平静地撤回关中，似乎认为预定目标已经实现。三监最初的说法（《史记 [79] 》、《汉书 [80] 》、《淮南子 [81] 》、《逸周书 [82] 》）将武庚包括在内（霍叔在《商君书 [83] 》和古文《尚书 [84] 》中取代了武庚），更加令人怀疑：武王所谓的监护可能不是周人对前朝的监护，而是殷商保守派政府及其蛮族盟军对纣王革新派残余势力的监护。武王回到宗周后，同样认为殷商仍然享有天命，以致敬畏之心形于辞色：“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85] ？”

在这种情况下，大邑商的新政府继续以世界统治者自居。三监觉得自己是新朝重臣，浸淫京师的高级文化，地位高于留守西部的穷亲戚，永远不会回去了。殷商两朝封国迁移的惯例是：新邦并不认为自己从属于老家的亲族，甚至不一定履行结盟和援助的义务。直至东周初年，虢公和东虢的关系仍然如此。殷商之际，封建制度尚未建立，各邦的关系更加松弛和混乱。三监对丰镐（丰京、镐京）的贰心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周公的愤怒反倒更像别有用心的僭越。武王去世，幼子登基。东方的长辈在外交方面自行其是，即使在封建制度确定以后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周公其人是否确实存在，镐京黑暗的政治长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传说在周公以前，周人没有确定的继承权制度。）我们即使完全信任宗周新政府的指控，东方诸侯的罪行也只是散布流言。殷商－三监的“叛乱”至多是一场外交革命，疏远保守派的主要支柱——西部联盟，重修环渤海圈各邦的旧谊。武丁以来，殷商的外交政策始终在东西之间来回摆动。没有一方能长期占上风，纣王似乎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好平衡才灭亡的。牧野之战时，东方诸侯没有给他任何支持。

所谓的“平叛”更像镐京方面的突然袭击，动机可能就是打破东西方交替和平衡的旧制度，树立后来《诗经·大东》抱怨的西部单方面优势。东方联盟的主力不是三监和大邑，而是奄、蒲姑和海岱各邦，颇能说明这次政变的真实性质。《尚书·大诰》宣称，殷商内部的保守派将会继续支持周人。果然，管、蔡和武庚几乎不战自溃。这说明殷商核心区的内部分裂多么严重，纣王的私智给自己的世系留下了灾难性的遗产。海岱文化圈才是真正的战场，他们和殷商保守派的矛盾显然超过了殷周矛盾。西军灭国五十，在海滨诛杀殷商最后一位英雄飞廉。奄人抵抗了三年，战争的惨烈显然远远超过了牧野。徐方降而复叛，终西周一朝始终构成镐京的心腹大患。徐偃王敢于跟周室分庭抗礼，汉东诸侯割地而朝的罗曼司一直流传到战国。东方人长期怀念他“行仁义而亡国”的英雄壮举，仿佛不列颠遗民怀念亚瑟王。

这一次，宗周全面谴责东方的享乐主义、平等主义和武断统治。从这些罪名看，东方文化已经发展到“文艺复兴”式的熟极而弊阶段。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魅力无穷，对管、蔡这样淳朴的乡下领主构成无法抗拒的诱惑。周人没有可能跟他们竞争，只能以理性和节制的名义予以排斥。他们的阶级制度已经崩坏，解放平民和妇女的革新家变得很有诱惑力。纣王以聪明绝顶著称，特别擅长提拔不守规矩的寒人，用诡诈的讼师手段歪曲习俗，从而对墨守成规的旧贵族施加残酷的专政。后者领教了刻骨铭心的痛苦，才会在此后的几十年内宁愿拥护保守的蛮族，也不愿让革新派有机会卷土重来。周人从他们的阶级斗争得出结论，一定要坚守健全的贵族政治原则，不能给“没有律法的下等人”翻身机会。他们的君主和新人已经尝到了通过践踏习俗扩大武断权力的甜头，开始着手将臣民变成逆来顺受的被动居民和压榨对象。周人从中吸取教训：必须坚持个人武断所不及的稳定规范（“若恒”），规范必须源于普遍性传统才能稳定（“明德”），安定人民的规范依靠共同体习俗而非私人判断（“乂民 [86] ”）。后来的儒家支持礼治、反对名法，依据就是这些托名周公的经典原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警惕常见的望文生义，因为礼治其实更接近西方所谓的习惯法只能发现、不能制定，名法更接近西方所谓的绝对主义武断立法、不顾成例。

三监之乱导致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剧变。卫国以世卿领袖的资格，永镇漳水流域。微子的世系取代纣王的世系，守护宋国宗庙和殷商发源地，永远断绝了革新派复兴的机会。东方大国奄和蒲姑的灭亡解放了他们长期压制的土著，使海岱的文明体系一度岌岌可危。因此，新诸侯齐、鲁的军事殖民不可或缺。齐人与莱夷的战争从太公望开始，直到景公一朝才大功告成。成周的营造格外重要，不仅因为地缘形势，而且因为洛邑构成了此后军事殖民的样板。武装殖民团由周人贵族和若干殷商氏族组成，后者的族长以世卿身份列席贵族团体，但其他殷民继续维持原有的祭祀、习俗和组织方式，周人的礼法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殖民团在战略要地建国（城）定居，无意干涉土著的习俗或建立混合社区，直到殖民地根基稳固，土著的精英阶级产生模仿周礼的冲动。于是，周礼构成封国各族群上层文化的熔炉。贵族团体不难相互沟通，而平民社区仍然长期泾渭分明。多种异质文化的交错和各等级的分治构成了春秋黄金时代的基本动力源。战国绝对主义将各族群和各等级碾成高度同质化的原子以后，华夏文化的生命力也就随之枯竭，从反面证明了礼乐文明的价值。

从殷遗民的角度看，殷周之变的杀戮并不是重要问题。至少，这几场战争并不比殷人习惯的战争更残酷。新秩序将他们的神圣宗族变成了嵌入封建制度的等级，这才是天崩地坼的巨变，将他们的德性论和宇宙观置于无以为继的地位。他们变成了周礼社会的诸侯和公卿，巫术体系需要重大的简化和改造。《尚书》相关的各篇暗示：周人最初愿意让他们保留原有的氏族组织和生活习惯，但必须接受宗法制度和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礼乐是富有弹性的开放性封建体系，允许各族群的习惯法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但周式婚姻和继承制度构成的枢纽，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长期自外而不损害其阶级地位。宋人在春秋时代已经变成周礼最忠诚的维护者，孔子觉得很难依据他们的礼法判断殷礼。殷商传统给他们的民族性格留下了痕迹。战国诸子普遍认为他们愚蠢固执，是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者。鉴于战国的智者大多是炫耀私智的理性主义者，这种看法实际上意味着宋人特别虔诚、信念坚定。也就是说，“尚鬼”文化留下了自己的种子。

二 封建与宗法

周礼社会的封建关系从属于宗法关系，等级并不需要契约维护。只要礼法尚能发挥作用，同侪审判就是多余的。审判是亲亲之义失败后的紧急补救措施，正如战争是审判失败后的紧急补救措施（大刑用甲兵），性质上类似普通法所谓“法律不限制亟需（necessary）”的亟需，只能是武断的准战争权力。如果社会还能维持秩序，那就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举行审判。如果审判举行，那就证明秩序已经不可能维持。“刑”是周礼共同体针对外邦人的政治措施，只存在是否有效的问题，不存在是否公正的问题。公正意味着人人各得其分，这是礼学的内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体现了周代城邦的军事殖民本性，共同体孤悬在野人—土著—庶人的汪洋大海当中。贵族只有在叛国状态下才会脱离共同体，沦为刑法的对象。“大刑用甲兵”体现了，兵刑文化是礼法文明的必要补充。刑法既然属于政治的指南和兵法的旁支，当然不需要太具体的规范。相反，礼法的疏注永远不会有尽头。

宗法是各等级和各族群的衔接点，在数百年的互动和演进中自我强化，依靠血缘纽带的原始力量，反而成功地造就远东历史上第一个超越血缘的文明共同体——诸夏。王国维说：“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87] 。”这里的道德必须理解为“婚姻和继承权制度的柔性规训”。周人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全都是多族群镶嵌的马赛克，没有宗法就不能片刻安宁。周羌世婚联盟是这种结构的原型，早在剪商成功以前就已经构成西部联盟的内核，犹如罗马－萨宾联盟之于意大利同盟。封建东土是西部成功经验的放大，确实解决了殷式殖民主义无法解决的血缘—巫术—德性边界问题。多元文化遗产的相互刺激对百家争鸣颇有贡献，遗风余韵及于战国。后人佩服宗法制度异乎寻常的生命力，才会觉得很有必要发明一个来库古式的文化英雄，将周礼和封建的产生完全归功于他，甚至东征的战功。他们为了衬托周公的伟大，不得不降低成王的年龄和地位，反而留下了一系列破绽。

天子为大宗，诸姬为小宗。诸侯为大宗，世卿为小宗。世卿为大宗，大夫为小宗。王室的血缘呈阶梯状下降和扩展。同姓不婚，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世卿、世卿与世卿、世卿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互为甥舅。各族群精英阶级的血缘呈网络状混合，网络之下的平民退出了公共事务。任何新族群加入网络，只需要少数精英接受礼乐，大多数民众无须改变习俗。礼乐将仲裁权交给了周文王的继承者，保证宗周的和平笼罩各诸侯。任何一方如果不肯像楚人一样自认蛮夷，就不能擅自发动违礼的战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为仪式和战争本来就是一回事。天子的仲裁权源于天命，是他们以德配天的奖赏，不是固有和永恒的。“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88] 。”“明德 [89] ”之道在于“保民 [90] ”，人事的性质大大加强。巫史由法术实验室的技术员变成政治箴言馆的管理员，不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法术的操作权，政治重要性和自恋的性格锐减。西周一代的“史”发言，通常从援引先例开始，对照当前局势，通过格局的相似性预见未来。“资治通鉴”意义上的史学不仅直接起源于这种政治算命技术，而且根本目标仍然在此。

嫡长子继承权构成宗法制度的核心，非如此不足以建立正统性的客观标准，确定权位和产业的合法性。殷商和西周早期的继承制度缺乏稳定性，因此无法形成正统主义的规范性条件。君主对僭主的排斥，直接对应嫡长子排斥庶子的权利。在一夫多妻制的东方，宗法制度是阻止恶性竞争的主要壁垒。周人早在唐太宗之前，就明白了“大位不可以智取”的重要性。正统主义意味着人力对天意的敬畏、功德对出身的敬畏、智慧对原则的敬畏，恰好就是僭主政治“唯才是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反面。礼法是培养敬畏的学校，观念的柔性约束渐渐沉淀为制度的刚性约束。习俗渐渐内化为本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礼乐黄金时代就开始了。嫡系继承人既是殷周王室、诸侯公卿的血胤交汇所钟，又是公族和小宗共同的德性源泉，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将不断分支的树根深入地下，盘根错节的潜在势力远远超过了地面上的有形力量。扶植公室的分枝往往消耗了公室原本可以独占的资源，使后者貌似软弱无力，然而只要分枝没有凋残殆尽，无论多么强大的突然袭击都不可能砍倒大树。绝对君主制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不能理解这种软弱的强大，因为他们强大的软弱完全依靠攫夺保护自己的缓冲力量。他们践踏脚下的散沙，因此觉得只有自己强大，然而因为他们脚下只有散沙，所以经不住任何觊觎者的突然袭击。宗法制度将有机性赋予原本不会存在的共同体，绝对君主制依靠有机体瓦解为散沙释放的能量生存。

在当时人的观念中，世职的财产性质比物质资源更强。法器和武器密切对应血缘的德性和荣誉，私有性质极强。土地和食物的公共性质反而比较突出。土地供应并不紧张，分配单位是诸侯或氏族。井田制虽然并不可靠，但迁移和重新划分土地实属司空见惯，很难想象个人拥有脱离氏族的绝对土地所有权。 “染指于鼎”的故事说明：贵族举行分享野味的宴享，符合礼法，如果个人独享，反而不合传统。西周封建依托血缘纽带，接近早期罗马，而非西欧封建。氏族和邦国都对土地享有某种模糊的权利，但氏族内部的权利边界却模糊不清。周天子行使的仲裁权在性质上属于族长权，正义取决于当事各方在宗法－血缘树上的相对位置，物权的性质并不重要。私人所有权在战国时代登上历史舞台，主要依靠绝对君主富国强兵的变法。他们希望通过强化原子化个人对君主的直接依附，瓦解封建地方和血缘共同体的横向纽带，从而巩固郡县制的垂直管理体系。这种演化模式同样类似罗马，社会自由与政治自由负相关：共和国依靠小共同体对其成员的专制，维护大共同体的自由；个人依靠帝国的专制，摆脱了族权的束缚。

西周宗庙和族庙强调祭祀程序的简单朴素，将殷式和蛮夷的祭祀贬为“淫祠”。“淫”是夸张和过分的意思，没有色情的涵义。殷商需要宰杀三十个羌人的祭祀，现在献一匹马就算超高规格了 [91] 。太庙满足于献牛，公妃的陪葬品不过肉酱而已 [92] 。人殉有时死灰复燃，但每一次都遭到当时士大夫违背礼法的谴责。《诗经》将三良的殉葬描绘成惊人的暴行，其实殷王的葬礼通常都要十倍于此的武士自愿殉葬，以及百倍于此的人牲强制殉葬。不过，周人的文野之别远迈殷人。《诗经》的世界绝不是华夏的全部，更不是民间或底层，而是有教养的国际主义上流人士的价值观。底层有更野蛮、更原始、更黑暗的力量时时浮出水面，引起孔子阶级兄弟的反感。“伊川野祭 [93] ”的故事告诉我们，礼乐文明的规训其实非常脆弱。郑卫之声之所以“淫”，原因肯定不是后世附会的私情题材，《诗经》充满了这类歌谣。“缺乏节制”的解释本身就浸淫周礼式的节制，巧妙地回避了说明“哪方面太过分”的必要。也就是说，问题内容属于这一类：即使谴责都会造成恶性示范的效果，只有不提才能消除坏影响。希腊密仪、酒神祭都是释放本能的野蛮仪式，在迷狂中撕裂野兽、吞吃生肉，甚至同样地对待人牲。萨满密仪召唤野兽精灵附体，行径同样怪诞、邪恶、血腥。桑间、濮上恰好就是类似希腊萨提尔、西伯利亚邪灵出没的场所，最适合厌恶外来文明的土著举行祖先的密仪。只有布尔乔亚的大学师生才会一厢情愿地以为：这里像未名湖和珞珈山一样，天然就是周朝小资谈情说爱的圣地。

民间的祭祀并不都是淫祠，家祭和社祭都属于礼乐文明能够规训和吸收的类型，构成地方性知识的蓄水池。国人的家祭和土著的家祭都是祖先崇拜，只是前者的谨饬肃穆更多体现了贵族文化的自尊而已。社祭是乡人维系共同体的活动，通常以祈请风调雨顺为目的。乡人的概念就是平民放弃政治义务的产物，在殷商时代还不存在。远古的丰产仪式也需要血祭，但到周初已经越来越文明。诸侯允许“社”发展为有机共同体，构成下层国人和野人的文化连接点。周初，野人所居称遂不称乡。也就是说，族群差异仍然大于阶级差异。然而，春秋初年的国野之别已经变成了阶级差序的一部分。贵族阶级消失后，家祭和社祭遍及全民，余波延及两汉，构成大宗族重建的立足点。家祭程序简易，逐渐构成贵族文化的模仿和过渡。社祭粗鄙的功利主义有利于糅合来源不同的地方神谱，创造想象的地方共同体。礼乐文化灭亡后，这些散漫的民间组织实际上发挥了保存原始丰饶的功能。

宗法封建制将周人的势力范围纳入了虚拟的大家庭，自始就怀有借助亲亲、尊尊之义，降低战争烈度的动机。民兵训练虽然保存在地方四时祭祀的程序中，但形式多于实质。“六师”或“八师”的贵族性格和荣誉性质，直到春秋初年仍是平民可望而不可即的机构。女性完全退出了战争。殷人征发族人，人数超过全邑所有壮年男性。墓葬显示他们几乎人人经常使用和修理武器，巫史和女性都习惯于实战。周人大规模征发民兵，已经是春秋末季封建解体时期的事情，从来不曾征发妇女。《诗经》描绘的村社春秋二祭其实已经包含了后人艳称的“寓兵于农”训练，但气氛异常宁静和平，没有一点血腥或狂热的气氛。《诗经·七月》的生活周期内，没有给战争预期留下丝毫余地。殷人为狩猎占卜，比占卜风调雨顺更积极。周人恰好相反，狩猎捕鱼只是耕作的补充。无论上流社会还是村社，周代神灵的胃口都变小了。

殷商大部分时期，周人和大部分诸侯接受殷商的战争模式。狩猎的规模经常超过战争，如果这两者还能有任何区别的话。殷王时刻关怀各地诸侯狩猎的成绩，祭祀片刻不能缺少这些酒池肉林的原料。寻常田猎捕获的猛兽和人牲往往多达数百，诸侯的类似进贡络绎不绝。鬼方的大规模战争留下斩首数千、俘虏上万的骇人记录 [94] 。这样的战绩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消失了，直到战国中叶才重新出现。西周时期，这种大规模狩猎的记录都在边区，为数寥寥无几。捕获四白狼四白鹿就值得载入史册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西周的农业人口极大增长，淹没了天然狩猎场。农业群体依靠和平生殖优势和官方扶植的文化殖民主义，淹没甚至替代了好战而人口不蕃的狩猎者群体，给中原居民的性格、体格、宗教生活和行为模式带来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封建主义－礼乐文明和这种变化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西周－春秋天子和诸侯的祭司－国王性格即使仍然存在，也已经大大淡化。封建制度将巫史定义为领主的家臣。“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 [95] 。”金文资料可以印证的乐师、医师地位相似。大部分真实存在的地官也是封建系统的一部分。保、傅、师、司马、尉氏、箴尹、士师、司直、司寇属于卿－士系统，纵非全部世袭，也是贵族的禁脔。只要任职者在官职之外另有特殊势力，官制就无法具备官僚制度的真正精神。关中出土的铭文资料显示：王畿的贵族通常既在王室办公机构附近的住宅定居，又在乡下的采邑扮演领主的角色。宰、寺、竖、府、雍、甸、阍属于家臣系统，然而封建制度的仆人往往也是世袭的，不可能没有特殊资格。如果说西周存在官僚帝国或官僚帝国的萌芽，地官和天官同样不能合格，只有封人之类“边境或领地代理官”可能构成封建制度的漏洞和补丁，为后世郡县制度留下了某种伏笔。当然，以周人的标准，除了军事后勤和军工生产部门，殷人的职官全都属于天官。周人的地官系统日益复杂，在人数和影响力方面都凌驾于天官之上，虽然尚不符合后世吏治国家的标准，但至少可以视为一条通向吏治国家的走廊。后人托古改制，发明理性官制，取周不取殷，自然也有其道理。

三 军事殖民与地缘政治

宗周到成周的交通线构成周人殖民东土的枢轴，西六师和殷八师分别戍卫这两大焦点。这里的“殷八师”不是殷人的武装，而是因戍卫洛邑（殷遗）得名。这条道路穿过战国时期著名的崤函峡谷，大队人马的物资的转运极其困难。编钟铭文宣称，天子本人的旅途耗费了四十四天时间 [96] 。这条要道通过大片无人区，两侧散布着许多不服王化的部族。相反，洛邑通向卫国的道路却是一派文明景象，它沿着太行山南下，直抵黄河。据说，周公的二子在这里建立了凡国和胙国 [97] 。文王的二子在原、雍二邑守护王畿的北门，直到落入晋人之手。这里就是日后光武起家的河内。他出于类似成王的理由，在黄河北岸部署黎阳大营，拱卫南岸的京师。成周的东迁政府放弃了河水北岸的据点，从此就一蹶不振。晋人一旦打开了太行山的门户，就迅速兼并了狄人灭卫后盘踞的殷商旧地，成长为超级大国。在河水南岸，东西二虢守卫成周两翼。虢公世世入朝为卿，充分证明了王室对他们的信任。在西周灭亡的惨变中，他们没有辜负历代先王的厚望。

殖民点从两周枢轴开始，向南北两侧呈扇形展开。唐叔（晋侯）和鄂侯（南阳）拱卫成周南北，绥靖玁狁和淮夷。后者不是封国，而是殷商旧族。在纣王的暴政时期，周文王和鄂侯同时遭到迫害。周人化行南国，几乎与此同时。显然，两国早就是剪商联盟的伙伴。没有鄂侯的保护，宗周通向江汉的通道就没有安全可言。成周建立后，南阳就是洛邑的软腹部。兵车长驱直入，没有任何天然障碍。一千多年以后，这种可能性仍然使曹公感到恐惧。鄂为大国，汉阳诸姬形同附庸，犹如波西米亚之于德意志。尤其可怕的是，鄂人垄断了今天的大冶铜矿产区 [98] 。江汉青铜器生产的技术优势，主要是在他们统治时期形成的。这种优势对当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的意义，相当于十九世纪皇家海军对智利硝石的垄断。周鄂特殊关系一日尚存，楚人就不能横行汉东，淮夷就不能染指上游。

周人笼络鄂侯，无微不至。鄂侯御方鼎的金文说：天子将玉、马、矢赏赐给肱股重臣，还邀请他赴宴、会射。鄂侯作王姞簋包括两件器身，一件器盖，均铸有铭文：“鄂侯作王姞媵簋”和“王姞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纪念天子迎娶鄂妃。鄂侯好铸宝器，本身就是炫耀实力的举动，因为同样的技术可以铸造兵器，他们又不缺乏战略物资——铜矿。正因为这样， 鄂人一旦反目，即成心腹之患。二者实为一事两面。厉王不君，鄂人怀贰。鄂侯御方引东夷、淮夷内犯，成周最大的噩梦终于出现了。周人罕见地忘记了礼仪性战争的规范，授权西六师和成周八师“无遗寿幼 [99] ”。 拥有巨大兵工厂的邦国并不容易征服，王师无功。禹鼎告诉我们，天子只得依靠强藩的援助。武公以公车百乘、徒驭千人，虏鄂侯。此后，周人再也不敢将战略要地封赐外藩。宣王封元舅于南阳，以实江汉 [100] 。平王东迁后，仍然不顾民怨，命令国人戍卫南阳 [101] 。在这些事件中，南翼的重要性和封国的军事殖民意义暴露无遗。

海岱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战国人士心目中的南方和美国人心目中的西部——有穷而无穷。王师诛飞廉于海隅，只是一次无以为继的炫耀性扫荡，根本不足以绥靖这片海洋般无边无际的地区。齐鲁封建东土，犹如西方姬羌联盟的镜像。齐国是前线探险家，承担了深入莱夷后方，准备长期抗战数百年，缓解大后方的压力的任务。鲁国是东方诸侯的大本营、成周在殖民地的复制品，犹如法兰西与魁北克、英格兰与弗吉尼亚。滕国和郕国拱卫曲阜，他们的国君都是鲁国的宗族，从而实现了血缘和地缘的相互锁定。十几个姬姓诸侯守护曲阜与洛邑之间的道路，包括蔡、曹、茅、蒋、应，一路通向成周东门的东虢。这条新干道刻意绕过了亳邑－殷宋，后者原本是殷人在河水南岸的道路网中心。宋、陈、许、杞都是旧路网的核心节点，历史都比周人及其诸侯更加古老。在新的地缘布局中，他们都陷入了阑尾的位置。鲁、蔡诸姬在北方夺走了他们交通枢纽的地位，淮、汉诸姬在南方隔绝了他们的殖民前景。他们在周人安置的历史养老院内沉沉睡去，直到异军突起的楚人吞噬淮、汉诸姬，才爆发二度民族主义的热忱，企图在泗上诸侯的小天地内建立属于自己的微型国际体系。

汾水谷地是传说的唐虞发源地，似乎跟史前时代的周人颇有渊源。殷商覆亡前夜，这里沦为一系列残暴战争的台风眼。殷商讨伐西北蛮族的战争、周人辅弼殷商讨伐西北蛮族的战争、周人剪除殷商诸侯的战争相继扫过。如果这里曾经有过古老文化，现在也已经沦为蛮夷蹂躏后的灰烬。晋国深入敌后，扮演了北方的前线探险家角色，而且地缘形势远为险恶。晋人身后没有鲁国这样的大本营。周围的霍、魏小邦形同附庸，发挥不了辅车相依的亲邦作用。晋人保卫两周，两周却不能支援晋人。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然而，这支孤军无比重要。汾水河谷和渭水河谷是彼此相通的双子系统，几乎没有天然屏障可言，顺流而下就能轻易渡河，由汾水流域进入渭水流域。没有唐叔一系的牵制，戎人不难逆转牧野之战的路线，将战争带进王畿。相形之下，虢国以东的河水反而更难渡过。晋人非常清楚自己的特殊性，不大尊重宗法制度，始终跟戎狄文化关系暧昧。曲沃形成尾大不掉的格局，最终造成小宗灭绝大宗的惨变，远在东方诸侯发生类似事变之前。名法之学发源于这种异端的环境，并非偶然。不过，即使是晋国，战争的酷烈程度仍然远不及殷商时代。晋人表现出色时，也不过斩首二百余人，虏获兵车百余辆而已。

封建不是成、康设定的固定规划，而是动态展开的长时段运动。分封必定导致次级分封，这种指数型扩展正是封建的目的之一。然而，制度的成功经常构成制度解体的主因。王畿很快就陷入加洛林王朝式的困境 [102] ，渭水流域不再有建立新采邑的空间了。殖民主义必须不断拓展，直到遭遇无法抗拒的阻力。厉王开创的做法是征发贵族的产业，填补赏赐造成的亏空 [103] 。他最终遭到贵族集团的放逐，毫不足怪。封地的枯竭深刻地改变了天子和诸侯的关系，将仲裁者变成了掠夺者。厉王和荣夷公的专利政策显然不是孤立的暴政，而是挽回财政颓势的绝望尝试，很可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尝试。穆王不顾祭公谋父忠谏，讨伐谨守传统的戎人。结果戎人不朝，开启了西方和北方的长期边患 [104] 。然而，最大的打击来自南方。昭王南征不反，构成极限来临的最初征兆。周人立国形势，以西临东。江汉是最早和最重要的殖民区，南金（铜矿）的来源。楚人占据冶炼基地对周人造成的长期威胁，不逊于周人化行南国之于殷商。

宣王短暂的中兴以全线惨败告终，太原料民暴露了王室的虚弱和封建的瓦解。仲山父声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 [105] ？”宣王不予理睬，从反面证明这些旧制度早已名存实亡。人民寡少，当然不是人口减少的结果，而是王室直辖领地分封殆尽的结果。不过，王室的加洛林化并不意味着封建的结束。强大的诸侯取代天子，继续展开多中心的次级封建，直到他们陷入类似的困境。封建的绝境就是封建的最大成就，意味着居民点和文明体系最终覆盖了所有可供垦殖的土地。

大夫秦仲在渭水上游败死，周人丧失了泾河上游的高地。楚人伐鄂、伐申，周人丧失了鄂赣边界的铜矿。至此，犬戎和楚人为周人划定了边界。军事殖民的空间封闭之日，就是封建体系的内乱开始之日。没有封地的诸公子如果不能开拓新邦，就会在亲邦掀起破坏性的政潮。宣王不得不两次武力干涉鲁国的继承权，春秋时代的精神已经初见端倪。他一死，更加可怕的党争就在镐京宫廷内展开了。异性联姻曾经是周人同化和拓殖蛮夷的有效手段，现在变成失败者依靠蛮夷亲邦发动宫廷政变的捷径。幽王的亲邦褒国和平王的亲邦犬戎都是王畿内的半蛮族依附者，并不是漆之战或龚之战的入侵者。他们为自己的保护人效力，打击敌对的朋党。畿内诸侯之所以没有像前两次战役一样发兵迎击，不是因为遭到当时根本不存在的烽火戏弄，而是因为他们在王后党和嫡子党之间犹豫不决。“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 [106] 。”平王及其党羽将政变歪曲为入侵，无疑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角色。

平王弑父的胜利激起了虢公的强烈反制，后者扮演了正统派领袖的角色。虢人宗族起源于控制渭水上游的战略要地（今天的宝鸡），克商以后又获得了两周走廊（今天的三门峡）的封地。王子余臣在正统派诸侯的支持下据携称王，距平王袭取的镐京不过数十里。“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 [107] 。”平王和犬戎的联盟犹如身陷虢人两翼包围的陷阱，没有丝毫安全感可言。平王在这种地缘绝境下仓促东迁洛邑，无异于当时的敦刻尔克大逃亡，稍有迟缓就有全军覆没之虞。洛邑虽然也在虢国（三门峡）和东虢（荥阳）的夹辅之下，但其盟友晋、郑已经对两国形成了反包围。相反，狭窄的渭水谷地缺乏远交近攻的条件。将绝地留给犬戎，其意义相当于宣王将陇西沦陷区留给秦仲。如果依附者能够站住脚，就会不利于敌人；如果站不住脚，王室也不会受到更大损失。虢人果然大举进攻关中，给弑君者的西方盟友以沉重打击，同时将自己的后方暴露给比弑君者更加危险的东方盟友 [108] 。

两个朝廷的对抗持续了十一年（一说为二十一年），才以弑君者的胜利告终。成周朝廷将自己反正已经无法享有的仲裁者权威廉价出售给野心最大的诸侯，购买了“晋、郑焉依 [109] ”的有利地缘形势。郑人剪除了东虢，为洛邑解除了肘腋之患。晋人和虢人结成世仇，几次交换他们在朝廷中的位置。斗争延续到晋献公时代，才以正统派孑遗的毁灭告一段落。东方诸侯在鲁国的示范下消极抵抗成周朝廷，直到携王遇害才无可奈何地放弃。自然，平王不可能因此而恢复宣王、幽王的信誉。诸侯相并、亲族相弑的时代开始了，解决了正统派无法解决的加洛林困境。礼乐中心和封建中心一起，从王室移向大诸侯。血泊中诞生的马基雅维利新人依靠践踏封建成例，重新获得了开疆拓土的力量。国际体系随着封建的解体而诞生，在斗争和混乱中发现了自己的规则。

四 周礼社会的各等级自由

近代社会的政治和法律自由直接源于西欧封建的各等级自由（liberty），宗教自由与liberty无关。liberty最正确的翻译不是“群己权界”，而是“私性契约特权”。封建之治，有私无公。罗马之公法，唯普世教会能用之。今人所谓列国，皆以近代各邦规模、版图逆推所得。时人心目之中，实无有界之英格兰王国或其他王国概念。王国不外乎国王及其同侪、各等级之多层次、多节点契约网络。各种特殊契约纵横交错，酷似大脑神经元网络，绝不如官僚科层制度之尊卑有序、单向流动。近代民主社会之多元性、网络性、去中心性，皆西欧封建之遗。自科层理性观之，无往而非野蛮混乱。司法讼费之外，朝廷别无正供。采邑之入，仅奉业主－国王私家之费。王事孔急，草率求助于若干自治团体，双方拟定各种特殊契约而已。

据谢尔登考证：自治市镇代表奉召赴御前，其初不以国会为名，亦不议王家大计或外埠之事。王有信用威望，市镇自然乐捐。筹款是否影响、如何影响第三方，则干卿底事、何预我邪？爱德华一世召集通国自治市镇，非但应召者不以为意，雄主之心，亦不过以为筹款多多益善而已。国会日后积累先例、蔚为巨川，在座诸公无一有此预见。终爱德华一世朝，下议院竟无集体行使同意权之例。各地代表仍然各自立约，不知何谓王国事务、何谓公共事务。卡特研究国会档案，断定各郡各市集体议事之例自爱德华三世十六年（1342）始有之。然此后各等级独立行动、目无余子，亦属司空见惯。集体议事仅以习惯为法源，依靠时间积累而渐次加强。欲求制度设计之规模优劣，则无从说起。甚至国会起源时间，武断确定于撒克逊入侵与都铎王朝之间任意一点，皆不患无词。

国会职能、议程，亦无非各种历史特殊事件积累而成。原始部落积累习俗，个人生活积累经验，皆无异于此。路径有异，积累自然不同。所谓自发秩序生成，不外乎如是。所谓不可复制性、不可重复性，亦不外乎如是，无须深文高义。吾人以英人所谓“健全常识”观之，任何科层制度之文明进步皆有自杀性。路径程序标准化肯定导致大多数个人和特殊经验知识损害或流失，得之于明者失之于暗。官僚帝国富其宫廷、弱其草野，终至早熟而先衰，拱手让位于草昧宽简之邦。学府先取知识于经验，终至理论谋杀经验，亦有其自然之理。文明取秩序于混沌，而混沌始终大于秩序。秩序一旦化为强制，混沌反噬指日可待。蛮族奉天承运，为混沌之代理人、自由之复辟者，其兴岂曰幸致？

周礼社会之礼法、等级，不幸鲜有私性契约性质。礼乐本身蕴涵广义的习惯法因素，但周礼社会宁愿选择实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发展路径。或者不如说，先在条件使它很难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历史进入轴心时代：两希文明已经非常古老而丰富，华夏文明仍然非常年轻而单薄。从时间上看，华夏文明只有两希文明的一半长。也就是说：东亚文明和两希文明的关系更接近于中美洲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诸子百家仅仅相当于斯多葛派和其他各家哲人的学说，但明显缺乏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内容。相应地，东亚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的权力或组织中心。它没有教会和神学利益集团，没有自治或独立的城市，没有契约社会和法学家阶级。罗马帝国在其官僚化和东方化最严重的时代，以上三种力量仍然存在。蛮族入侵时期，以上三种力量保护了社会中间组织。蛮族入侵只是毁灭了官僚组织，恢复了多国体系，带来了比罗马法更加平等的日耳曼习惯法。中世纪并不是黑暗时代，反而是逃离大一统压迫的解放。

迄今已知的历史和考古证据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在六千年前产生于肥沃的新月地带，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到伊拉克的地区。耶利哥出土的小麦、宫室和城墙比半坡村的半地窖式村落古老得多。亚伯拉罕时代的乌尔城邦市民住在前后花园围绕的洋房里，西汉长安的列侯没有这样的待遇。大洪水时代的乌鲁克共和国，国王、贵族和平民展开了一系列雅典式、英格兰式的宪法斗争。一千多年后，文明扩散到希腊和印度。再过一千多年，文明扩散到欧洲和中国。第三个一千多年过去，文明扩散到西非和美洲。此后，新文明没有产生。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肥沃的新月地带，所有的文明都是在原生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刺激下产生的。西欧封建是人类最古老、最丰富文明的嫡系继承者，保障多中心化的三种力量是它得天独厚的遗产，而非自我作古的创造。华夏文明位于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带，年龄只相当于两希文明的一半，文明积累远为单薄。晚清士大夫为了保护误置的虚荣，试图将古典华夏描绘成与古典诸文明平起平坐的一员，因此给诸夏设置了有失公正的苛刻标准。殷商没有犹太－基督教和罗马法的深厚沉淀，周礼社会的习惯自然产生不了普通法。

周礼社会的贵族训练包括庠、序、辟雍、泮宫等多种名目。战国以后的儒家解释说：庠是国人的乡校，序是土著的乡校，辟雍是射、御的竞技场，泮宫是乐、舞的会所。祭祀、武士和社交的内涵融为一体，人格和举止互为表里。他们通常会主持家族的祭祀、封地的祭祀，组织同侪的民社。三者都有柔性规训小共同体的意味，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礼制具有类似西欧的“司法国”功能。毕竟，礼乐的教育意义多于法律意义。礼乐教人怎样适应最适社会地位，可以造就优秀的仲裁者，但自身并不构成仲裁的具体依据。春秋时期的成文法产生以前，各地肯定存在针对类似情况的习俗或惯例，但周人的阶级复杂性较低，没有分化出法学利益攸关集团。从演化模式的角度考虑，没有利益集团守护的演化路径最有可能废弃。相反，礼乐产生了强大的教育利益集团。儒家和这种集团形成了演化意义上的共生关系，挤占了习惯法利益集团一度似乎有可能占据的生态位和演化路径。

周礼社会的仲裁位于德教和甲兵之间，三者都以德性－巫术思维为基础。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是契约的后继，产生于确定的因果关系。交感巫术依靠内外环境的相关性模拟，对因果性的概念极为陌生。周礼的仲裁需要以下的条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礼乐发挥精神熏陶和指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具体情况的自由裁量权。裁量依据仲裁者对当事人性格和环境的综合模拟，裁断纯乎一心，优先考虑对人的规训后果，而非具体事务的后果。因此，周礼宜粗不宜细。惯例的积累和细密化对礼乐的艺术－巫术效果有害，基于德教巫术的仲裁者艺术只能是一种依靠经验习得或传授的秘传心法。仲裁者应该具备巫师和艺术家的特征，而非法学家的特征。两条路径在起点相去不远，在终点就无法沟通了。原始礼法类似原始习惯法，犹如草本植物的幼苗出土时类似木本植物的幼苗，但习惯法每隔百年就会上升到新的高度，礼法却始终在相当于甚至低于周礼的层次上横向蔓延展开。我们必须注意：真正的巫术绝对不是什么骗局，严格的程度不在科学之下。巫师在其经验训练的范围内，个案操作的效果并不比实验技术员更糟，问题在于不能重复和积累，因此集体效果不如实验人员，而且层次永远停留在初始水平上。例如：如果你根据体液学说或阴阳五行学说鉴别不同性格类型，相应地推断社交和博弈后果，就不能付诸实验证据，但推断的效果不见得会因此不可靠。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擅长用交感巫术知人论世，面对缺乏这种天赋和能力的其他人，他们经常能够获得重大利益。这种人如果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中，很可能变成巫师。

巫术思维不是周礼社会独有的特征，而是几乎所有原始社会和早期文明普遍的特征。在这方面，中美洲文明尤其酷似早期华夏文明。殷商的模式如果延续至近代，就会非常接近阿兹特克人。人类相信普遍性规则或契约，其实是非常困难和违反自然的事情。几乎所有儿童都是交感巫术的信徒和语言魔法的巫师，无须任何训练。相反，理性思维才是训练的产物。甚至许多教育薄弱和意志薄弱的成年人都会经常退回到巫术思维中，面临重大压力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目前已知的普遍性规则或契约传统，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犹太人的一神教和律法传统。古代犹太人以此为认同标识，感到自己不同于多神教、巫术和人治的东方邻邦。然而，隔绝巫术思维的华夏文明几乎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概念。谁能想象一种用肺呼吸的鱼类呢？这种生物如果存在，大概应该属于某种遭到误解的鲸类吧。

早期希腊罗马存在强大的氏族组织。族长和家长在小共同体内部行使仲裁权，不逊于周礼。习惯法天真地信任家长对其亲族天然的善意，允许他们享有近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然而，习惯法的演化动力并非来自族内纠纷。城邦和各部族、部族与其他部族、公民（家长）与其他公民的纠纷不断衍生更加复杂的习惯，迫使模糊的旧习明确化。城邦不是模拟和放大的家族，不能以族内仲裁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雄辩家、律师、法官的演化升级不可避免，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路径依赖。随着国家的强大和血缘共同体的瓦解，类似周礼的族内仲裁体系连极其次要的作用都消失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在于家国同构，否则周文王及其继承者根本没有能力廉价维持“西周的和平”。较之规模相近的希腊罗马城邦，周代城邦内部的组织复杂度不高。诸侯和天子都是宗法家族的同构扩大，犹如马里亚纳海沟的巨型阿米巴虫（xenophyophore），规模超过了某些多细胞生物，但内部结构仍然缺乏分化，初期演化的路径妨碍了后期的结构深化。

日耳曼人习惯法得以汇集和体系化，得益于多重司法权威的竞争刺激。十一世纪以前，政教二元性和教廷对罗马法的改造意义重大。教会法的示范作用足够强大，垄断作用又不够强大。政出多门的封建法庭大多依靠诉讼当事方的讼费为生，有总结和改良司法程序尽可能吸引客户的强烈动机。亨利二世的普通法改革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但绝不是唯一的典范。如果说宗法封建是一座整齐有序的阶梯金字塔，西欧封建就是一座三维网络构成的迷宫。前者只要确定了亲亲关系，就能确定相互的权利义务。宗法的目的之一就是杜绝跨越层次的多重联接，保证差序的稳定性。后者肯定包括大量跨越层次和节点的联接，许多节点的权利义务不能依据血缘关系确定。多层次契约关系相互锁定、相互冲突，不断制造宪法危机。任何领主都要有所准备，为不同契约义务的优先级顺序解释权而发动战争。差序永远不会稳定，封建网络会像神经元网络一样自行演化产生新的联接。联接密度跨越阈值的时候，系统就会发生相变。相反，宗法金字塔的单线差序性为以后的官僚金字塔准备了原型。血缘的尊卑结构解体后，武断的尊卑结构取而代之。在这两种情况下，契约及其解释都是不必要的。西欧封建是司法国，宗法封建是德化国。

周礼社会的贵族是精湛的巫师－表演艺术家，通过魅惑和催眠效应调节观众的心灵。节制和均衡的魅力超过力量和热忱，故曰“先王耀德不观兵 [110] ”。文王的仲裁权不是基于古老的判例，而是依靠礼让之风的熏陶。各国君主无法抗拒德性的巨大魅惑，竞相以体贴和蔼的举止提升阶级地位，从而解决了战争解决不了的领土纠纷。大臣的任务是揆理天地，发挥自身的德性感染力，像优秀的音乐家调节舞者的步伐节奏一样，诱使各等级心悦诚服地各安本位。仲裁是德教不足的证明，必须以柔性规训代替自愿效仿。甲兵是仲裁失败的证明，必须以刚性规训代替柔性规训。然而，即使战争也是德教魅惑法术的一部分。惩罚的严厉程度并不取决于主角演员的罪行轻重，而是取决于广大观众的剧场效果。罪人可能得到与其罪行不相称的宽大或严惩，只要这样有利于德性影响力的最大化。纣王这种人之所以众恶所归，主要是演出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罪行仅仅属于个人。观众如果窃窃私语，那就是导演或指挥艺术不够精湛的缘故。共同体出现任何混乱，都怪在上者德性不足。他应该根据交感巫术的原则，演出符合扰乱性质和程度的忏悔仪式。这些仪式能够恢复天地德性循环的平衡，犹如人牲能够平息殷商祖灵的怒火，血祭能够防止阿兹特克太阳的熄灭。

周礼社会的平民村社生活在不同节令祭祀规范的节奏中，祭祀包含教化村民配合天地德性循环的意义。春季不宜杀生，夏季不宜储藏。逆时而动，就会上干天和。他们将符合时令的物产送给领主，换取他们的保护，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法庭或议事会，他们的习惯也约束不了领主。他们享有消极性质的自由，免除了高级政治的责任或负担，自己的社会组织不会解散重组，即使在易君、亡国、迁移的剧变中，他们的氏族和民社都会保持原状。他们不需要通过各等级会议之类的制度参与政务，只需要保护自己免遭其他等级的干扰。他们的军事义务即使存在，也是若有若无的。村社的祭祀往往不同于封国，像防火墙一样保护着他们自己的生活。野人和平民的区别是含混而暧昧的，很可能所有的平民都是野人浸染封国礼乐的结果。近郊的前野人融入封建体系较深，仅此而已。

周礼社会的百工地位介于国人（贵族）和野人（平民）之间，负责武器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生产。殷商对战车和青铜武器的生产实施管制 [111] ，周人也不例外。“国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 [112] 。”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 [113] 。”2003年庄李M9墓葬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以三鼎二簋、两马一车随葬，说明他们享有“士”的待遇 [114] 。 “殷民六族”之类的匠户构成技术人员的核心，像封建家臣一样世袭。他们人数虽少，但位居要害之地，组织模式和行动模式酷似贵族领导的附庸、家臣。楚人以子西、昭雎为工尹，以掌百工。这种管理模式相当于前任国务卿奉命主持原子能委员会，普通大臣不能望其项背。推翻周厉王的政变中，他们和国人一起行动。推翻卫庄公的政变中，他们扮演了国人的领导者角色。王子带发动的政变中，他们发挥了核心作用。悼王不得不“盟百工于平宫 [115] ”，争取他们的合作。他们在封建解体的混乱中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不亚于1917年的彼得格勒铁路工会和1989年的波兰团结工会。

叁   通向盛夏之路

一 诸夏与夷狄

封建各邦乐于运用诸夏的称谓，将自己和土著区别开来。虚拟的系谱学规定，殷周诸侯、氏族都是夏人的旁支。亲缘关系是礼法所出的土壤，创造了文明共同体的可能性。夷狄不知礼义，血亲关系的混乱极易造成宗社的灭亡。宗社的灭亡不是族群的灭亡，而是文明层次的倒退。夷狄有俗，诸夏有礼。伊川披发野祭、徐戎几起几落，可见文野之间的相变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现象。周礼的主要特征和优势在于明确界定父系家长制和继承权顺序，杜绝了乱交和门户不当的联姻，通过祭礼实现了同心圆式认同。从周礼社会的视角看，夷狄享有原始丰饶的胎儿式幸福。混乱是自然状态，文明是借助礼法的自我超越。周礼社会为宗法秩序自豪，犹如柏拉图社团为几何学原理自豪，法利赛社团为经学造诣自豪。边界是文明脱颖而出的标志，突破的取向体现了文明的特征。

从地理上讲，诸夏群岛散布在夷狄的海洋中。野蛮的洪水时而上涨，时而后退。退潮时节，遗留在王畿内部、诸侯之间的夷狄就像封建附庸一样行事。宗周、成周和各诸侯都获益于自己的蛮族依附者，往往通过联姻将他们纳入更加正式的封建体系。半蛮族发动政变往往是同化成功的重要标志，因为他们已经深陷朋党斗争而无法自拔了。春秋初叶的蛮夷滑夏往往属于这种情况，更多地反映了中原核心地区的封建体系已到瓜熟蒂落季候。各贵族集团失去了拓殖的空间，却没有降低领地的欲望。他们如果将敌对朋党的政变称为蛮夷入侵，原因很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保护蛮夷附庸的同类活动。当然，这种斗争有时会弄假成真。卫国的灭亡就是显例。

卫国的灭亡和仙鹤的关系，显然不会多于宗周灭亡和烽火台的关系。卫懿公自然是暴君，也就是说他肯定得罪了国人（贵族）。后者在战争最危险的时刻，突然拒绝拿起武器，将他置于绝境。“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 [116] 。”也就是说，他拒绝隐瞒自己的高贵身份，放弃了冒充小人物逃出战场的机会，甘愿将狄人的攻击吸引到自己身上，像真正的骑士一样英勇牺牲。以身殉国的壮举居然不足以抵消饲养宠物这种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小错，如果所谓的宠物仙鹤当真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卫国的巫史显然是卫懿公的敌人，在亡国大事上却找不出更加严重的罪行，说明国君可能非但不是罪魁祸首，反倒是罪魁祸首的牺牲品。任何人都不难看出：临阵脱逃才是封建贵族的奇耻大辱，比养不养宠物严重得多。附庸将领主抛弃在战场上，在他牺牲后还敢活着回来，干犯了荣誉法典的每一条，居然还能理直气壮地控诉牺牲者，实属骇人听闻，充分证明卫国的封建文化早已陷入紊乱，这才是国破家亡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封建制度瓦解后，任何时代的军人临战抛弃长官，都逃不了军事法庭的制裁。

这种严重践踏封建精神的背叛当然不能没有借口，于是灵公就被塑造成动物保护主义界的殉道者。卫国的基础是大邑商的遗民。如果我们相信周人的宣传属于夸大和歪曲而非纯属捏造，就得相信他们用同样的手段搞垮了纣王和武庚。当时各族群的政治文化遗传性很强，残民怯于公战，文过饰非的可能性甚大。如果卫国的巫史华龙滑和礼孔没有戏弄蛮族，国人的诡计似乎很有可能获得类似牧野战后初期的完美结局：蛮族替他们除掉讨厌的君主，然后把朝歌留给他们。他们没有料到布局失控，蛮族居然没有在纣王垮台和武庚灭亡之间留下足够的间歇。如果计划顺利实现，这段间歇期本来应该是他们留给自己的奖品。这种机关算尽的私智正是“残民”之所以为“残民”的主要原因，他们已经有能力理性地开发自己的毁灭，智慧地安排最后的一注。

即使在欺骗蛮族、弄巧成拙以后，卫人也不是注定灭亡的。在此时此刻以前，卫国在朝廷中的地位一直高于齐国。他们是康叔和纣王的继承者，亲藩和诸侯的领袖，人口和资源都多于新开发地区的诸侯。卫拥大邑，以水道纵横著称，地势非常不利于任何外来者迅速前进，然而国人抛弃君主以后，没有依靠坚城和水网的天险进行任何抵抗，而是席卷细软逃向河岸平原，在地形最不利的地方落入追兵之手，遭到灭国性的屠杀。这种反常的部署说明了以下的可悲事实：国人不愿或不能服从任何人，无论是暴君、暴君的敌人还是其他人。逃亡者很乐于像牺牲国君一样，牺牲留在城里的市民，让他们消耗狄人的时间，给自己的逃亡创造条件。然而，囚徒博弈的原理发挥了作用。其他人并不是傻瓜，想出了同样的策略。于是大家同时抛弃天险，自取灭亡。最文明的群体最容易因私智而灭亡，因为彻头彻尾的理性是德性解构的结果。

灭卫的狄人不是纯粹的蛮族，而是类似苏格兰高地人的封建依附者，证据甚多。春秋初年，他们已经建立了鲜虞、鼓、肥三国。鲜虞非但有君有姓，而且与卫、晋两大邻邦同姓 [117] 。夷狄无君臣、无姓氏的学说显然只能代表他们文明化以前的状态。姬姓如果不是满足建国需要的模仿，就是夷夏联姻的结果。晋之君臣，泰半出自夷夏联姻。狄人与晋之公室、六卿盟誓、授土、受赂的记录与春秋相始终。成周天子并不例外，娶狄女为后 [118] 。卫人和狄人的关系同样密切 [119] 。狄夏盟誓的内容酷似威尔士酋长和诺曼骑士的类似协约，渐渐将土著父老变成了封建领主的被保护人。“和戎”成功的领主牺牲了狄人珍视的玉璧、宝器，换取了狄人贱视的土地和步兵。晋西北高地和太行山的狄人以能征惯战的山地步兵团著称，对晋国封建兵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具体的交易很可能有利于土著，但长远的后果总是不利于他们。初通礼乐的狄人发现自己从盟友变成了附庸，自然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报复性的战争一再爆发，并非不类似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誓师。狄人擂鼓伐罪，指控奸诈的夏人侵夺和诈取他们祖传的土地。这种战争与其说阻碍了，不如说刺激了狄人的礼乐化。从战争程序看，他们已经精通“大刑用甲兵”的仪式。他们也部分掌握了夏人的战争技术，经常出动百辆以上的兵车。这些训练促成了狄人大国中山的诞生，该国宫廷依靠礼乐不亚于俄罗斯帝国朝廷依靠法语。甚至在战国法家势力的顶峰，中山仍然因不合时宜的儒风引起列国侧目 [120] 。

从狄人的理论上讲，伐邢灭卫恰当地惩罚了诸夏的欺骗。从地缘形势上讲，狄人东征临河是鄂尔多斯－陕北高原、晋西北高地、太行山区各族群的波浪式运动结果。最初的动力源于晋人在汾水河谷的扩张，筑城晋阳将狄人的部族一分为二。平王的篡夺解放了他的支持者，允许他们像夷狄一样行动。晋人戎风最盛，灭宗周诸侯最多，虽楚人亦难比肩。耿、韩、杨、魏相继落入虎口，在河水北岸奠定了普鲁士式的超级大国——领土和宪制都跨越了华戎边界的二元邦国。晋献公在国内夷灭诸公子，在国际上消灭正统派，都依赖于狄夏盟约的稳定性。他的死亡立刻掀起了二元帝国的长期内讧，导致了公子重耳的长期流亡。晋文公不仅奔狄，而且联姻赤狄、任用赵衰（赤狄代理人）更增加了上党地区白狄的压力。晋国的界外（狄人）领地将冲击波向东西两翼传递，各部族的多米诺骨牌随之倒下。一条骨牌链从太行山倒向河水中游，冲垮了卫国；另一条从鄂尔多斯高地倒向泾水上游，塑造了秦国。

齐、宋、曹联军将遗民送往南岸，重建卫国。诸夏国际会议决定封锁河水，各邦轮值要冲。也就是说，他们将曲沃武公和晋献公的后晋国视同夷狄。齐桓公在这次会议上崭露头角，以东方诸侯的领袖自居。“尊王攘夷”既有宪法意义，又有地缘政治意义，二者不是平行的概念，而是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夷狄无君，并不意味着夷狄没有首领或君主，而是说他们缺少规范的宪制，君不君臣不臣。晋人的篡弑和残杀威胁到他们的夏人资格，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反向的推论难以避免。诸夏如果发生践踏礼法的政变，就会将自己降低到夷狄的水准。夷狄如果习惯礼法，同样能够跻身诸夏之列。因此，攘夷可以解释为诸夏的护宪军事行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业绩主要在于镇压方兴未艾的僭主政治，夷狄不是主要的讨伐对象。“尊王”的意义也不在于服从成周流亡政府，毕竟天子和齐桓公都是政变成功的党派领袖，而在于“宜粗不宜细”地维护礼乐秩序（“王道”）的根本精神，为此允许牺牲某些具体内容。“霸主”就是华夏世界的苏拉（Sulla），既是法律的破坏者，又是宪法的拯救者。“霸道”是“王道”的机会主义退化，但仍然具有宪法仲裁的性质，类似拉美和土耳其的军事政变，由不合法的军队取代合法的最高法院。“霸道”的合法性依据来自镇压僭主的必要性，后者为了毁灭宪法而践踏法律。

齐桓公正而不谲，意思就是：他比较忠实地维护了宪法的精神，堪称后起霸主的楷模。他名垂青史，主要就是因为匡正秩序的贡献。也就是说，他暂时阻止了宪法颓败（礼崩乐坏）的危险趋势。后起的霸主面临类似的情况，多半会利用护宪的名义，牟取一己之私。就攘夷而言，他的成就是名不副实的。他非但没有挽回朝歌陷落造成的地缘溃败，甚至不能维持诸夏联军亡羊补牢的河防。郑国的宪法危机导致高克逍遥河上，河防最终全线崩溃。老马识途的罗曼司更像一则海客谈瀛的战国寓言，根本不符合春秋初期的燕国形势。西征大夏的目标如果是规训诸狄和晋人，结果显然适得其反或毫无用处。南征楚国虽然得到了包茅和美谈，却没有阻止楚成王在桓公生命的最后九年继续吞并汉东诸姬。他最长久的外交成就在于播种了未来的晋文公，将心怀贰志的晋国拉回诸夏联盟。否则，这个联盟大概不会比宋襄公的寿命更长。后来，晋人又以类似的方式播种秦人。然而，这种策略意味着机会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对诸夏核心是祸是福，殊难逆料。成周朝廷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再度归化的晋国给他们造成的伤害，超过了反复无常的狄人。

无论如何，诸夏已经没有其他选择。齐桓公的神秘死亡解放了一大批僭主，包括齐国内部的僭主。宋襄公接受了霸主的衣钵，恢复了齐国的宪制，绥靖了淮夷的骚乱，重新召开诸夏国际会议，却将霸业和礼乐一起断送在楚人手中。仁义之师的败北体现了太多的象征意义，从根本上动摇了诸夏的信心。现实政治的理由告诉他们，现在只有晋人才能平衡楚人的势力。晋人吞并河北诸姬的野蛮程度，丝毫不逊于楚人吞并汉阳诸姬。晋文公谲而不正，索取天子在北岸的残余据点，作为尊王攘夷的代价。温、原各邦都有古老光荣的历史，远远超过曲沃庶孽的后裔，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夹缝中。晋人非但不肯援助同姓各邦，反而要求他们购买盟主的保护。然而，环顾宇内，诸夏周边的半蛮族势力当中，晋人已经是保存礼乐最多的亲邦了。从文明价值观和现实政治考虑，晋人当仁不让。晋人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兼并了狄人的大部分土地，包括殷、卫的故土。绥靖狄人的亟需造成了一系列军事管制性质的边区临时政府，为后世郡县张本。

二 文明共同体的宪制秩序与世界秩序

在宗法共同体内，礼乐的政治意义相当于柔性宪法。礼乐规范了出身、等级和继承权，抑制各等级可能存在的僭越之心，保证了一个各得其所而非公正平等的社会。礼乐名义上出自周公之手，实际上则是殷、周、各盟国和各地土著习惯法的综合体，没有严格明确的形式（除后世伪托的记录以外）。礼乐在其最上层具有普世性，构成国际主义贵族社会的阶级标志；在其最下层具有开放性，不断吸纳各族群的造法习俗。诸夏的多元性和共通性主要依靠这种动态演化过程维系。习惯法的黄金时代位于从部落到封建的中间期，前文明时期的达尔文式经验积累在此时达到最高峰。文明复杂到足以产生国家以后，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专业化就会逾越不可回归点。强者和智者结成危险的联盟，用有文的武断立法和理论建构开发和删减无文的习俗规范和经验知识，从而导致了有机性的破坏，促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断裂。在西欧，这一过程通常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或“新兴专制对古老自由的胜利”。

封建的本意就是自发秩序和特殊主义，没有代表普遍主义和公共权力的国家。在没有公共权力的情况下，各方行为主体由于战斗力和生产力（前者明显更重要）的天然差异以及各种血缘和文化亲疏关系，不可能形成理想共产主义或理想霍布斯丛林。多重博弈的自然结果就是各种彼此独立的保护－供养关系网，再加上错综复杂的地缘团体和血缘团体。国家是人为的单方面权力，产生于封建之外，意味着强者和智者狼狈为奸，践踏习惯法和保护契约双方的传统。雇佣兵、雇佣官吏和税收就是国家本身，属于武断的创新。官吏的主要用途是收税，税收的主要用途是维持军队。新权力最初必须依附大君侯，因为萌芽状态的雇佣兵相对于封建骑兵－民兵还没有明显优势。优势不可逆地建立以后，仍然保留部分封建性格的君侯也就变得不必要了。于是，革命时代来临。依靠能力和机运的僭主取代依靠出身和权利的君主，这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真实涵义。

在远东，儒家将这一过程称为“礼崩乐坏”。他们暗示：礼崩乐坏以前，华夏世界的内外秩序近乎完美。周公作为罗慕路斯和努玛式的文化符号，应该享受宪法缔造者的荣誉。这种想法不大能获得历史记录的支持，因为礼崩乐坏其实正是这两种秩序展开其内在可能性的过程。礼崩乐坏的初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春秋时期），秩序的复杂性和成熟性达到最高峰。此后（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战国时期），武断之治的升级导致了秩序的再度简化或退化。周政的原始性是自然演化的早期阶段，秦政的原始性则是人为收割造成的退化。诸夏的鲜花怒放于两者之间，郁郁乎文哉。然而，僭主政治的漫长寒冬也是各文明所罕见的。

宋襄公的败亡结束了霸政的天真时代，诸夏放弃了霸主免费供应秩序的希望。城濮之战开启了晋楚争霸的新时代，势力均衡策略在东方诸侯当中盛极一时。晋人在现实主义传统和礼乐传统之间保持平衡，维系了盟约体系的长期稳定。在此期间，礼乐秩序的定义大大放宽了。各邦宪制的地方性和特殊性日益突出，部分源于各地族群结构的差异，部分源于各邦政治家的宪制决断。这两种因素并非互不相干，因为宪制演化与各邦跨族群成长的两部历史互为因果。春秋既是西周封建解体的时代，又是各邦封建成熟的时代。即使鲁、宋这样缺乏拓殖余地的古老诸侯，到春秋末期都建立了围绕自身的“小西周”体系。伟大巫师的时代结束以后，伟大权术家的时代开始以前，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时代如日中天。

齐人为管仲和晏婴而自豪，实际上反映了国、高、鲍、崔、陈等大贵族组成的寡头俱乐部极其强大和自信。唯其如此，齐国才会同时出现两种貌似相反其实相成的现象。国君微弱，几乎不能自保。唯才是举，寒门叱咤风云。其实，两者的幕后主持人都是大贵族。他们既能操纵国君，又能简任贤才。前者保证了寡头对君主的阶级专政，后者保证了寡头之间的势力均衡。在齐桓公和国、高二氏分领三军的时代，有才略而无根基的管仲最适合维持宪法的平衡。国惠子、高昭子和陈僖子共治的时代，疏族晏婴最适合调停景公君臣。这些执政大臣的身份都不是独裁者，而是仲裁者。前者只需要权术，后者才需要政治。仲裁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和健全直觉远比独裁者多，正如奥兰治亲王的任务比成吉思汗复杂得多。贵族共治制度出于平衡的考虑，产生了不同于列国的乡里和都邑。齐国的乡里比各国小得多，因此赐田才会动辄数百里。国君和贵族分领各里，其中包括各种农、工、商集团。齐国的都邑比各国更大、更重要，拥有自己的产业团体和预备役军队，身份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国人。国君和大贵族不习惯直接征敛非常繁荣的都邑，更愿意依靠开发山泽和贸易专利政策牟利。战国后期，齐国的盐铁和纺织实业高度密集，远远超过其人口和面积应占的比例，直至王莽时代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与其特殊宪制不能无关。

在儒生发明的历史中，鲁国始终是仁义之邦。从技术上讲，这不是历史的事实。从精神上讲，这确实具备诗的真实。鲁国的宪制也在崩溃中，但他们的政变仍然与众不同，尤其不同于秦、晋两国的政变，犹如泰国的政变和苏联的清洗从来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孔子对待阳虎的态度，如果用在韩、赵二家就会引起杀身之祸。三桓通过祭祀的怠慢驱逐孔子，只能发生在沉溺于周礼神话的宫廷。真实历史上的西周，甚至齐桓公时代都没有将礼乐文明发展到如此精致微妙的境界。如此难得的贡献，难道不足以抵偿区区乐舞的逾制么？后世儒生谴责季氏的不臣之心，因为孔子遭到如此费厄泼赖的逐客暗示，无异于不识时务的蛋头学者（egghead）谴责雅典民主的野蛮残暴，因为他们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道方式处决苏格拉底。任何人稍有健全常识，都不会看不清：以孔子和苏格拉底肆无忌惮的行径，在同时代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会面临更加可怕的下场。孔子通过周游列国，切身体会陈、蔡、卫、楚、晋各邦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最终宁愿终老故乡、著书立说，主要就是因为寄托在外邦的希望已经破灭、寄托在未来的希望尚未破灭。《春秋》不能使乱臣贼子惧，却能将周礼的种子投向未来。只有宋人（殷人）的热忱和鲁人（周人）的迂腐融为一体，才能产生孔子这样的极品。甚至齐人都无法忠诚地接受这种近乎绝望的希望，除非允许他们加入大量阴阳五行的兴奋剂。

曲沃武公、晋献公和晋文公的三次政变奠定了晋国的现实主义政治传统，最后通过三晋和秦人塑造了法家的黑暗系谱。曲沃武公夷灭正统宗室，晋献公锄诸公子，为六卿体制准备了空旷的政治处女地。诸公子林立的中原各邦犹如茂密的丛林，流亡者集团根本没有扎根的余地。文公、襄公强盛的秘密就在于公室寡弱、大臣独断，但六卿没有形成齐鲁式的费厄泼赖传统，却继承了武公、献公斩草除根的马基雅维利传统。先氏、羊舌氏被以细故构陷，灭族。赵简子诛窦鸣犊、舜华，孔子临河而叹。介子推和赵氏孤儿的罗曼司情节虽然纯属捏造，阴刻的政治气氛却非常符合北方普鲁士的精神。厉公的反扑断送了公室的残余遗产，自己也落到诸公子和先氏的同样下场。我们对照鲁昭公、鲁哀公面临的同样政变和不同结局，就会发现儒法斗争的精神早在儒法两家正式诞生以前就存在了。晋悼公完成了公室体面投降的历史性任务，然后通过更识时务的早夭，将血腥的竞技场留给了残余的世卿。在此期间，丧失霸主的国际体系完全解体了。大空位时代是僭主的春天，公室和小邦纷纷倒下。尘埃落定以后，国内和国际的礼乐秩序同归于尽。“霸道”步“王道”后尘，抛弃了不再需要宪法的世界。绝对主义和军国主义联翩登场，接受了文明收割者的天命。

从此以后，唯一的疑问仅限于收割者的人选。赵氏曾经最孚重望，因为他们是晋国的夷狄代理人，正如晋国是华夏世界的夷狄代理人。他们的天命从筑城晋阳开始，一直通向兼并中山，始终与夷狄相始终。除了他们的族人秦国，没有人能够跟他们争夺军国主义的使命。然而，一系列阴差阳错夺走了他们的天命。他们未能继承全晋，打开汾水到渭水的天然通道；未能驱使白狄，打开鄂尔多斯高原到渭水的天然通道。结果，天命毫不意外地落入秦人之手。终春秋之世，秦晋政治文化的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晋人在他们家常便饭的政变中，总是以秦国为逋逃之薮。秦人的政治时间表总是比晋人慢半拍，犹如俄罗斯之于普鲁士。名法之学不是凭空发明的抽象理论，而是浮出水面的三晋历史传统。三晋游士产生早，自然首先面临供过于求的命运。同时代的秦国仍然处在游士供不应求的更原始阶段，自然会吸引三晋的多余人和失败者。李悝、申不害之于商鞅、李斯，犹如鲁登道夫之于列宁。精致的钟表变成了粗糙的巨石阵，但性质和用途仍然一脉相承。秦人只要毁灭唯一的军国主义竞争者，就能独占天命，完成晋文公传统对齐桓公传统的身后胜利。

郑人之于晋人，无异于晋人之于秦人，相当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致缩小版。晋、郑联盟以紫夺朱，将正统出售给弑君者，买下了霸主的基业。他们的差别在于：郑人限于地缘形势和宪制结构，格局天然较小。他们的霸业只是昙花一现，“郑伯克段”的危险传统却开启了永无止境的政变。郑人擅长以意大利式的诡诈算计诸公子，却无力以晋献公式的果决消灭他们，结果付出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代价，却没能享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红利。他们地处世界中心、兵家必争之地，宪制演变从属于世界体系的演变，内政变成了外交的延伸，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抑制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恶性发展，因为胜利的列强联盟与和平的国际会议都要求诸夏的“比利时”保持政治稳定。郑国的大臣必须首先擅长平衡国际体系，然后才能平衡国内各党派。伟大的子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将平衡的艺术发展到无比精湛的境界。他的精湛只能延缓并不能阻止宗邦的没落，因为这是事物本身的性质所致。礼乐文明的终极价值在乎艺术升华的高度，而非现实主义的效果。这种价值观消失以后，伟大的政治家、精巧的宪法体制和国际体系就不再有什么价值了。春秋后期的郑国是一件艺术品，不能苟存于不再需要艺术的战国。

卫国的残民不出百年，再度发展到既庶且富的境地，但他们的民德没有多少变化，无法赢得列强的尊重。卫人将他们的财富和精力用于巫术和娱乐，吸引了在这些方面不大内行的大批邻邦游客。他们扮演了消费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引领华夏核心数百年，不因亡国而中断，余风延及东汉。他们将初民的热情放纵和末人的玩世不恭结合在一起，解构了团结共同体必需的德性，开发了怀疑一切、嘲笑一切的天赋。他们不是破坏礼法，而是玩弄礼法。国君的混乱私生活和诸公子的混乱政治难解难分，使卫国无法获得与其物质力量相应的威望，也培养了老奸巨猾的腐蚀性手腕。宫廷的淫乱和大臣的跋扈变成了常态，在秦晋肯定会引发迅速和残酷的政变，在这里却变成了有气无力、没完没了的毁谤和收买。丑闻层出不穷，但国民的败坏不亚于宫廷，因此只会引起半羡慕半嘲讽的反应。名士才华横溢，却总是抗拒不了丰富的禄米，以行为艺术终其一生。邦国极其富裕，但收益都消耗在逸乐和收买的无底洞中。孔子最初以为巨大的财富和人口最适合重建礼乐，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厚禄和戏侮的对象，因为卫国宫廷早已习惯用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控制名士的野心，根本不信世间还有不能收买和打击的理想主义者。卫人凭借腐败的力量，居然比强者和智者更加长命。

周室东迁解放了宋人，组成封锁线的各邦自顾不暇。宋人在桓公、襄公之际，恢复了民族主义的记忆，大肆鼓吹“有虔秉钺，如火烈烈 [121] ”的先王先公，梦想在东方重建“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122] ”的小宗周。襄公的败绩并不是霸业的终结。宋人只是放弃了不切实际的世界盟主梦，全力经营淮、泗诸侯。其实，淮西朝贡体系也是襄公创始的。他在春秋时代一直是正面人物，“襄”这样难得的美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宋、楚经营淮北，其势不能两立。晋宋联盟是现实政治的必需，并不仅仅是泓之战的遗恨所致。成、昭之际的反复政变沉重打击了周式宗法制度，使继承权落入庶孽文公一系。宋共公迁都相城，抛弃了比朝歌和宗周更加古老的遗产。新都据濉水以临楚人，保护了背后（北方）的泗上诸侯，奠定了宋人在战国时代的发展空间。宋平公的国际和平条约满足了苦于内乱的晋楚两国，但主要是解放了宋人自己。他们毕竟是小国中的大国，只有超级大国的霸权才能抑制他们兼并真正的小国。宋景公灭曹的手段比楚人更加武断，完全没有忌惮封建传统权利。这种敬畏之心曾经在楚国面前保护过蔡国，在齐国面前保护过鲁国。显然，这时的宋国已经不再是封建国家。宋悼公迁都彭城，说明襄公开创的保护国体系已经完成了帝国整合。宋人的最后几代陷入酷似“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内乱，戴氏发挥了类似韩赵魏田的历史功能。桓侯的奢侈和康王的黩武都是绝对君主制胜利的初期征兆，跟齐威王和魏武侯的类似行径意义相同。然而，宋人的地缘形势和机会窗口都要狭窄得多。他们的灭亡就是因为在新君主国争雄的舞台上来得太晚，又不肯放弃。列强的战国式宣传充满了总体战的精神，没有丝毫可信度，撇开罗曼司的成分，其实只是在谴责“千乘之国”凭什么敢做“万乘之国”做过的事情。

楚人不仅自居蛮夷，其宪制确实完全不同于华夏世界。楚制可以视为广义的贵族封建制，但周人的宗法、爵位和采邑制度从未行于楚地。史书所载的执珪 [123] 、执帛 [124] 、五大夫 [125] 、都是楚人的爵位，但爵位并不自动产生封邑。封君食邑，多为公族苗裔，至少也是名门贵胄。爵位可以因战功而封授给平民，能否世袭难以确定，往往有夺爵的事件，因此比封君浮滥得多。封君与县公并立，构成楚国地方制度的核心。县置于边境或军事要害，往往就是楚国兼并的诸侯。县公的独立性比后来郡县的长官大得多，往往自视和被视为亡国诸侯的继承人，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外交活动。叶公和孔子的交涉似乎就是这类活动的一部分，叶邑是方城之外的古国。较之春秋诸夏，楚人王权强而封君弱。较之战国郡县，楚人却是典型的贵族政体。

三 游士与启蒙者

封建体系是社群主义的黄金时代，不存在没有共同体的个人。文明人的资格取决于他在共同体内的身份和关系，孤立的个人无异于夷狄和野兽。西周以王道仁政著称，因为朝廷不会拆散民众的小共同体，无论氏族还是村社。个人脱离社区，通常意味着巨大的不幸和残酷的虐待，几乎没有人会自愿这样做。春秋时代，这种不祥的情况开始出现。贵族在政变中丧失身份，沦为周游列国的浪人。他们像背井离乡的但丁一样，时刻怀念祖国，梦想下一次政变会将权柄交给自己的朋友，然而很少如愿以偿。战争和兼并制造流民，他们只能指望找到一位建设新邑的仁慈领主。随着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战争升级和制度溃败，关东各地无不流民遍野。新君主及其法家大臣建筑新都、开垦荒地，无不依靠招徕流民。邺城、大梁一类的名都，河西、代郡这样的郡县就是这样诞生的。建设的速度之快，本身就证明了社会解体的严重性。在井井有条的封建体系下，仅仅临时抽调数千人力都是极其困难的任务。春秋末年，中原的可垦荒地已经不多。人口过剩的问题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使儒家“修文德来远人 [126] ”的理想变得迂腐可笑。流民占据了贵族田猎和游玩的山泽禁地，以打猎、捕鱼、开矿、烧炭为生，可能还会顺便抢劫附近的采邑。这就是所谓的“崔苻之盗 [127] ”，出现在率先解构封建的郑国并非偶然。盗跖庄蹻的罗曼司开始流行，预示了未来的流寇时代。在组织资源丰厚的封建社会，大规模的流寇是不可想象的。在组织资源匮乏的吏治国家，流寇才会构成扁平化社会的不治之症。

浪人的失败者向下，流民的成功者向上。各种丧失归属的冒险家在社会解体形成的真空地带相遇，形成了绵延千年的游士传统。独立的个人既是社会解体的产物，又是社会进一步解体的原因和催化剂。解体（社会）、解放（个人）和启蒙（思想）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三个不同侧面，都以游士的演化为枢纽。《尚书》告诉我们，“士”或“夫子”都是武士的泛指。武王在牧野战前的演讲中，认为这个概念可以同时适用于各国的战士和军官。封建主义的武士是一种基于出身的权利，技能取决于罗马式的经验训练，没有或几乎没有纯粹抽象的学问。这些训练从少年时期开始，从不脱离贵族阶级的实际生活。贵族的天职就是长期和精练的仪式活动，在孔门的六艺中留下了痕迹。“礼”和“文”的概念都同时包括了祭祀、交际、军事、分配和仲裁的内涵，这些程序都是有形态战争的必要组成部分、文明人类身份的重要标识。蛮族同样好战，但他们的勇武缺乏仪式性，因此不能跟禽兽相区别。晋文公在城濮之役前夜简选将才，首先考虑“文”的造诣，原因就在于此。从习惯法演化的自然顺序看，礼仪是战争的副产品，文化是礼仪的副产品。直至春秋末叶，这些德性都从属于同样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懂得怎样选择恰当的场合，引用《诗经》的恰当段落，社会就会认为你肯定知道怎样参加射箭比赛，而且不会在决斗中丧失勇气。

游士丧失了固定的共同体、领地或世职，依赖外邦甚至敌国宫廷的临时性资助，在春秋初叶还是极其罕见的偶然事件，在人们的想象中经常伴随着亡国、政变、剥夺继承权的痛苦纠纷。然而，宪制的崩溃最终导致了阶级的崩溃。同样的处境对贵族流亡者意味着悲剧，对平民或归化者却意味着机遇。从传说中的管仲开始，春秋时代的宪法破坏者越来越习惯用游士的待遇吸引平民或外邦人。将贵族的经验提炼成脱离贵族生活方式的抽象知识，在子产时代仍然颇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在孔子时代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渠道，在战国初叶发展成大规模产业，在战国末叶造成了明显的人才过剩和官职匮乏。历史之人难以理解大大超越自己生命周期的长时段趋势，经常将同一头大象的鼻子和尾巴视为不同的生物。孔子一面抵抗“礼崩乐坏”，一面躬行“有教无类”，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创的先例损害周礼社会，远远超过寻常的乱臣贼子。

从封建主义的角度看，启蒙就是促成社会解体的腐蚀剂。社会在解体的最初阶段，就会释放出健康时期储蓄的全部能量，仿佛烟花在燃烧时最为灿烂，然而漫漫长夜的命运就在此时此刻注定。浅人不察，居然以为腐蚀剂隐藏着盛世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的下场是害死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盛世的影子。兴奋剂可以牺牲强健运动员的老年，购买暂时的优异成绩，却会立刻夺走病人的生命，买不到任何优异成绩。文明的本质就是挥霍，烟花的高度取决于启蒙以前的积累厚薄，跟启蒙者没有多少关系。然而，人类天然具有自我毁灭的隐秘欲望，因此面包极少受人尊重，兴奋剂经常千金难买。孔子及其门徒位于面包和兴奋剂之间，开辟了启蒙的伟大传统，却对启蒙传统的下游感到恐惧，最后被新一代游士预支未来的高明技术吓破了胆，重新投入周礼的怀抱，幻想这样就能保存永续开发的元气。

随着封建体系的崩坏，贵族的修养变成了游士的知识。前者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有高低，没有真伪。后者是脱离个人生活的待售货物，因此职业道德非常重要。优秀贵族的修养首先来自近乎本能的阶级定位，由此而派生了待人接物的最佳竞技状态。经验知识就是最佳状态的自然流溢，犹如罗马元老和英国绅士的德性，犹如妻子对丈夫、骑士对骏马的操纵能力，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在记录和教授当中损失了最重要的部分。赵衰和原伯贯不需要或是几乎不需要专业技能，因为勇敢自然会产生慷慨和诚信，骄傲自然会产生仁慈和体贴，外交、竞技、军事、仲裁的优异表现都是这些德性的自然结果。只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的共同演化才能产生良好的贵族修养，书面知识的记诵只会产生笨拙可笑的官吏学究。协调是天真时代朝露未晞的蓓蕾，正确是晚期文明东施效颦的标本。孔子时代的君子是这样一种人，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精湛的艺术。他在外交宴会上仿佛偶然地想起《诗经》思乡的诗句，隐喻盟国期待援助的急切心情，巧妙地启动了同侪的灵犀。等到教育专家、礼仪专家、军事专家、行政专家、外交专家各自将原属贵族社会的经验知识抽象化、书面化、大众化以后，文明的艺术就越过了自己的巅峰。这就是所谓的百家出自王官，道术为天下裂。贵族的礼乐肯定是诸子百家的文化星宿海，但这绝不意味着西周设置了后世那种官僚化的教育机构。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机构，反倒会破坏封建精神，产生不出优质的天然贵族。

孔门弟子发挥的历史作用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张为国氏、高氏提供礼仪咨询服务，雇主坚持索取超过其阶级地位的排场。依照孔子本人推崇的古大臣之风，“堂堂乎张 [128] ”似乎应该力谏一身系天下之望的世卿：不要忘记他们对礼乐文明的神圣责任，不要为将来的野心家提供可乘之机。然而，这位贤人宁愿遵循雇佣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顾客永远正确，专家只负责知识的准确性。知识的用途是好是坏，跟他毫无关系。这种职业道德已经是贵族责任伦理的倒退，不久就开启了更加彻底的倒退。战国初期的游士很快就不再坚持对顾客保持诚实，只要求在游士相互之间保持共济会式的底线。战国晚期的游士陷入更加残酷的恶性竞争，相互诬陷和陷害雇主都不再显得不正常。与此相应，游士的阶级出身不断低落。贵族社会的失败者变成渴望暴发的平民，再变成鸡鸣狗盗的江湖浪人。启蒙在第一阶段开始，在第二阶段产生永远胜利的幻觉，在第三阶段陷入穷途末路的绝望。在儒家内部，孔子的贵族托利主义、孟子的平民社会主义、荀子的国家现实主义分别代表了这三个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启蒙”已经变成了“反启蒙”。法家的大臣冷静而现实地总结了游士的智慧，断定这种智慧的最佳用途就是消灭游士。在他们计划的美丽新社会中，腐蚀剂越少越好。

诸子百家是活跃游士的集体称谓，但某些游士比其他游士更加平等。儒家的传统产生最早，延续性最强。他们在邹鲁社会自有根基，在齐国和西部才是游士。邹鲁儒生不必周游列国，汲汲于求官。他们像耶稣会一样，几乎垄断了当地社会的教育和婚丧市场。他们因为学识丰富、地位安全，滋生了迂腐自负的态度，觉得其他人都不够正宗。楚人灭鲁，没有损害他们的阶级地位。他们对楚人也非常忠诚，甚至对项羽的败亡都置若罔闻。这种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相互利用，多少蕴涵价值观联盟的意义。儒家留恋的周礼浸透了贵族封建制的精神，在战国时代日益落伍，而楚人的宪制保存了最多的贵族封建制遗痕，在郡县化的浪潮中同样不合时宜。双方在“法的精神”上，自有其选择性亲和力。两者都不肯为成绩而牺牲寿命，比竞争对手更能抗拒早熟早衰的诱惑。列强的军国主义耗尽臣民的组织资源和战斗力（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以后，廉颇视为萎靡腐败的楚人却将复国主义和军事传统保持到最后。儒家在诸子百家当中的地位，几乎完全相同，不能以政绩显耀于当世，却能以坚韧坚持到最后。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这正是封建主义的特长。封建主义不善于征服，因为他们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因为他们的资源和组织不够集中。

齐国的儒家和阴阳家几乎无法区别。战国末季，阴阳家是最新锐的政治神学创造者。传统儒家和法家都提不出世界主义时代的合法性论述，该领域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秦汉两大世界帝国貌似敌对，实际上都接受了他们的学说。秦始皇的水德理论和皇帝神学显然是谈天衍学说的拙劣模仿，缺乏想象力的儒生和文法吏都难以胜任。儒生的托古改制起源最早，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锁定于周公传说和殷周天命，因为当时的已知历史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太远，师徒传授几代以后就很难另起炉灶。其他各家正因为起源较晚，没有师说的约束，民间罗曼司越晚越丰富，反而便于发明更早的历史。于是墨家发明了大禹，道家补充了黄帝和南方诸神。法家作为法后王的理性主义者，把尧舜改造成浸淫战国精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阴阳家最晚出，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以前的所有发明，又补充了燕齐海上神话的系谱，制造了三皇五帝以来的漫长历史。最重要的是，为神学历史的演化提出了科学的解释体系——五德终始说。阴阳家们宣称：这套历史规律不仅可以解释过去，而且很能预言未来。鉴于“不嗜杀人者得天下”的浅薄启蒙主义已经在长平彻底破产，法家的厌恶者都感到不能冒险拒绝唯一有能力抗拒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解释体系。秦汉之际，邹鲁以外自称和被称为儒家的人士泰半都是阴阳家的苗裔。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并不例外，被坑的原因除开罪皇帝以外，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发明工作已经完成，灭口是永葆体系神秘性的不二法门。

墨家和宋国有特殊关系，他们的宗教性热忱和宗教性组织非常符合战国诸子嘲笑的宋人之愚。宋人是保守派当中最保守的一翼，绝望地维护仁义之师和国际联盟的原则。墨家和儒家的斗争是清教徒和国教徒的斗争。前者与其说反对后者的主张，不如说反感后者太世故、太缺乏热忱。儒家的礼乐范围大于墨家，能够包容墨家所有没有宗教意义的原则。反过来却不行，这是墨家始终无法染指邹鲁的原因之一。山东儒、墨长期合流并称，墨家的消失大概是融入儒家的结果。庄子的真道家和泛楚国的南方地区关系密切，依靠非华夏的神学传统支持。他们的政治学说就是外邦人的立场：不染指，不负责。老子的伪道家是法家和兵家的支流，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玄学化，显然是三晋名法传统在郑卫飞地的伏脉。这个小邦林立的核心区在政治上一直是秦晋的附庸，在思想上也是。

四 礼崩乐坏

在政治意义上，礼崩乐坏意味着僭主对习惯法的破坏。早在宗周时代，宗法就已面临各种零星的攻击。郑桓公贿虢、郐而寄地济、颖 [129] 。虢石父灭焦 [130] 。皇父筑向 [131] 。周平王以引寇弑父起家，在晋、郑诸侯的扶持下僭位，摧毁了虢公翰拥戴的携王余臣，给宗周世界体系留下了永难愈合的致命伤 [132] 。晋、郑在践踏成周王室的合法性以后，迅速沦为内部僭主的牺牲品。郑伯克段事件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宗法秩序的胜利，开辟了该国在政变方面领先的长期传统。曲沃小宗夷灭翼公室的暴行更加赤裸和不义，连诸夏核心郑、卫习惯的虚伪形式主义都省略了。虢公遵奉王命，匡扶正统，不仅惨败，且遭报复，以致亡国。此后，“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133] ”的新晋国（及其政治文化殖民地秦国）就形成了华夏世界的异类。政治传统一旦形成，就不可能自限。“逆取顺守 [134] ”通常只是搭便车投机者的幻想，“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 [135] ”才是政治世界的常轨。“小宗夷灭大宗”是宗法体制的逆伦剧变，从曲沃武公到晋献公的变异就容易得多。晋献公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篡位者，而且是枭雄革命家传统的创造者。他奉行消灭诸公子、任用异姓公卿的早期绝对主义政术和联姻夷狄、积极拓边的战略，奠定了晋国“谲而不正”的长期超级大国地位。周礼文化深厚的核心各国则累于封建主义的多层次分权效应，难以履行霸国的使命。最后，晋秦文化区对华夏文明发挥了酷似曲沃代翼的颠覆作用。

霸术从王室及其世卿开始，逐步浸染东国诸侯。内政和外交相互锁定，以国家理由冲击古老宪制的藩篱。每一个成功或失败的霸主都要经历政变和变法的痛苦，二者的意义就是削弱周礼的精神和制度。春秋是名臣辈出的时代，管、晏、子产代表当时的模范廷臣理想。名臣的特点是兼具高雅的修养和巧妙的外交术（二者在贵族社会中几乎是一回事），周旋于国内外各等级、各党派之间，维护宪制和盟约（二者在国际体系中几乎是一回事）的平衡。周礼或王道的种子银行鲁国试图蔑视霸道的洪水，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春秋中叶扮演了马基雅维利海洋中的安全孤岛角色，终于未能抵制春秋末叶的雄藩抬头。季氏胆敢“八佾舞于庭”，使孔子体会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 [136] 。然而，季氏毕竟还是封建体系内部的正统贵族。他们虽然热衷于一点一滴地僭越，却终究无意颠覆成周和鲁国的阶级秩序。阳虎这样出身卑贱的陪臣居然把持国柄，显然意味着礼崩乐坏的进一步恶化。然而，孔子这时已经没有勇气或兴趣公开抵制。

孔子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对理论的魔法力量估计过高。他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文明的奥秘，足以造福全世界。相形之下，区区鲁国的小动作不值一顾。孔子周游列国，也就是着手在更大的世界内维护文明价值。沿途的经历大大丰富了他对僭主的认识，使他更容易宽恕季氏。他不得不一再降低底线，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最后，他不得不承认：鲁之君臣虽然并非未尝相弑，鲁君毕竟比外邦的僭主尤其是那些以政治现实主义著称的晋国公卿温和、文明得多。周礼尽在鲁也，并不是没有产生风行草偃的熏陶作用。鲁国的崩坏是世界体系崩坏的附带后果，而且在程度上比世界其他各国轻微得多。因此，他越来越怀念家乡。如果鲁国都无法安居，他就再也没有更好的去处了。

在宪法意义上，礼崩乐坏意味着制定法对习惯法的替代。子产铸刑鼎，叔向痛心疾首。赵简子铸范宣子《刑书》，孔子严词谴责。他们的出发点类似布拉克顿（Bracton）和福斯蒂丘(Fortescue)，认为习俗是各等级共同参与的长期演化结晶，在最可靠的达尔文式筛选中自然淘汰了不合理因素，准确性当然远远超过最英明的君主和顾问，构成了发现神意秩序或自然法则的最坚实基础。如果你用成文法取代习惯法，就等于用少数统治者的抽象知识取代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经验知识，用未经实验的危险创新取代久经考验的可靠传统。由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137] ）永远占据人类智慧的绝大部分和最可靠部分，这种自残的路径选择肯定会促使文明的资源日益枯竭。儒家的悲剧在于：较之天然贵族和宗教人士，教育产生的士大夫阶级更不适合保存习惯法。在所有的路径依赖当中，出身和路径的锁定是最难解除的。众所周知，某些最伟大的民族，包括罗马人，都在习惯法的荫蔽下度过了蒙昧的青春期，然后在如日中天的壮年选择貌似高明的成文法，从此就步入衰败没落之途，最终被忠于习惯法的年轻民族取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永葆青春，就是因为他们最善于逃避这种危险的诱惑。忏悔者爱德华和布拉克顿都觉得：除了辑录父老口传的风俗、给民众的集体记忆提供一个副本，立法者什么都不能做。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相信，谁都不会比普通法更聪明。最后一位业余掌玺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听到“成例可以打破”的异端邪说，就像清教徒听说杰斐逊总统出版《圣经》节本一样愤怒。这种“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制定”的古老传统能够有效地抑制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锁闭通向僭主政治的道路。原始儒家尊礼抑法和反对僭政的倾向相互支持，跟他们在这方面的健全常识不无关系。然而，战国儒家更多地开发了孔子学说的启蒙主义因素。他们对普世伦理价值寄予了太多的信心，倾向于将先王之道解释为仁义的抽象原则，迫不及待地推行人为设计的仁政蓝图。事实上，孟子比子产更加崇拜立法万能主义。前者的仁政跟后者的刑鼎一样危害习惯法，而且可行性远不如后者。这种演化与其说出于个人的因素，不如说出于时代精神的熏染。秦汉以后，伦理的普世主义渐渐变成了吏治的普世主义。汉儒将周礼重新解释为吏治国家的设计蓝图，在宪法意义上恰好是刑书和刑鼎的继承者。

春秋时代的宪法危机大致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公室和公族的纠纷。鲁人的三桓政治是其中最文明的类型，中原各诸侯大体上也属于这种模式。其二，卿大夫阶级化家为国。齐国是其中最文明的类型，晋人是这种类型的模范国家。周人和郑人是这种模式演化不彻底的产物。其三，绝对君主对各等级的侵夺。秦人和宋人是这种类型的典范，在当时和后世都留下了恶劣的名声。卫人为时太晚地乞灵于这种魔法，结果只收获了恶名，富国强兵的愿望却完全落空了。这一类的邦国似乎都有殷人或戎人的浓厚背景，周礼的根基始终浅薄。三种类型只是大体上的划分，并非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第三种类型尤其缺乏稳定演化的模式，似乎随时都有嬗变为第一、第二种类型的可能。最后的突变侥幸殊甚，因人成事的色彩异常强烈。由此可见，封建多层次混合政体的内部稳定性比看起来更强。诸夏虽然缺乏各等级共治的规范机构，仍然并非必然落入绝对主义的路径。绝对主义的内部平衡机制非常脆弱，殃及社会的危险性极大地增加了。

后世习于绝对君主的独断，往往将等级君主贬低为权臣手中的傀儡。“政由宁氏，祭则寡人 [138] 。”其实，等级君主的常规原本就是这样。君侯的职权在于“国之大事”——祭祀与战争。后世所谓的行政事务，据封建的成例都属于公室和各家的家事。冢宰、家臣处理本家日常事务，根本没有公共事务一说。“政由宁氏”的“政”本来就是刚刚产生的新事物，因此旧制度的卿士无法料理。执政大臣应运而生，何尝侵夺君侯原有的职权？政务日繁，重要性日增。相形之下，原先最重要的祭祀与战争反而变成了政务的附属品。这是复杂系统自发演化的结果，需要长时段观察才能发现异常。局中人只能体验一点一滴的嬗变，不会感到自己造成了多大的差异。新事务的处理原本没有成例可循，是否得宜也就没有固定的标准。执政大臣的处理方式本身就会影响日后的历史路径，形成新的规范。他最需要的能力不在施政本身，而在争取各等级信任的高妙手段。只要各等级愿意支持，无论什么结果都可以视为成功。反之亦然。这种任务具有院外游说集团的性质，不适合主持祭祀的君侯染指。君主如果亲自执政，这些必不可少的经营就会损害他的德性和威望。他若拒绝染指，就必须简任“宁氏”这样的大臣代劳。事实上，《左传》中的宁氏之所以擅政，正是由于君侯的要求，根本不能视为后世王朝政治的权奸。

执政大臣既然处理没有成例可循的事务，纠纷就是不可避免的。君侯可能期望他像家臣一样行事，却不愿或不能用自己的领地收入支持他。他自己要么就是富有的公族，要么就是采邑辽阔的大领主。如果两者都不是，他就必须非常善于协调这两种人的关系。无论他是谁，最初采取怎样的措施，早晚会面临荣夷公同样的问题，最终免不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国人索取。他在这时很容易死于非命，甚至子产都一度面临这样的威胁 [139] 。他如果能绕过封建制度原有的渠道，出售荒地、森林、矿产的开发权，征收货物税，开办国有企业，形成稳定的新岁入，就有望名垂青史，改变本国宪制的演化轨迹。两种主要的财政体制都在此期间诞生，后世鲜有创新。一种是齐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后世以盐铁著称；另一种是晋秦系的废井田，开阡陌。前者从管仲发展到十三行，后者从李悝发展到明太祖。两者都以不在封建体系保护范围内的“游手之徒”为猎物，从他们身上榨取了封建体系成员绝不会同意的超额收益，最终逐步排挤比较具备永续发展特征（儒家所谓“仁义”）的封建体系，打开了通向绝对君主和吏治国家的道路。

井田在物质意义上并不存在，只是概略地传达了某种具有美索不达米亚色彩的村社精神。周政的仁义就体现于领主不能轻易拆散村社组织，因此他们的负担一般较轻。相反，游民必须接受任何可以获得的条件。君主和贵族继承采邑，不能迅速富强。僭主和官吏开荒筑城，就能迅速富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招徕的流民往往是亡国的难民和瓦解的夷狄。郡县制的精神源于丧失组织资源的原子化个人，吏治国家将他们重新组织成垂直管理的扁平社会。随着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的战争升级、开边扩大，吏治国家的统治范围渐渐超过封建领地。“废井田、开阡陌”意味着新君主国开始彻底践踏宗法制度的温情主义，剥夺村社附庸的阶级特权，将他们降为流民和降虏。这种残酷的革命在东方诸侯是否真正付诸实施，非常值得怀疑。即使秦、赵这样的军国主义典范，郡县化也只有在边区才能彻底执行。齐鲁的特权都邑蔑视不知礼义的秦人，因为原子化个人缺乏阶级或地缘的社会性感情，而社会性感情正是任何共同体的基础。秦人不爱家族，不尊重荣誉，不理解艺术。他们的勇敢源于恐惧和贪婪，体现了爵位、金钱和刑戮的理性计算。在鲁仲连这样的东方人看来，秦人就是文明内部孕育的二度野蛮化。礼乐通过调节和驯化社会性感情，奠定了共同体的基础。秦为野兽，因为人兽之别就在礼乐。

无论如何，野兽般的秦人结束了东方各国无法解决的宪法危机，因为宪法危机是阶级结构崩坏的产物，而秦政通过消灭阶级特权的革命，取消了宪制存在的必要性。政治家的智慧源于审慎，审慎源于阶级平衡的需要。权术家不需要智慧，只需要科学。任何人只要懂得科学地计算刑赏，就能操纵秦政这台机器。德性不能以人力谋取，科学却可以。宪法危机的终点，就是赤裸暴力的起点。“彼可取而代之”的时代开始了。秦政沦为传说的鹿，人人皆怀觊觎之心。封建宪制有千头万绪的特权和成例必须尊重，秦政的原则却只有一条：只要你得到这台机器，这台机器就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秦政革命结束了战国时代，却开启了永恒的战争时代。

肆 革命时代

一 军国主义与群众的解放

最早的郡县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军国主义现实政治给封建主义习惯法打上的一连串补丁。从宪法上讲，二者都具有临时政府的性质。诸夏旧制去西周氏族未远，以“邑”和“社”为基础。这时的“邑”地缘共同体性质较强，构成封建政治的基本单元。“邑”往往有城墙、城堡或防御工事，起源往往是分封或次级分封选择的战略要地。“邑”的大小相去悬绝。小邑十室，大邑千室。“邑”的种族－文化成分不同质，通常同时包括源于殷人、周人及其同盟国的氏族，后期还容纳了越来越多的土著成分。“社”的文化－血缘共同体性质较强，构成民间社会的基本单元。共同的信仰和祭祀活动构成“社”的存在基础。封建体系的同一阶级层次和同一地理位置通常存在多种不同的“社”。直至孔子时代的鲁国，殷人仍然以亳社为盟 [140] 。

“县”意味着“悬（县）而未封”的邑，通常源于两种非常状态。其一是悬而未决的继承权纠纷，包括诸公子领地的转移、篡夺和驱逐。其二是有待于再次分封的征服地，包括灭亡和吞并的旧诸侯。晋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属于封地转移的“再命”程序 [141] 。“再命”没有逾越周礼的范围，但封县不封邑本身就证明“悬而未决”意味着有利于君主的直接统治。可想而知：东周诸侯有强烈的动机增加这种临时政府的适用条件，正如西欧君主非常倚重未成年继承人（由君主或执政大臣代行监护权）的封地和待补缺主教的辖区。在这两种情况下，监护者都能享有领地或辖区的收益。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充分显示了这种动机对封建主义的巨大破坏作用 [142] 。楚庄王杀夏征舒而县陈，公族申叔时指责他“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 [143] ？”然而，陈、蔡、申、息最终还是沦为楚国的县。这两种情况通常都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文明地区，因此县的人口和资源都比较丰富。

“郡”意味着军事管制区，通常设置于边境地区或夷狄地区。因此最初县庶而郡少、县肥而郡瘦，才会产生赵简子“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144] ”的政策。顾炎武认为“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 [145] ”。《史记·甘茂列传》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史记·楚世家》记载：“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 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显然是拓边政策的结果。边区意味着开放的疆界、巨大的面积、稀少的人口和军事统帅的便宜行事权，开发余地肯定大于疆界已经封闭的内地各县。郡在没有封建遗产的地方直接实施军国主义。县在封建遗产丰富的地区实施行政官代理制度。不言而喻，新军国的模范在郡而不在县。边疆和流民构成富强的资本，因为开发和汲取的成本最低。诸夏和封建残留了太多的礼乐和仁义，不利于行政合理化和军事动员。

随着诸夏的衰落，秦、赵两大军国主义楷模日益依靠边郡的全民动员机制。各县逐步纳入各郡，既是前者面积较小的自然结果，也是通过郡县整合进一步“去封建化”的政治需要。置县、置郡、郡县整合三部曲在孟德斯鸠所谓“法的精神”意义上，相当于简单粗暴的理性建构取代灵活复杂的演化习俗。在这场游戏的开端，才智之士协助绝对君主挣脱了历史成例的约束。在这场游戏的高峰，绝对君主将智慧和功绩从出身和等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在这场游戏的尾声，孤立而平等的个人完全沦为吏治国家及其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牺牲品。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146] ”的公式精确地反映了国家诞生和群众解放的三阶段，还隐含了一层嘲讽的意义：“尚贤”的儒墨二家仍然以时代精神的弄潮儿自居，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被新时代淘汰。启蒙主义者对群众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平等社会不会像封建社会那样任人唯亲。然而，“贵贵而尊官 [147] ”才是无形态群众的本来面貌。“尚贤”的天真时代总是那样短暂。

“去封建化”意味着国家以雷霆手段粉碎各阶级、各种族的枷锁，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将无形态的群众彻底解放出来，将平等化产生的巨大势能投入“去礼义化”的总体战。李悝、吴起、商鞅富国强兵的秘诀不外乎此。《国语》曾经将“料民”视为践踏成例的暴政，却未能阻止三晋率先推行更加严密的“上计”制度。“编户齐民”不仅要毁灭封建，而且要毁灭氏族，将一切资源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之外，只剩下孤立无援的核心家庭。《商君书》声称：“户籍可考，故民不逃粟”，“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于是，财政、徭役和军事组织融为一体。即使鲁登道夫和列宁都会羡慕《尉缭子》的全能国家：“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其朝死则朝代，暮死则暮代，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148] 没有这样的组织力量，长平式全民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战国的历史就是各国竞争性开发总体战模式的历史，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将战争的强度提高了上百倍。在封建主义的残余组织资源消费殆尽以前，吏治国家得以享受它们转瞬即逝的盛夏。当时的诸子和名流无人预见到：文明的历史积累从来不是无穷无尽的，挥霍时代注定转瞬即逝。“尚力”时代并不比“尚贤”时代更长久，原子化社会将会迅速陷入疲软和散漫的泥潭。这才是无形态政治的本来面目，文明复归原始状态的阻力最小路线。

儒家面对“率兽食人”的美丽新世界，发出了复古主义的哀号。然而，他们“选贤与能”和“有教无类”的阶级解放纲领似乎不可能得到别样的结局。有教无类的贤能以其定义，就是没有特定阶级和族群认同的游士，注定要发挥社会腐蚀剂的作用。段干木、田子方和李斯、白起的差异，没有明显超过理想与现实的正常落差。毕竟在原先的封建社会中，理想人物子产、孔子和现实政治家季氏、鲍氏的落差也并不更小。孟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梦想的空中楼阁，致力说服感伤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增加群众的精神和物质福利。韩非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残酷的现实政治当中，致力帮助贪婪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开发群众的劳动力和战斗力。双方各得其所，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和世界的本性。

战国儒法的分歧点与其说在于宪法体制和社会模式，不如说在于地缘政治和历史渊源。三晋和邹鲁的对抗源远流长。秦人大体上是三晋的文化殖民地，“以吏为师”和郡县制都起源于晋，光大于秦。齐楚各有其特殊的民间文化，而上层教育与东国儒学高度重合。论文化沉淀之丰富，法家和墨家根本不能跟儒家相提并论。然而，战国儒学尚未产生足以应对名法之士的政治理论。汉儒后来创造了另一套剔除了封建主义价值观的周政优越论和国际主义精神，逐渐丧失地方爱国主义性质，有赖于秦政世界帝国的逆向刺激。他们响应关东贵胄复辟时，仍然缺乏系统的宪法理论，更多地依靠东方文明世界对西方半野蛮人的传统敌意。“宁蹈东海，义不帝秦”是齐人的爱国主义。他们不能忘记“东帝”的荣耀，何况三皇五帝的神学根本就是为齐湣王的利益发明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楚人的爱国主义。他们不能忘记楚怀王的耻辱，何况南国本来就是异于华夏世界的另类文明。

秦政革命的胜利有赖于地缘形势和外交意外，否则很难证明军国主义体制在长期竞争中必然优于古老、复杂的东方文明国家。关东父老不能心服口服，自在意料之中。我们从汉袭秦政以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高强度的汲取和挥霍好景不长。秦政如果未能在短暂的窗口期迅速征服东方，很可能陷入两头落空的境地。经济文化不如东方，军国主义不如匈奴。后世的北魏和辽金身陷北狄和南朝之间，结局就是这样。秦政的军国主义动员体制比赵人晚几十年，比草原民族的整合早几十年。从后者的角度看，匈奴是秦、赵、燕开边拓地的自然反应。匈奴的路径和宪制都酷似几十年前的中山国，遗留了战国中叶的某些特征，例如相邦制、都尉制、侯王制，军国主义不如秦政彻底，保留了贵族混合政体的共治性质，因此凝聚力和战斗力维持的时间较长。

“东帝”齐湣王以五都制和乡里制的方式保存了春秋初期的宪制特征，对该国的工商业颇为有利。齐国的失败责任在于拿破仑三世式的虚荣外交，秦人的宪制和外交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齐湣王出于微不足道的虚荣伤害，协助赵国消灭了多年扶植的中山国，丧失了险要的缓冲区，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利益。齐人灭宋，虽然得到了土地，却恶化了地缘形势，将安全的齐宋边界变成了危险的齐楚、齐魏边界，得不足以偿失。齐人灭燕，把友好的缓冲国变成了敌人。乐毅的“大洪水”虽然转瞬即逝，却摧毁了齐国贵族的战斗力。楚汉之际，他们再也没有表现出江淮楚人殖民者的军事素质。原因大概不在经济和组织上，而在社会功能上。因为齐人的经济优势一直维持到新莽时代，贵族一直维持到汉武帝的亚述式大流放。大流放没有影响工商业繁荣，说明贵族并不依赖实业为生。从齐襄王对重臣的猜忌、田单伐狄的荒谬表现、孟尝君治薛的经济政策推测，战后的齐国贵族在绝对主义的压迫和经济形势的诱惑下，转型为类似晚期威尼斯共和国的食利者阶级 [149] ，为经济利益放弃了保护附庸的古老义务，也就自动丧失了江东子弟的战斗力，沦为依靠雇佣客卿和鸡鸣狗盗之徒的冒险家集团。田氏起兵反秦、反楚，都依靠反复无常的诈术，军事上一触即溃。他们的族人和门客显然更接近于孟尝君的部下，而非项梁、项羽的江东父老。即使如此，齐人的共同体意识至少维持到汉初。相反，秦人一旦亡国，就毫不怀念共同体，甚至将楚人的约法三章视为恩惠。同一时期的齐人和楚人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怪事。这些现象都证实了通常的看法：秦政比东方各国更彻底，因此共同体的解体就更快。

秦人意外地征服巴蜀，对楚地缘优势才得以奠定。古老的巴蜀文明具有某些殷商的特征 [150] 和现代彝人的特征，相对于华夏来说，其另类程度甚至超过了楚人。楚人的贵族大多通晓华夏雅言和神话系谱，而巴蜀和华夏始终互不理解。楚人和华夏有相互融合的一面，巴蜀文化却像印加文明一样遭到征服者的彻底抹杀。这次奇袭的前因仍然难以判断，但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鄢、郢、巫、黔中都落入秦军水陆之师的侧击范围，楚人的防御负担骤然加重。随着汉中（上庸）的陷落，郢都未战而陷入三面受敌的地缘绝境。楚人将主要精力用于开拓江东吴越故地，忽视了上游的威胁，直到汉中危机爆发。这时，楚人已经无法经受武关陆军和汶山水师的夹击。然而，蓝田之役证明楚人的实力并非处于劣势。巴蜀的地缘失败原本可以通过外交的反包围弥补，鄢、郢的悲剧主要应该归咎于楚怀王政府的暧昧犹疑。在战争和外交中，秦、楚宪制和社会演化差异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项羽和吴楚七国之乱暴露的情势看，楚人共同体的解体其实比秦人和齐人更晚。

战国后期的社会革命逐渐失控，使战国初期启蒙者的后裔感到由衷的绝望。贤能或游士的数量日益增加，阶级出身日益低落。旧贵族没落造成的空缺已经不足以安置他们，因此他们的投机性和自杀性日益明显。从苏秦和张仪到范雎和蔡泽，再到韩非和李斯，构成一条无产化、浪人化的危险曲线。从战国末年的标准看，战国中叶公认的反面典型已经形同不可企及的费厄泼赖榜样。早在秦火之先，荀子师徒已经发出整肃舆论场的呼声。坑儒或许是秦始皇个人的一时意气，但整顿风俗的文化政策无疑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从内容上讲，水德神话并不怎么敌视东国儒家的价值观。后者早已暴露了自己在政治神学方面的低能，越来越多地依赖齐国色彩鲜明的阴阳学说。咸阳朝廷干犯众怒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将荀子赞不绝口的“古之治”推广到关东，其中包括钳制和监视游士的酷律。叶公好龙的儒生很不习惯这种待遇，而且他们和关东豪强的关系网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切断的。

秦人的游士政策没有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理性，完全无视解放平民和裁抑游士的内在矛盾。前者肯定会刺激无数新平等主义者的野心，从而在极短时间内产生了“为天下者不顾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的可怕口号。六王毕四海一，末路王孙满市曹。一切坚固的东西似乎都在烟消云散，一切似乎都变得可能了。变革通常会引起对更大变革的期待，阶级解体使新人类不再知道野心的合理界限。文法吏对百姓人人带剑（冒充没落贵族）的新社会缺乏准备，因为他们原先能够控制的游士只是为数不多的外邦人。

二 暴秦与历史的终结

早在商鞅变法以前，秦人的组织资源就比东方各邦尤其是楚国弱得多。这是变法得以彻底实施，复辟几乎没有影响制度的主要原因。结果，秦国后期的政策几乎就是国君、外戚和客卿的政策。国人作为阶级已经荡然无存，宫廷和宦官的重要性反证了贵族的没落。嫪毐和赵高的罗曼司如果发生在后世的吏治国家，毫不足奇，但若发生在战国群雄之世，就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宫廷奴仆压倒外朝大臣，就是腐败从果核蔓延到果皮的征兆。依据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时间表，宦官－后妃政治出现与蛮族入侵的时间差不超过三代人。秦始皇的征服是秦人最后的机会，大概也是华夏世界走向大一统路径的最后机会。秦楚战争的余波未定，匈奴的入侵就已经全线展开。朔方战争和长城建设必须依靠贱民和犯人，而非周礼社会的贵族骑士或商鞅体制的耕战良民。这是军国主义已成强弩之末，吏治国家暴露疲软常态的最初证据。前者是封建解体的积累释放，后者是解体产生的散沙社会自然状态。下一步就是章邯的囚犯大军落入项羽的江东子弟之手，仿佛封建主义对其谋杀者的临终复仇。

秦始皇非常清楚，关中良家子弟无力承担世界帝国的重负。他也清楚，散沙社会是吏治国家的天然需要。同时，他天才地预见到：理想社会需要解除良民的武装，从而造就顺民的稳定基础。贱民军队没有武德和社会性感情，因此帝国早晚会失去战斗力。拓殖蛮荒的时代将会随着帝国的巩固而结束，蛮夷入侵的时代随之而来。长城是未雨绸缪的庙算，帝国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的条件划定永久的边疆。不幸的是，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难避免的错误。他们越善于把握未来的趋势，就越容易高估发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毕其功于一役。“孤秦”设计的美丽新世界需要一千多年的时间，经过多次“进三步退两步”的波折，才能在“陋宋”手中实现。那时，顺民和良民已经变成同义词。他们久已遗忘武器、荣誉和自由的涵义，反而觉得仁政理应保证他们免除军事负担，名将的任务跟保姆没有区别。秦始皇没有耐心将他的计划留给二世和万世分解执行，结果大大超出了社会演化的允许范围，一手铸成了激烈反动不可避免的局势。

秦始皇的死亡非常及时，差不多就是长平时代的老辈良民－战士凋零殆尽的同时。只有这些人才会像项羽的宾客忠于楚国一样，仅仅忠于秦国。贱民－流犯的普世军队除了自己的前途和待遇，没有什么特定的效忠倾向。普世帝国存在的前提就是秦国的灭亡，这一点他已经做到。他断定东方各邦同样已经灭亡，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燕赵同样属于军国主义模式，国力系于郡县制开拓的殖民地。顾炎武正确地指出：楚汉之际，北方各邦的政权都是没有根基的冒险家建立的。他们的复国主义有名无实，其中必有原因。他们都消灭了自己的公族和贵族，实现了汲取和动员的最大化。因此，封建制度保护的凝结核已经不复存在。马基雅维利的卓见应验了。这种“土耳其式”的国家实现了卡里古拉的梦想，全国只有一个头颅。中枢一旦灭亡，就不再有复国的种子。然而，齐人和楚人尚未灭亡。他们以略加修饰的形式，保存了贵族封建制和爱国主义的种子。这种“欧洲式”的国家犹如诸峰林立的山地，没有一个可以斩除的统治中心。项羽是那些射杀吴起的贵族留给祖国的最宝贵遗产，正如田横是五都卿士留给祖国的最宝贵遗产。齐楚的种子并不系于王室或国家，社会仍有自发组织的资源。唯其如此，才能产生“田横五百士”和“江东八千子弟”。他们在巨鹿和濉水践踏乌合群众的大军，应验了“一头狼从不在乎对方有多少羊”的谚语。他们为荣誉和爱国主义而战，对普世军队将领求之不得的“大者王小者侯 [151] ” 不屑一顾。

普世主义需要超越地方性历史记忆的合法性源泉，因此秦朝的宪法原则不同于秦国。关东豪杰极度憎恶“以吏为师”的暴政，因此不愿公正对待始皇帝谋求超越性统治的努力。秦国的耕战体制建立在国家与小家庭瓜分大家族遗产的基础上，根本不想推行儒家的大家族伦理准则。商君憎恶孝顺公婆、兄弟共财和寡妇守节，因为孝悌和妇道不利于分家和立家，妨碍了生产和财富的最大化。始皇却将妇德和孝道列为自己的主要政绩，刻在石碑上。他之所以能够焚书坑儒，就是因为此前已经招徕了大批东方儒生和阴阳家的缘故。他的皇帝神学和水德理论显然来自想象力丰富的齐人，一味现实的文法吏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皇帝取代国王，除皇权的神化以外，也有宇宙超越性的涵义，可以抹去“国王”称号固有的多国体系和爱国主义记忆。他重用燕、齐方士，固然有自私和迷信的一面，也有释放善意的动机，类似忽必烈封孔子后裔。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迷信和自私的理由，那么正如《诅楚文》早已证明的那样，秦地并不缺乏巫师。他努力做世界主义者，这是毋庸置疑的。秦人顺从地接受东方意识形态，消解了共同体的最后残余。齐楚却愤怒地拒绝野蛮的文法吏，不惜诉诸武力。

普世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后人所谓的“历史终结”。历史终结当然不是指事件的终结，而是说世界宪制已经确定。今后不再有原则性争议，只剩下人事和技术性纠纷。秦始皇设计的万世一系君统、超越性吏治国家、混合意识形态都是为“史后之人”的安定生活准备的。在“历史之人”看来，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无异于囚笼。最可怕的暴政不是屠杀和征敛，而是巨细靡遗的格式化。自由的本质在于盲目和希望，勇气和德性无不起源于此。历史终结的本质在于麻木和绝望，消解了秩序本身的意义。秦始皇遭到格外严厉的谴责，因为他是历史终结的始作俑者，并非因为他的暴政最为严重。实际情况大概恰好相反，因为暴政的严重程度通常跟社会散沙化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在某种意义上，秦始皇变成了一种象征，为汉武帝和以后的暴君承担集体责任，尽管他比汉武帝更温和，正如后世的曹操变成了篡位者的符号，为司马懿和刘裕承担责任，尽管他比后来的篡位者更尊重程序。秦政激起的暴烈反抗，主要源于东方各邦复辟多国体系的热忱。随着共同体的瓦解和爱国主义的没落，散沙顺民对暴政的容忍度不断上升。反抗的减少给后人造成了暴政减轻的幻觉，其实原因不在朝廷而在社会。汉法就是秦法的拷贝，而且文字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秦代判处苦役的罪名，在汉代一再导致灭族。扬雄支持新莽的理由，就是以周政反对汉朝延续的秦政。

“史后之人”战胜和替代“历史之人”以后，历史终结才能实现。咸阳朝廷的高瞻远瞩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因此不可能不臭名昭著。他们知人有智、自知无明，没有料到自己和自己刻意消灭的对象都是最后一批“历史之人”。“史后之人”的任务落到东方冒险家集团身上，苦心孤诣的政治神学理论全都为人作嫁。汉室的“史后”特征体现于无原则的混融主义，不顾各种体制和理论背后的规范性条件，武断地剪裁、割裂和拼凑神谱和官制，给妄图托古更化的儒生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困难。混融主义的实际意义就是所有理论和政体原则的死亡和花絮化，因为只有已死的原则才能跟对立原则实现装饰品的和谐共处。这种剪贴性质的和谐跟内在思路的融会贯通没有任何类似之处。萧曹（萧何、曹参）以小吏拜相，像南太平洋土著对待美军留下的飞机场一样，对他们无法理解的巨大机器充满敬畏，唯恐任何仪式细节的改变就会导致自己难以收拾的混乱。汉袭秦制，不是因为布衣君相有爱于秦政，更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深谋远虑，能够看清秦政对谁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另起炉灶的勇气和能力。汉初的官制也是混融主义的典范，商君的彻侯、关内侯和楚人的执珪 [152] 、五大夫 [153] 同列，完全不顾两者的政体精神截然不同。秦始皇的世界帝国和楚霸王的国际联盟都有明确的、彼此水火难容的宪法精神，都有一劳永逸地终结历史的动机。唯其如此，他们的设计才会功败垂成。这些动机仅仅属于“历史之人”，因此反而履行不了终结历史的天命。

布衣君相的实质不是平民政权，而是“史后之人”政权。启蒙时代的平民野心家无论归儒、归墨，都有强烈的政治改革家色彩，暴露了他们的“历史之人”身份。“史后之人”已经没有能力理解任何宪法原则或意识形态，只会觉得这些考虑纯属替古人担忧，根本不值得为此大动干戈，但既然有人愿意为此牺牲，他们并不介意利用狂热分子的牺牲，为自己牟取现实利益。汉朝对秦、楚的胜利不是一种原则战胜了另一种原则，而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原则自相残杀留下的废墟。原则是意义的源泉，意义体系是文明的主要力量。在所有政治策略中，机会主义是最缺乏战斗力的一种。机会主义者几乎不可能在文明早期获得机会，因为各种原则的生命力体现为信仰的热忱。只有在各种原则即将穷尽自身可能性之际，捡食者才能收割热忱的最后一批猎物。机会主义者的胜利从来不能证明自身的强大，只能证明所在文明的衰老。意义体系的瓦解必将导致文明自身的崩溃，混融主义是机会主义者最后的挣扎。他们敬畏各种古老原则龙争虎斗的巨大力量，却不能理解力量的来源，幻想只要将这些原则的符号标识据为己有，就能继承或分享古人的力量。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犹如老人服用的春药，能延缓但不能阻止最后的衰亡。世界帝国是混融主义的自然载体，混融主义是世界帝国的自然原则。“史后之人”在二者日益萎靡的保护下安享太平盛世，等待洪水滔天。

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论标志着儒家的符号化、混融化和空心化。儒家在其热忱的顶峰，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维护者（孔子）、鼓吹人道高于王权的启蒙者（孟子）；在其回光返照的暮年，曾经诛戮暴秦（孔鲋），保卫礼乐（鲁二生），反对黄老（辕固生）；现在已经由儒学沦为儒术，求为“缘饰”而不可得。汉儒在混融主义的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已经沦为某种诸子百家的共识协调组织。他们的周政主义除了绝对安全地攻击秦始皇这具稻草人，只剩下百家共识的政治正确公约数。毕竟，谁会反对更人道、更文明、更大的合法性呢？如果不涉及具体的人事或政策的话，这些模糊的共识无疑会得到皇帝、民众和士大夫的衷心赞同，就像萧乾一类粉红色知识分子在希特勒死后抽象地谈论民主，希望在讨好斯大林同志的同时又不致冒犯麦卡锡参议员。墨子对孟子礼乐观的攻击、韩非子对孔门国际主义的嘲讽、谈天衍（邹衍）对儒家神话的歪曲，都要避而不谈。汉儒已经开始将礼乐解释为朝廷制定的仪式，跟刑法和圣旨一样武断。他们已经不再坚持封建主义和国际主义，但仍然没有放弃抱怨大一统的淫威，怀念战国时代的自由。他们致力发明神话和历史，填补殷周以前的巨大空白，推动三皇五帝神话的汉朝化，使燕齐迂怪之士的想象力相形见绌。国教混融主义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古典华夏文明举行了体面的葬礼。金人入汉、胡僧说法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三 贵族的反动和毁灭

楚汉之际所谓关东豪杰，包括以下几类阶级和气质有别的人士。其一是日薄西山的贵族势力，项羽、田横、张良之属。他们渴望恢复诸夏的自由和祖国的荣耀，而这两者经常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项羽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绝不仅限于军事才能。我们毋宁说，他的军事方略是他宪法理想和外交理想的自然延伸。如果威尔逊总统和罗伯特·李将军合为一人，就能大体呈现项王真正的人格和抱负。他的国际联盟思想是齐桓公骑士精神和秦始皇世界帝国的折中，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极端的丑化和反对。田横和张良都不肯接受楚国的仲裁者权力，尽管霸政是保障东方各国安全的唯一途径。他们为枝节性的领土纠纷、历史恩怨和地区性霸权野心，不惜破坏反秦联盟的共同价值底线，甘冒强秦再起的危险，最终自食其果。范增和韩生都不肯满足于仲裁者的微弱权力，要求他取代秦始皇的地位，以肆无忌惮的马基雅维利手段对待盟国。他们出于游士的野心和本性，高估了贵族领袖左右贵族阶级的能力。

项王的政治、军事策略是楚国宪法结构的产物，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僭主对待乌合之众的武断权力。八千子弟的人数不一定只有八千，但贵族精英部队的性质毋庸置疑。他不能越级提拔韩信，也不能像韩信希望的那样，将古老王国的封地慷慨地赏赐给立功的暴发户，因为八千子弟是一个阶级性和民族性极强的自治团体，破坏边界就会严重地损害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唯才是举对土耳其禁卫军很有好处，因为每一位有野心的奴隶士兵都是帕夏的种子。圣路易的骑士团如果向穆斯林和佛教徒开放，肯定会丧失一切战斗力。雅典和罗马无比珍惜他们的公民权，不容外邦人觊觎，只有在自由和独立丧失殆尽以后，才允许全世界分享这种失去政治意义的荣誉。韩信投奔刘邦有其必然性，因为后者的团体是浪人冒险家的集合，浸透了“为天下者不顾家 [154] ”和“分我一杯羹 [155] ”的流民精神。亚父（范增）抛弃项王也有其必然性，因为贵族团队最忌惮领袖的幕僚系统，这种私人班底是领袖扩张权力和个人独裁的基础。如果有人认为这些都是项王用人不当的证据，显然是对楚军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认识不清。许多后人不能理解这种区别，是因为他们在散沙顺民社会生活得太久，以致丧失了最起码的政治判断力。

北方各国军队的散沙化是证据确凿的，他们本来就是战国“去封建化”的先行者。廉颇时代的赵军仍然足以傲视楚人，现在却沦为怯懦的观望者。如果你将一切组织资源集中于国家，亡国以后就只会剩下无异于难民的散沙。成安君和张耳的赵军显然类似北方群雄，由个追逐功名的个人冒险家和走投无路的流民组成，缺乏相互协调和信任的习惯。畏敌如虎不是个人武技和勇气的问题，而是群众性军队缺乏共同体纽带的问题。楚军为数不多，以一当十。这是楚国封建主义瓦解较慢的自然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项王的韬略。以廉颇时代楚军的一般表现而论，项王的祖辈在信陵君和白起的大军面前应该是不堪一击的。战国末季，各国的社会解体都在加速展开。江东子弟的组织度和战斗力肯定不能比肩春申君时代的祖辈，但他们的敌人瓦解得更快。军国主义总体战的透支越彻底，衰退就越快。楚人正因为在总体战技术上落后，保存的元气较多，才会衰老最慢，颠倒了战国后期的战斗力顺序。自然，秦人是军国主义透支未来的最大受害者。章邯的囚犯军队不堪楚人一击，不足为奇，但萧何为汉王补充的大批人马无疑包括了许多良家子，表现仍然如同乌合之众。濉水之战清楚地预示了东亚顺民在史后时期注定会遭受的无数次浩劫。几千名楚国贵族践踏数十万汉军，仿佛西班牙骑兵在百倍于己的印加人当中所向披靡。显而易见，秦人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楚人不复存在，至少还要到吴楚七国之乱以后。

贵族军队自有其弱点，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动员。流民和顺民能够一再承受大屠杀的损失，然后同样大规模地补充和更换。贵族军队失去每一位骑士，都是无法弥补的灾难。韩信的费边式迂回包抄，主要目标就是迫使楚人分兵和消耗。垓下十面埋伏的意义，就是用大量低素质士兵消耗楚人的少量精英武士。项王显然极其鄙视这种缺乏费厄泼赖的战法，才会发起临终前的比武，说出“非战之罪”的骄傲语言。他拒绝东渡的真正理由也是不屑或不愿将长平式总体战的痛苦加诸江东父老，将自己降低到敌人的同一水准。他和江东父老存在有机性联系，不亚于罗伯特·李之于弗吉尼亚父老。刘邦和韩信对待麾下的士兵，却不会比波斯皇帝和斯大林元帅更为珍惜。项王一生赢得过无数辉煌的胜利，但没有一次比乌江渡口的自我牺牲更加荣耀。

后世的记录充满了误解，主要就是因为历史终结夺走了史家的历史理解力。史家一再将项王视为汉王和韩信的同侪，用个人冒险家的标准理解贵族领袖。项王不可能西都关中，这跟他是否渴望衣锦还乡毫无关系。难道狮心王理查德有可能迁都耶路撒冷，永不返回英格兰？麦克阿瑟将军能有多少机会据东京称帝，开创一个日本王朝？只要阶级和民族的共同体仍然存在，这样的怪事就毫无可能。只有当社会组织瓦解，军队的战斗力仅仅稍微超过盗匪的时候，领袖才能武断地决定首都和政策。汉王之所以能够做项王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他雄才大略，而是因为他所在的社会已经终结了历史，而项王所在的社会仍在历史之中。汉王顺应了文明没落的潮流，放弃了他起义的初衷（除领袖的人选以外，他和项王最初没有分歧），将自己变成了自己最初反对的人，这才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华夏已经衰老，渴望在世界帝国的软榻上吐出最后一口气。

正因为如此，项王的命运并不属于他个人。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种情况比他的失败更重要。其一是元老院、小加图和庞培的失败，将世界送给了恺撒及其继承人。其二是幸而未曾发生的历史，英格兰和全欧洲在大德意志帝国面前屈膝。后人对东亚的厄运和顺民的悲情发出过无数的慨叹，最终都要追溯到这位英雄的末路。他为祖国的复兴和诸夏的自由，为齐桓晋文的盛世，已经尽到了全力。如果他的举措不够明智，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为明智。他所在文明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拒绝顺应没落的潮流就是倒行逆施。因此就“反动”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反动者，没有辱没孕育他的楚文化和华夏文化，正如丘吉尔不曾辱没英格兰，李将军不曾辱没弗吉尼亚。“末人”和“史后之人”不可能理解超越自身高度的巨人，才会造出盲人摸象式的滑稽记录。只有在新的文明达到同样或更高层次以后，才会产生足以理解他的观察者。

张良代表贵族反动的更晚季候，因此软弱是他毕生的最大特征。黄石公的传说将柔弱的妾妇之道列为权术的最高境界，恰好反映了名法文化烂熟给社会留下的阴影。韩国是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故乡，“去封建化”比楚国更早，更彻底。因此毫不足奇，张良的生平处处流露出意大利式的腐败。他的复国主义不是骑士的复国主义，而是阴谋家的复国主义。他身为贵族，却没有骑士的德性，不肯身先士卒，始终依靠刺客、外交和阴谋。他的容貌和举止甜蜜如美女，暴露了过度文明化的软弱血胤。只有精致而压抑的宫廷文化，才能产生这样的家系。楚人培育了贵族，齐人培育了侠士，韩人却培育了策士。谋略家最终总要依附于人，依附者最终只能放弃初衷。他足够聪明，理解了这种恺撒·博尔吉亚 [156] 式的命运，放弃了挣扎，却摆脱不了痛苦。他从复兴韩国的密谋开始，以毁灭六国复兴的密谋结束。个人的飞黄腾达以理想的自毁为代价，精神的扭曲是可想而知的。项王像骑士一样战斗和牺牲，他却只能像文人一样逃避和幻想。战国末期的神仙之术酷似希腊化末期的世外桃源文学，浸透了弱者对残酷世界的绝望，正是他这种聪明人需要的大麻，比信陵君的手段更安全、更有效。他不爱自己运筹帷幄创造的粗俗世界帝国，怀着贵族失败者的骄傲不理政务，结果在后世冒险家眼中，反而变成了明哲保身的典范。

齐人社会“去封建化”的程度介于三晋和楚人之间。贵族的组织资源尚在，但思想启蒙和经济发展已经剥夺了他们的军事传统。齐地盛产儒生和方士，迷恋帝国文化的虚荣。唯其如此，他们最不适合在逆境中守卫共同体的传统。“东帝”的骄傲对他们是致命的，使他们无法明智地确定自身位置。他们既不能用自己的财力支持楚人的霸政，维持东方盟国的核心价值观，又不能恢复齐宣王资助燕、赵缓冲国的传统政策，重建自己的势力范围，保证地缘形势脆弱的本土安全。他们为虚荣牺牲了审慎，为古老的嫉妒和人事的纠纷，不惜引入虎狼之秦的地缘继承者，瓦解了海岱防御系统，使自己沦为最大牺牲者。他们最后的背叛恰好起到了分散楚军的效果，配合了汉室的消耗战略。田横五百士做了悲壮的告别。残余的齐国贵族在景、武之际内迁入关。齐人的工商业传统维持到新莽初年。此后，齐地沦为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证明社会解体的进程已经走到终点，齐人共同体不复存在。

另一类关东豪杰乃是陶朱公、吕不韦和朱家、郭解之间“遗失的环节”。他们大抵出身平民，跟封建贵族没有关系，借助封建瓦解和国际局势，在成例没有明确禁止或允许的灰色地带发财致富，甚至拥有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楚汉战争时期的军事动员、后勤支持、贸易转运、矿产开发、武器制造都少不了这些人的经营。他们不一定都是《游侠列传》或《货殖列传》中人，但他们的活动无疑为后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空间。韩非子早就将他们列入五蠹。秦政号称暴政，却没有消灭他们，反倒遭到他们的沉重打击。汉初游士、游侠横行的“小战国”格局主要依靠他们的支持，以致周亚夫忌惮剧孟超过忌惮吴楚联军。景帝朝配合七国之乱的镇压，对他们展开了大清洗。这场运动的长远后果无疑超过了武帝一朝的独尊儒术和酷吏政治，在国家反对社会的战争中赢得了决定性的战役。儒生完全无视景帝朝转折的阶级意义和共同体意义，将景帝和文帝并称，视为堪比成康之治的美谈。然而，正如汉阳陵早已证明的那样：景帝为秦皇汉武的中间环节，是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暴君。他结束了高帝的因袭之治和文帝的恭俭之治，为重返秦政的好大喜功做好了准备。景、武并称，比文、景并称合适得多。

汉儒背弃了他们师辈的豪强战友，投靠朝廷。他们的选择严重影响了以后的社会博弈。士大夫和豪强结盟，文法吏支持的朝廷就会异常孤立。这时的郡守更像蛮族包围的刚果河贸易站长，辖境豪强的民兵拥有随时置他们于死地的物质力量。然而，物质力量并不是一切。贵族只有在儒生的复国主义或周政主义意识形态动员配合之下，才能将豪强的潜在力量组合成有形的力量。贵族的瓦解和儒生的背叛夺走了豪强的野心和希望，使他们沦为酷吏政治的牺牲品。酷吏政治大功告成以后，战国地缘共同体重建的可能性就永远消失了。阶级共同体当中，拥有武器的贵族上层和豪强中层相继瓦解。朝廷之外，只剩下没有武力的平民家族。文法吏为国，儒生为家。世界帝国的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以此为基础，重新稳定下来。酷吏政治退场，循吏政治取而代之。儒生坚信，这是他们复古更化的重大成就。其实，从朝廷的角度看，这是酷吏政治已经完成清道夫任务，可以鸟尽弓藏的缘故。无论谁为主动，谁为被动，武、宣以后，朝廷和儒生已经习惯于彼此视为合作对象。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获。朝廷解除了最大的梦魇——卷土重来的关东豪杰。儒生实现了最低的梦想：拔除封建性和贵族性的宗法大家庭。蛮族入侵以前，华夏不会再有自己的天然贵族了。

四 天汉与诸夏的灰烬

西汉晚期的儒生喜欢将他们的朝廷称为“天汉”，因为汉水上应天汉（银河）。他们铺张地夸示天汉的统治无远弗届，只有浩瀚的天空自身可以与之相比。从苍梧到朔方，从夜郎到玄菟。周天子虽然万国来朝，却从来没有想到世界如此辽阔。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此处，启动戏剧性的转折，化赞美为哀鸣。战国时代是多么美好，诸侯都有无穷的欲望和有穷的疆土。“士亡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 [157] 。”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因为世界帝国不再有竞争对手。天汉的土地如此广袤，任何人都无望逃出铁笼。此时的贤士大夫如果侥幸寿终正寝，就不应该抱怨命运对他不公 [158] 。 “强汉”的形象由负面转为正面，有赖于清代学者的重新评价，大抵有激于宋明的积弱。在此之前，天汉总是引起暴秦的不幸联想。汉武帝如果多少还有宽恕的余地，那也是因为他晚年还知道公开忏悔。忏悔的榜样仿佛有传染性，宣帝以后的列朝接二连三地颁发《罪己诏》，为后世所鲜见，暴露了当时朝野上下强烈的合法性焦虑。

淮南王败亡以后，汉儒已经不再留念多国体系。淮南是后期楚国的心脏地区，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列侯、二千石、豪杰死者数万 [159] ”给项王苦心保护的元气以致命打击，终于瓦解了战国自由的最后残余。此后，神秘学家不再提起东南的特殊风水或气脉。武帝将越人的残余迁入江淮，进一步巩固了楚人的散沙化成果。楚人除非有犹太人的坚韧，否则不大可能在这种亚述式的大迁徙中幸存下来。新莽末年的大乱中，江淮没有重现特殊的战斗力，证明居民已经取代了民族，古典世界的熵值又增加了一级，热寂的倒计时像命运本身一样无情。朝廷的目标显然就是要清洗余孽，断绝游士和野心家复辟小战国的希望。汉儒已经认清形势，转而构建一种没有封建色彩的周政主义。他们希望这种主义最终更化（没有革命的内部演变）成功，构成世界帝国的宪法原则。

武、宣以后，新周政主义营造了三大舆论焦点。天道论希望构建一种敬畏的神学，将祭司和宪法仲裁者的权力赋予儒生。董仲舒和他的门徒对此寄予厚望，因此遭到朝廷的沉重打击。经学家希望通过儒家正典的疏注，重建法律的基础，潜移默化地排斥或驯化文法吏。“明经”由此构成铨叙的标准，无异于儒家和吏治国家的正式结盟。学术传统接受了政治传统外围的地位，相互刺激了对方的拜占庭化进程。禅让论希望舆论领袖行使罢免和选择君统的权力，对《罪己诏》的频繁负有最为直接的责任。眭孟为此诛死，新莽以此得国。

在第一个焦点上，儒生赢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和事实上的失败。帝王敬畏天道的传统确定了，但仲裁者的权力悬而未决。儒生没有得到大祭司或大法官的地位，只得到了政论家和史官的地位。他们不能够判决死者，只能议论生者。天意昭昭，但人心叵测。公众最终都会认清天意，但总是为时太晚。儒生受制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得不承认他们虽然继承了君子的名号，却没有继承贵族的权威。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放弃了启蒙时代的旧教条，不再谈论“道尊于势”的尴尬问题。

在第二个焦点上，儒生暂时的失败开辟了最终胜利的道路。经义不是习惯法的发现，而是循吏对普世原则的武断解释。循吏的条教 [160] 一方面打击了酷吏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方面也打击了各地的乡风陋俗。从文翁化蜀的时代开始，循吏就是热忱的同化主义者。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有效地切断了地方共同体的精英循环机制，将本地精英变成了精神上的异乡人。如果帝国仅仅由酷吏统治，解体肯定会复活各地的古老习俗，然而帝国最终落入循吏之手，解体只会导致普世主义哲人王学校内的自相残杀。从人事的角度看，文法吏直至东汉仍然占优势。“儒有所长，吏有所短 [161] ”的学说明显就是弱势一方的自我辩护。然而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儒生虽然胜之不武，却不可能不取得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只是技术人员而已。魏晋革命以后，作为阶级团体的文法吏从历史上消失了。法律必须以经义为基础，不再是值得争议的问题。

在第三个焦点上，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暂时胜利永远毁掉了自己的机会。禅让原本是贤人政治和舆论政治的自然结果，完全符合孟子的精神。然而舆论选举君主，提供了极其可怕的诱惑。任何人都可以自认为贤者，舆论开启的斗争绝无可能通过舆论结束。越是真正的贤者，越不可能在恶性竞争中获胜。早在战国时期，子之的受禅就给燕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两汉之际谶书辈出，其实就是这种理论造成的恶性竞争。随着社会生态的恶化，“罪己诏”和“再受命”的游戏越来越不足以茅塞人心。五德终始神话变成了汉室自杀的利器，使舆论领袖的自恋急剧膨胀起来。王莽及其团体成功地利用了禅让理论，结果把这种理论变成了笑柄，从此永远束之高阁。

尽管如此，较之汉初的先辈，元、平之际的儒生仍然有理由以胜利者自居。他们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毒汁与美味，机会主义色彩越来越明显。根据鲁二生和辕固生的标准，董仲舒和公孙弘都犯有曲学阿世的罪行。董仲舒的学生对待师尊珍视的原则，采取了同样灵活的态度 [162] 。盐铁论时代的贤良和文学坚持，桑弘羊的垄断企业比商鞅还可憎。任何人将国家目的放在德化前面，无异于背叛最基本的文明准则。宣帝杂霸王道的时代，他们一直在鼓吹自由经济的理念。元帝仁柔，将权力完全交给了儒家。他们刚刚废除盐铁专卖制，就感到国用不足的痛苦，狼狈地拾起了桑弘羊的论据，悄悄地恢复了邪恶的官营政策。显然，他们已经默认：如果周政理想和帝国利益发生冲突，前者应该向后者让步。

天汉在复古更化以后，距离孔子时代的周政理想，不仅没有更接近，反而更遥远了。吏治国家进一步深化，国相已经变成郡守的同侪。诸侯不再是贵族，却仍然是权贵。政治社会丧失了制衡王权的贵族阶级，却没有摆脱消耗国库的权贵集团。皇帝费尽心机侵夺诸侯、贵族、豪强，战利品却落入外戚和佞臣之手。皇帝亲近儒臣，变成了疲软之治的同义词。暴秦仍然隐藏在制度内，疲软却已经体现在人事上。平帝、哀帝的政权似乎同时具备了秦政和周政的弱点，却没能享有两者的优点。战国和汉初的政治分野已经丧失了意义，儒生却发明不出描绘现状的新语言。世界似乎正在衰老、死亡，却不再有诸子百家的传人提出有效或无效的对策。众望所归的大儒萧望之和匡衡除了宣传自己是君子、敌人是小人，只会重复周政就是比秦政好的滥调。这种幼稚的争辩很容易退化为毫无原则的朋党斗争，后来的事态发展确实如此。理论上强调皇帝与儒家士大夫共治，实际上就会落实为宫廷权贵与官僚朋党共治。二者的共同特点在于原子性、无根性和投机性，正好代表封建贵族和各等级共治的反面。散沙社会仍然不能没有精英的统治，只是用僭主、冒险家和游士取代有机共同体的贵族和土豪而已。天汉是远东僭主政体的第一个稳定模式，其路径锁定作用超过了后世所有朝代。

汉初军功集团构成权贵的第一个来源，但没有维持多久。他们和文法吏共同统治秦始皇的西部遗产，将骄傲不逊的东方诸侯视同化外。由于项王和田横五百士的骑士精神，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导致齐楚贵族社会残余的立刻瓦解。因此，天汉冒险家集团仍然不能直接统治东方。“不为假王镇之，其势不定 [163] ”并不是韩信的贪图封赏的借口，汉高祖立吴王刘濞的考虑完全相同 [164] 。汉高祖预感到楚人还会卷土重来，却也无可奈何。从理论上讲，他的帝位出自垓下诸侯的推戴。这种模糊的宪法地位更接近于霸王（国际联盟仲裁人）的继承人，而非皇帝的继承人。秦始皇和汉武帝绝对不会容忍如此暧昧和卑微的皇位，但亭长和汉王已经心满意足、喜出望外了。军功冒险家集团是他仅有的支持者，跟他处境相似、想法相似。

汉初军功集团大抵是无根的个人冒险家，大多数人连豪强、游士都不是。他们当中最体面的人属于贩夫走卒，许多人的过去像法国外籍兵团士兵一样不堪闻问。张良这种贵族实属异类，而且客卿外交家的色彩非常浓厚。韩信这种冒充没落王孙的流民冒险家在汉军中飞黄腾达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主公的支持和个人的功绩都毋庸置疑就足够了。他若留在项王的阵营内，处境就会比罗兰夫人留在法国贵族当中还要尴尬。项王不可能重用他，因为骄傲的楚国贵族不可能自愿服从他。仅此一项，韩信就不可能立下任何功绩。他至多像英布和彭越一样，自己组织一支外围雇佣兵，但如果这样，他就不如直接投靠阶级感情相通的汉军了。英布和彭越在楚军中始终受到排斥，最终还是不得不走上韩信的道路，而且因为投靠太晚，战绩远远不如韩信。

项王只是贵族的领袖，不是乌合冒险家团体的僭主。后者日常统治依靠的黑社会手段，项王即使愿意也不能运用。难道华盛顿将军和罗伯特·李将军只要愿意，就能对自愿拥戴他们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行使专制权力吗？韩信败亡的经历也从反面暴露了他的阶级地位。他宁愿做齐王而非楚王，说明他志在享受，无意进取。齐国既大且富甲于天下，但以组织资源和战斗力论，明显不如楚国。何况他出身卑微，又是楚国贵族的敌人。他即使企图动员楚国的资源，也会像英布一样迅速失败，完全表现不出以往的战斗力。他的最初选择和最终结局完全符合楚国阶级社会的政治生态，本身不足为奇。怪事反倒在于：后世许多历史注释者在其他方面非常明智，却毫无头脑地指责项王缺乏知人之明，或是惋惜韩信不该愚忠到底。这种现象只能证明历史理解力跟大部分才能一样，不是纯属个人的因素。阶级社会消失以后，散沙社会很难理解超越自身经验的历史。

汉初三朝，军功集团瓜分了关内侯和列侯的爵位、文武百官的职位。关内侯和列侯不是低层次的诸侯，而是诸侯的对立面。关内侯没有采邑，只是享有相当于采邑的收入而已，因此完全依赖主计的文法吏。列侯常驻关中，采邑却在关东。因此，他们是朝廷打入关东诸侯境内的楔子，除了战争和冒险，并无其他能力。他们的官爵只是分赃或庸酬，并不能赋予他们管理吏治国家的实际能力。儒生的势力范围集中在东方诸侯，而且明显更忠于项王。颂周剧秦的文宣活动蕴涵着和平替代（更化）西方政权的企图，对长安布衣君臣并不友好。因此，文法吏的统治是朝廷当时的唯一选择。“黄老之治”是朝廷支持文法吏统治的文宣活动，正如“周政”是关东封建余孽的反秦文宣活动。长安朝廷将“因袭秦政”解释为“无为而治”，掩饰声名狼藉的文法吏统治，理由正如普京政府喜欢鼓吹东正教的正统主义，从来不提克格勃的正统主义。

在野的儒生并不那么容易上当。他们将封建贵族的反动和浪人冒险家的崛起混为一谈，一并解释为文明世界抗击暴秦的共同事业。根据这种解释，朝廷背叛了自己的“反秦政”承诺。绛（周勃）、灌（灌婴）憎恶贾生，代表了军功集团对这种颠覆性解释的极大不满。然而，儒生的文宣比朝廷的文宣更有力。武帝朝的革命导致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交易。儒生内部的务实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用合法性买下了官职分享权，以公孙弘的拜相为标志。夏侯家族将经义变成了官僚养成教育，开启了替代文法吏的漫长工程。然而，权贵是他们无法和平更化的势力。军功权贵让位于宫廷权贵——外戚和佞幸，只是权贵集团内部的自然嬗变，两者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限。路径和结构一旦稳定，残存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就难以撼动。第一个世界帝国依靠诸夏的残余爝火，上演了“强汉“的辉煌，但灰烬很快就冷却了，顺民的子孙在蛮族的朔风下灭绝几尽。

伍 严冬将临

一 秋收时节的世界帝国

汉初的军制保留了许多小战国特征。长安朝廷和各国宫廷都有自己的禁卫军，但人数不多。各郡保留了战国时代训练和动员民兵的机制，民兵的战斗力尚未消失。因此，汉初常备军的开支不大。后世的羡慕者经常致力研究汉代宪制，企图找到费省而兵劲的秘诀。其实，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封建时代的贵族骑士、总体战－军国主义时代的耕战良民、顺民专制时代的流氓无产者雇佣兵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根本差异不在“法的精神”，更不在有形的制度，而在文明嬗变的季候。如果你研究秋季果园组织摘果工人的管理和技术，无疑能够有不少的收获，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不可能适用于冬季的荆棘丛，后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果子可摘。如果你研究培植土壤和种植果树的技术，确实可以发现更加根本的原理，然而这些原理只能满足哲人漫无目标的好奇心，满足不了策士学以致用的功利心。

汉初的战斗力源于战国精神的残余，而非本朝的制度。本朝的制度如果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那就是瓦解良民的组织资源，加快顺民化、散沙化的速度，从而降低吏治国家的统治难度。战斗力主要反映组织资源的强度，勇气和技术必须内生于组织资源才能发挥效力，因此吏治国家的长远目标就是将帝国交给蛮族。世界上没有不付代价的政策，但政策制定者很少能理解自己政策的真正后果。浅薄的观察者和别有用心的煽动家经常妄下雌黄，将滥用兴奋剂的罪魁祸首奉为英雄，将临终抢救的良医指为罪魁。

在祸延子孙的众多兴奋剂专家当中，武帝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他首创了收编胡骑的政策，从而向引蛮族入侵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随着良民的顺民化，雇佣兵的地位必然会相应地上升。胡骑的政治德性和军事素质都胜过流民冒险家，因为部落组织的习俗仍有其生命力。皇帝制度是僭主制度的集大成者，超越了阶级、族群和地缘的局限性，最适合不拘一格用人才。项王不能武断地提拔无赖子韩信，武帝却可以用降虏金日磾做托孤大臣。“用人唯才”不是民主社会的标志，而是社会解体的重要催化剂。如果民主的定义包括近代美国这样的社会，那么他们的正确定义应该是“法团自治主义”。“资本主义”的称谓尚有部分的正确性，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自治法团的特权与自由，但从整体格局上讲，仍然是严重歪曲的。如果民主意味着“王侯将相、文武百官宁有种乎”，地球上就没有比秦政以后的华夏更民主的社会。

“用人唯才”的实际意义是：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那些似乎可能构成社会凝结核的人切断他们原有的社会纽带，沦为无根游士。游士毕生和唯一的事业就是投机和寻租，返乡是他们最大的耻辱。一部分游士能够实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 [165] ”的可悲胜利，大部分游士则注定要以腐蚀社会为终身职业。游士有自我复制性和自我毁灭性，通过产生更多游士而加快社会解体的速度。智者和强者背弃了他们身为社会凝结核的天职，蜂拥踏入自杀之路。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智者和强者自外于社会，以发明汲取之术为主业。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游士的社会破坏性仅次于宫廷权贵（外戚和宦官），两者的共治锁定了所在文明的天花板。精英一旦游士化，社会组织进一步分化、复杂化和精致化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消极的耐汲取能力取代积极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构成散沙社会的主要筛选－淘汰标准，使蟑螂和地衣取代熊猫和银杏。

散沙社会倾向于退化、同质化，易于平铺散漫地横向发展。这种社会便于统治，尤其便于简单粗陋地统治。因为简单同质的社会组织普及成本最低。相反，正如晁错所说：如果听任社会分化自然发展，帝国各部分很快就会不适合用同一种体制统治了。波斯帝国就非常清楚：统治几千个雅典人非常困难，统治几百万埃及人非常容易。哥特入侵者非常清楚：罗马帝国的希腊诸行省不堪一击，无异于波斯帝国时代的埃及。埃及人自己非常清楚：他们在州国竞争的五霸七雄时代和法老初期的军国主义时代，根本没有考虑过蛮族入侵的问题。相反，各州为了保持或争取竞争优势，会像雅典和罗马、秦穆公和赵武灵王一样，吞并努比亚和利比亚的蛮族。然而，这些争论意义不大。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季候，所有的季候都会推出自己的弄潮儿。

华夏世界的天命选择了武帝，做秋收时节的最后一位摘果人。他的暴政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遭到同样可怕的反动，根本原因不在于晚年的忏悔，而在于谋杀死人总比谋杀活人容易。秦始皇给诸夏以致命一击，自己却在项王垂死的报复中同归于尽。汉初布衣君臣是一群谨小慎微的人，机会多而野心小，宁愿选择无所作为，听任尸体慢慢冷却。武帝却是那种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的革命家，廉价地赢得了谋杀尸体的荣誉。在那些根据战利品数量鉴定军事才能的史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伟大得多。在那些根据死者惨叫声大小给凶手定罪量刑的法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清白得多。

秦始皇的文字狱依据秦律原有的毁谤法，他个人缺乏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反复无常的性情。暴政依靠文法吏的机械性执行，“失期当斩”是煽动家陈胜、吴广的一面之词，得不到秦律考古材料的支持。秦始皇的强制迁徙从当时公认的社会渣滓开始，没有完全丧失商君和先王信任耕战良民的传统。汉武帝的毁谤罪是一位艺术天才创造力的流溢，即使尼禄也难望其项背。秦律、汉律和先王的诏谕，在他都是多余的。他的暴政只有社会工程学的理由，为帝国节省了诬告陷害的成本。他的酷吏不需要文法吏的技术，只需要理解帝国利益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即使儒家的经学家也能成为酷吏。酷吏杀人根据指标和期限，法律条文是不必要的。如果死刑犯不够，就把其他犯人加上。如果所有犯人都不够，就把探监的人都加上。汉武帝的强制迁徙直接从六国贵族的残余开始，同时继续打击豪强和游侠。他正确地预见到：诸夏已经在临终病榻上躺了这么久，不大可能产生第二个项王了。

武帝不拘一格地赏拔将才，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其一，名将之盛冠绝汉朝。其二，军事制度空前混乱。他武断而浮滥地运用至高权力，将文人、廷臣、禁卫军、降虏、属国、志愿兵的军官混编拔用，然后同样武断而苛刻地惩罚他们。滥赏滥罚是互为因果的配套政策，不是武帝一时任性或失察所致。所以汲黯进谏，他才会如此从容不迫 [166] 。禁卫军扩充为中垒、屯兵、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后，几乎由朝廷的军队变为武帝的私人军队。除他本人以外，谁都无法指挥外籍兵团。廷臣举荐的卫士大多是积累资历的宫廷侍从，无意担任职业军官。各郡民兵选派的卫士各有乡党、亲族，更不可能永驻长安。胡骑和少量附属胡骑的雇佣兵变成了唯一的事实常备军。皇帝在他们的保卫下，肆无忌惮地削弱郡、国父老的自卫能力。李广难封、李陵难归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志愿军，妄图延续韩信、彭越的危险传统。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167] ！”的反面涵义就是：高皇帝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冒险家团体应该早点认命。任何企图讨好宫廷的统帅都会发现：借敌人之手消灭志愿军，乃是取悦圣上的不二法门。

武帝的征发、屯田、盐铁、均输政策汲取郡、国人力、财力，不仅超过了商君耕、战动员体系和齐人垄断贸易体系的总和，而且极不公正地将压力集中在自费勤王的王畿良民阶级头上。诸侯各国同样沿袭战国民兵体制，但民兵的戍卫范围仅限于本国。因此，王畿居民羡慕各国人。汉律则将东方各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对他们严加限制。朝廷极力寻找借口，侵吞各诸侯的领地，从而占有他们积蓄的民力物力。主父偃一类游士之所以飞黄腾达，就是为了替朝廷担负罪名，将他的祖国变成朝廷直辖的齐郡。良民远戍京师或边境，无异于倾家荡产。他留在家乡的亲族丧失了自由经营的权利，必须忍受国家垄断企业的额外盘剥。盘剥所得主要用于支付日益扩大的官僚机构和雇佣兵开支，蛮族在后者当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三晋、秦人习惯的免役优待在耕战社会颇足为羡，在齐人发明的垄断贸易体制内实属得不偿失。从军在封建社会是荣誉的标志，在军国主义社会是良民的标志，在世界帝国是噩运的标志。他们如果就近叛乱，生存机会反而大于勤王。武帝朝“海内人口减半”，部分原因就在于有籍良民沦为无籍盗贼。

这种局面如果出现在汉初，肯定会引起朝廷的颠覆，但社会散沙化的长期政策已经收到成效，项王、田横、朱家、郭解之类潜在凝结核已经不复存在。叛乱者只能形成无形态的众多小股盗匪，不能形成有形态有组织的复国主义军队。武帝及其酷吏在这方面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他们如果没有消灭陇西李氏这样的豪强势力，现在就会面临比盗匪可怕得多的敌人。他们如果接受贤臣或儒臣自以为是的仁政主张，现在肯定难逃惩罚。事实上，武帝的政治逻辑是完全自洽的。汉初反秦儒生的逻辑同样完全自洽，武帝以后的机会主义儒士才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们反对皇帝的暴政，却不反对世界帝国，然而暴政正是维护世界帝国的必要手段，他们自己执政以后也面临同样的必要性。先儒设计的仁政以封建小邦为必要条件，这样的小邦根本容不下安置汉儒所必需的大批官僚职位。

匈奴、朝鲜、南越、大宛的战役将七科谪、恶少、徒、弛刑、应募罪人送进了雇佣兵的行伍 [168] 。此后，帝国再也离不开他们的服役。良民士兵发现勤王戍边和犯罪受罚没有区别，参军愿望和战斗力自然日益退化。良民越是逃避兵役，帝国越有必要降低雇佣兵的标准。这些谪兵甚至奴兵的可怕名词进入历史，预示了世界帝国的宿命 [169] 。顺民首先感到：与其供养这些不可救药的流氓无产者，不如供养赵信这样的降虏和浑邪王这样的属国；最后就会感到：朝廷用他们的钱供养蛮族武士，并不比蛮族武士直接组织向他们要钱的朝廷好多少。良民到顺民、民兵到佣兵的逻辑穷尽其内在可能性，还需要数百年时间，但基本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光武帝废除了各郡民兵，给精疲力竭的农村以喘息的机会。窦宪以南匈奴和属国的武力绝漠，实现了毁灭北匈奴的历史性胜利。曹公将乌丸、匈奴余部内迁，获得威震华夏的天下名骑。司马氏和蜀汉竞争性内迁氐羌部落，充实残破的关陇。晋武帝废州兵，诸王竞相以内迁的匈奴、鲜卑为选锋。每一次新的改革都会减轻顺民的部分负担，引起他们由衷的感激，最后将他们引到永嘉之乱的悬崖面前。

二 儒士与法吏

文法吏不是法家，只是行政技术员。当然，秦人的行政概念涵盖了今天的刑事诉讼领域。文法吏没有意识形态，也就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手。因此，他们无法单独统治。秦廷依靠封建传统残留的历史合法性，他们默默地为秦廷服务。秦廷依靠法家和客卿的国家目的论统治，他们默默地为秦廷服务。秦始皇的世界帝国依靠水德神话重启时间，他们默默地为三皇五帝在当代的继承人服务。布衣君相发明黄老之道，他们默默地为军功冒险家集团服务。太史公父子深悉道家和阴阳家的秘传，才会有老子与韩非同传的精辟判断力。后人习惯于通过庄子理解道家，不明白战国、秦汉的老子是兵家诡道的传人，才会发出愚妄下士闻道特有的傻笑，自作聪明地讥讽太史公缺乏常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常识是魏晋玄学家和佛学家塑造的。庄子在秦汉之际基本没有地位，因为他极度缺乏可以构成经学基础的材料。汉儒有罗马人的性格，鄙视没有政治用途的纯粹形而上学。抽象之学在华夏升级为显学，端赖佛教的刺激和竞争。

儒士不是儒生，而是浸淫儒学价值观的专业人员。真正的儒生一旦脱离邹鲁社会，就会丧失有机性和正统性，沦为混融主义和投机性格的儒士。儒生是黄老、法家和墨家的对手，却不是文法吏的对手，文法吏经营的层面，他们只有泛泛的原则性反对；儒士才是文法吏的天敌。他虽然号称儒士，其实却是诸子百家的学生。只是儒家经营教育的声誉最著，社会习惯将所有学者泛称为儒而已。儒士不是精通佛学的理学家或精通希腊哲学的基督教神学家。他混融百家的目的不是贯通义理，而是以博古家的方式汇集有用的条教。他多半是今文经学家，擅长将模糊的权威性典故解释为具体、琐细的判例；权威性典故以儒家为中心，但古之先贤都不会遭到排斥。这种技术对行政干才非常宝贵，隽不疑的名望多半就是由此而来 [170] 。通经博古，对于健全而灵活的判断力非常重要。行政技术人员如果没有这种判断力，就没有多少希望升到负重大责任的位置 [171] 。

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儒家在教育界一向拥有压倒性优势。武帝以后，朝廷对经学教育的扶植放大了他们的优势。从元帝到桓帝，儒学教育生产线一直稳定增长。新莽、光武和明帝、马氏和窦氏都以身作则，支持儒学教育。汉儒家法尊严，师徒有相互提携的义务。师承自动形成朋党，所以袁氏才能以学阀起家，以门生故吏遍天下为政治资本。相形之下，文法吏的教育和组织都难以望其项背。汉举孝廉，“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172] ”。二者貌似平等，实则高下有别。宣帝以降，经义已经取得了高级法的地位。经义可以裁断律例，反之则不可。夏侯以降，经学教育包含了判例训练。晚至建安，文法吏仍然“不窥先王之典 [173] ”。此消彼长，自在意料之中。当涂一朝虽然喜好名法，选举、铨叙仍以经义为先 [174] 。典午复辟政权直接抹杀了文法吏存在的必要性，将他们永远逐出历史。

从汉武帝到晋武帝，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政治没有一次不失败。他们的特长在于重新解释历史，发明一种酷似葛兰西的迂回战术，将政治的败坏归咎于文化和风俗的堕落，从而为自己找到新的使命感。他们在社会重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违反了人类的本性。人类天然适应相当于原始部落规模的小团体，迫切需要小团体内部的高度互信。婴儿无论有没有充分的物质供给，只要切断了母亲的爱抚就很难活下去。原子化个人对小团体认同的依赖，不亚于婴儿对母亲，而且同样不限于物质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原子化社会都是马基雅维利政治人为制造的结果，而且非常不稳定。个体对共同体认同的饥渴会迅速导致模拟部落组织的重建，重建失败的个体将会迅速走向灭绝。罗马和东汉的生育率跌落就是希腊文化和春秋文化瓦解的自然延伸，原因不在（或不全在）物质的困难，而在意义世界的崩溃。这是蛮族入侵和新文明诞生的时代，两者经常同时发生。大自然厌恶真空，蛮族入侵和新文明诞生都是叔季之世（虚无主义）文化低气压的吸引作用造成的。

世界帝国的普世性貌似公正无私，其实是残酷地剥夺了个体不可或缺的感情需要。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小团体需求的投射，没有偏私、歧视和仇恨就无法生存。大一统一旦存在，各国原先的爱国主义驱动力就会丧失殆尽。秦政是一台批量生产原子化个体的强大机器，将和平和安全不能治愈的孤独与恐惧撒向全部已知文明世界。个体面对缺乏人格的抽象公正，就像衣服遭到强盗抢劫的旅人一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渴望温暖的偏见。谁能将道路、方向、认同、意义还给他们，谁就是他们的救星。儒家重建或发明周礼式家族文化，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窗口。他们不是唯一的候选人，赤裸裸的神皇崇拜、蛮族原始多神教、混融主义多神教（道教）、佛教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在汉魏之际暂时胜出，至少部分应该归功于强大的教育体系。他们依靠这种力量，在社会中间层建立符合周政想象的宗族组织。在人荒、田荒的末世，他们的宗族独享高生育率之利。魏晋的大动荡淘汰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原子化个体和小家庭，将历史舞台留给了他们。

《白虎通义》汇集了汉儒的基本教义，但其中真能付诸实施的部分不多。宗族主义则是例外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就是古典华夏文明留给未来的种子。没有这颗种子，永嘉以后的东亚文明就没有理由以华夏后裔自居。江左芝兰玉树、武川优孟衣冠的遗传基因都在这颗种子内。周孔礼乐只是孕育这颗种子的父辈，父子的表现型和适应性各不相同。秦皇汉武只是包围这颗种子的果肉，既没有传递生命的基因，也没有抵御严冬的素质，只会跟残枝败叶一起腐坏，肥沃新一代文明的土壤。

这段至关紧要的基因图谱如是说：

宗者，何谓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圣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为其子孙为祖，继别也，各自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诸侯夺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夺宗何？曰：诸侯世世传子孙，故夺宗；大夫不传子孙，故不宗也。《丧服经》曰：“大夫为宗子。”不言诸侯为宗子也。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尚书》曰：“以亲九族。”

族所以九何？九之为言究也，亲疏恩爱究竟也，谓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谓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二族也，身女昆弟适人有子为三族也，身女子适人有子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亲，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为一族，妻之母为二族，妻之亲略故父母各一族。《礼》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书》曰：“以亲九族，义同也。”一说合言九族者，欲明尧时俱三也，礼所以独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后，民人皆厚于末，故兴礼母族，妻之党废，礼母族父之族，足以贬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据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姊，覃公惟私”也。言四者，据有服耳，不相害所异也 [175] 。

《白虎通义》的宗族不是孔子想象的周礼社会。周礼针对王室和贵族，并不介入基层村社的习俗。汉儒针对平民社会，已经丧失了理解阶级社会的能力。周礼秩序确定了领地和世职继承权的优先顺序，从而维护了各等级和各邦国的差序格局。汉儒不关心继承权和政治社会，只关心家族的团结和繁衍职能。周礼创造了国际主义性质的上流社会，听任基层保持互不理解的古老习俗。汉儒创造了普世主义性质的共同体模式，能够融化种种隔离阶级、族群和地缘的壁垒。周礼青睐分化，精致而脆弱。汉儒力行混融，平庸而坚韧。周礼传递春天的信息，敦促年轻而天真的文明绽放最娇艳的花朵。汉儒心怀严冬的恐惧，恳求垂死而世故的文明保留最顽强的种子。

宗族复兴以后，“为天下者不顾家”的时代就结束了。赵翼早已指出，东汉君臣的出身比西汉好得多。前者几乎都出自有教养的儒学家族，后者则是个人冒险家的团体。西汉一朝据《世本》而称先祖者，大抵皆周、楚贵族之遗。布衣君臣既没有家谱可循，也不在乎家谱。西汉末年的儒臣萧望之、匡衡都没有家世背景可言 [176] 。东汉宗族成长，编撰或追溯宗谱的热忱随之高涨。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的《赵宽碑》已经浸透了新的精神，预示着魏晋门阀社会的来临。“其先盖出自少皓，迄汉文景，有仲况者，官至少府。厥子圣为谏议大夫，孙字翁仲新城长，弟君育生陇西上邽，育生充国字翁孙为汉名将，封邑营平。元子卬为右曹中郎将，卬弟袭爵，至孙钦尚敬武主，无子国除，元始二年复封曾孙纂为侯。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太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弟次卿高平令，次子游护一菀使者，子游卿幽州刺史。卬陪葬杜陵，孙丰字叔奇，监渡辽营谒者，子孟元，次子仁为敦煌太守。孟元子名宽字伯然，即充国之孙也 [177] 。”新一代文明依靠宗族繁衍的不朽信仰，构建了顺民社会的意义体系；依靠宗族的保护能力和生育激励，度过了扁平社会难以避免的周期性灭绝。

宗族一旦复兴，就会从两翼挤占吏治国家的空间。在政治上，忠孝不能两全。世界帝国始于秦汉之际的“为天下者不顾家”，终于魏晋之际的“只知有父不知有君”。在财政上，宗族所得就是朝廷所失。吏治国家的政治格局和阶级结构制造了战国时代闻所未闻的困难。家家缴纳人头税，对编户齐民的依赖性甚大。世界帝国消灭多国体系和豪强中间人的努力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贸易体系的瓦解导致了货币经济的衰退。西汉末年，金属货币开始退出流通领域。工矿业的退化将大批雇佣劳动者变成了游民，给重农主义者造成了无地贫民危害社会的错觉。东汉君臣直接延续了南阳士绅的传统，将合法性建立在“王者无外”的周政主义原则上。他们因此无法接受武帝的进攻性财政路线，只能满足于严格经量土地、节俭用度。通货匮乏增加了朝廷征收货币税的难度，暴露了吏治国家直接向全民征税的愚蠢。王室的收缩政策进一步加速了货币经济的萎缩，货币经济的萎缩又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了王室的收入。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夺走了吏治国家的活力，归根结底都是垂直管理模式失灵的结果。征税成本不能降低，财政就会破产。结果，实物税排挤货币税。秦汉始于五铢钱，魏晋终于谷帛。

三 新莽与王道的最后破产

西汉游士和东汉士大夫属于不同的阶级，尽管他们都有可能自称孔门子弟。西汉末年的周政主义者构成两者之间的缺环，正如三世务农的良家子萧望之构成介于浪人冒险家陆贾和学阀世家子袁绍的缺环。除去越来越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嬗变的倾向并非不符合阶级的演变趋势。游士往往是“君主派”国家社会主义者，周政派往往是“民众派”国家社会主义者，士大夫往往是政治保守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周政派儒士厌恶中间阶级，不逊于武帝麾下的酷吏和官商。如果张汤是政治领域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桑弘羊是工商业领域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那么师丹和孔光就是农业领域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王莽则是各领域国家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新莽政权将四朝周政主义者的梦想全都实现了，包括禅让制、土地公有制、私人贸易国有化、国家供养平民知识分子、裁抑权贵（包括王莽自己的亲人）、奴婢解放、万国来朝、贬斥夷狄。新莽藉舆论领袖之力得天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新朝初建，举国儒者感激涕零。《剧秦美新》代表了他们共同的认识和期望：秦政是万恶之源，周政是百病良药。汉家出于现实利益的诱惑，不能彻底废除秦政。所以，周政复辟的关键在于高尚的道德水准。古圣先贤都说德性决定盛衰，德性应该就是道德的意思。王莽的道德水准看来不低，连自己的儿子都愿意牺牲。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当今之世，舍莽其谁？

显然，周政主义者的理想一点不像成王真实的周政或孔子想象的周政。他们都是平民子弟，并不打算从封建主义立场反对秦政。他们的梦想是：原封不动地接管秦政的国家主义机器，但不再为军国主义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看到汉武帝的盐铁垄断给消费者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却认为这是贸易管制和价格管制不够彻底的缘故。他们痛恨吏治国家，又不想要封建贵族。他们幻想周政不是依靠任人唯私的封建贵族，而是依靠道德高尚的志愿者。他们幻想自己就是这种理想的志愿者，但上任以后的第一批举措就是：削减官吏的收入，增加国家给他们的津贴。他们的社会主义新政给官吏增加了无数的新任务，却同时大幅度削减武帝以后增加的聚敛项目，将其改组为更有统制主义性质的社会工程。民众尚未得到减轻负担的实惠，却首先领教了丧失秩序的恶果。没有一个王朝比他们更加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荒谬是如此肆无忌惮；没有一个王朝比他们更加值得同情，因为他们的灭亡主要因为善行而非恶行。他们如果真是汉武帝那种老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会首先准备好可靠的酷吏集团和文宣（缘饰）部门，以周政之名行秦政之实，将扩张的权力用于汲取和镇压，只要注意掌握汲取收益和镇压开支的适当比例，不但可以乱而不亡，而且可望赢得大多数愚人的赞美。

新莽的灭亡并不是东汉君臣的贡献，解释新莽的灭亡才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主要使命。他们自己属于正在成长的新式宗族，需要儒学提供的宗族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一代大儒王莽活出了周政主义者的理想，为儒家的事业以身殉道。王莽显然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才会自信地说出“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178] ”这样自恋的台词。他天真地低估了后世儒家的虚伪和凉薄，以为自己会以正面人物的身份名垂千古。东汉儒臣用放大镜检查了王莽的毕生行迹，试图找到违背周政主义原则的蛛丝马迹，结果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为了避免承认自己和王莽共同信奉的理想才是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只好借助逆向思维的修辞术，将王莽的两大功绩说成罪行：虚伪和篡位。虚伪的意思就是说他尊重舆论、礼贤下士，想必只是为了争取民众的爱戴。其实“争取民众爱戴”恰好就是孔门子弟定义的君子，“争取统治者喜爱”才是奸臣的标志。除王莽以外的任何人用这些手段争取民众爱戴，肯定会赢得儒者由衷的赞颂。篡位的意思就是说他实现了孟子和眭孟力主的禅让，其政权更迭没有流血。西汉后期，禅让是非常主流的意识形态。万世一系极其不得人心，因为谁都不愿跟秦始皇有相似之处。

天命论、禅让论和五德终始论构成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闭环，很难破坏其一而能保全整个结构的稳定性。意识形态体系的酝酿需要从战国中叶到西汉中叶的漫长时间，即使秦始皇都没有完全另起炉灶的魄力。这套理论预先确定，万世一系其实是违反天命的。秦汉如果企图证明自己有继承周家天下的合法权利，就无法否定下一轮五德更替早晚将会来临。西汉皇帝自己都不能否认禅让的正统性，所以才会制造“再受命”的仪式。“再受命”的意思是：“我的本意是要择贤禅让，但选出的贤人还是我自己，但这是上天的意思，不是我要赖在皇位上不走。”不合法政权的虚伪表现恰好证明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观念。拿破仑坚持教皇加冕，说明他自己承认君权神授论是正统。苏联坚持全民投票，说明他们自己承认主权在民论是正统。“陈圣刘太平皇帝 [179] ”的表演说明他承认禅让论的正统性，王莽的篡位程序是当时所有改朝换代方式中最合法的一种。后世儒家既要反对秦始皇，又要反对王莽，处境比布里丹的驴子还要狼狈，最后干脆用鸵鸟政策对待尴尬的改朝换代问题。较之孟子的理直气壮，这种变化实在说不上是道德责任感和思辨水准的进步。

南阳士绅的新政权标榜以柔道治天下，实际上就是为宗族开路。萧望之时代的周政主义者没有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特殊利益，恰好构成他们在政策上缺乏审慎和自相矛盾的主要原因。相反，宗族主义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而稳定的王朝，给宗族的幼苗留下成长必需的空间和时间。《通鉴》表示：东汉风俗之美，为三代以后仅见。班氏家族扮演了洛阳政权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强调“函谷可关”和“王者无外”的重大区别。西汉继承了秦人的霸术，依靠咸阳的地缘优势君临关东。东汉继承了周天子的王道，不会将臣民当作自己的假想敌。西汉的立国精神有利于纵横家和冒险家，东汉的立国精神有利于清流和循吏。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党锢之祸才有发生的可能性。朝廷丧失了文法吏或酷吏这样可靠的助手，无法实施类似景、武的进攻性社会政策，而丧失了桑弘羊这样的经纪人，则无法实施高效率的与民争利政策。在宗族成长的大环境下，外戚、功臣和士大夫渐有相互交织的倾向。三公取代丞相以后，内廷和外朝失去了主要的沟通和互信机制。宦官崛起的实质原因是宫廷的孤立感，他们企图用游击战术打破包围。无论这种企图成功还是失败，宫廷都会因此更加孤立。

东汉党锢对新兴宗族的打击非常轻微，远不如西汉酷吏对战国豪杰的清洗。武帝以后，经生大抵皆农家子。党锢以后，选举和铨叙的阶级构成毫无变化。刘表和孔融取代了张俭和郭泰，对当事人影响甚大，对当时的历史路径则几乎没有影响。暴政如果不够残暴，就会遭到暴政应有的惩罚；如果足够残暴，就会实现目标而变成雄才大略。党锢不是这项定律的第一次验证，也不是最后一次。洛阳朝廷因此丧失了王道理论的解释权，才是真正的问题。吏治国家儒化已深，德教的重要性因此随之增长。也就是说，朝廷在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肘现。清议月旦的威力渐渐压倒了选举征辟，削弱了朝廷左右乡党的力量。从西汉中叶到东汉中叶，见诸史册的现金流减少了九成以上。德教的柔性规训最初只是施政的辅助措施，现在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柱石。王道破灭，地方统治成本就会上升。党锢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游击战，打击了个别的士大夫，却不能强化自己的统治，只能听任基层组织退化。编户齐民是吏治国家汲取人力物力的根基，这时已经陷入无法整顿的混乱中。

黄巾乱起，朝廷无兵无饷。灵帝的诏书实际上是要儒学宗族看在共同价值观的份上，召集讨伐邪教徒的志愿军。各州大族的动员能力如此强大，超出了宫廷的预料。皇室负债亿万钱，依靠卖官鬻爵维持八校尉的几千名禁卫军。清流名士一面怒叱这种可耻的财政游击战，一面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与民争利的桑弘羊。张温、卢植的平叛志愿军预演了袁绍、孙坚的勤王志愿军，宫廷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皇室解散志愿军、褒扬十常侍，与其说反映了昏庸和残暴，不如说反映了清醒和虚弱。解散令明显是一纸空文，内徙蛮族种落、士大夫部曲志愿兵、民间宗教组织继续互争雄长。论战斗力，蛮族明显技高一筹。他们仅仅因为缺少老练审慎的政治精英团体，才不得不为人作嫁。曹公收编乌丸，董卓仰仗羌、胡，姜维、郭准争夺陇上氐、羌。光武罢废都尉、终止民兵训练已经百余年，只有大家族才有能力组织部曲、奴客备战，也只有大家族才有积蓄的粮食和物资。然而，除了凉州和江东的大族，关东州郡的志愿兵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前者的战斗力其实源于长期的平蛮战争。关东勤王志愿兵在董卓面前的可悲表现预示了华夏的没落，永嘉之乱的社会条件已经接近成熟。谁能取得胡人和胡化边民的支持，谁就能轻取中原。三国时代只是华夏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回光返照，曹公、葛侯只是窦融、彭宠通向刘琨、王浚的过渡环节。

三国士大夫多是态度消极的能臣和策士，对新莽和清流念念不忘的国本问题避之唯恐不及。归根结底，他们内心深处怀有崔寔、荀悦、仲长统式的恐惧。或许，吾道吾子皆不足恃。否则，原教旨主义者怎么会一次又一次造成比机会主义者更大的灾难？孔孟以为，祸莫大于不能得君行道。其实，这正是他们最大的幸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颜回才会理直气壮地说：道之不行都是世界的错，不是夫子的错。他们是失败者，但他们拥有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信仰和希望。新莽以后的士大夫是成功者，但他们像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元老一样暗怀鬼胎，一面自己怀疑诸神，一面要求外省信奉诸神。他们看到战国、楚汉、新莽到现在的乱局每况愈下，觉得自己生在一个衰老的世界。然而，无论他们多么绝望，士大夫的身份迫使他们必须负起眼前的责任，处理所谓兵农钱谷的实际问题。事实上，他们是在挥霍天真时代的价值观积余。曹公时代的怀疑主义者尝试杂霸，夏侯玄时代的怀疑主义者寄情庄老，谢灵运时代的怀疑主义者皈依佛门。世界帝国在其精神支柱瓦解以后，没有坚持多久。

政统和学统相互影响，王道的破产对应于今文经学的没落。今文经学不仅是官学，而且以宪法解释为基本职能。相反，古文经学则具有考据和研究的浓厚色彩。礼学在春秋时代是诸侯的宪法学和国际关系学，在世界帝国时代则是宗族的宪法学和行政管理学。宗族拥有良好的礼学传统，就能发挥小共同体的治理功能，在乱世取得极大的竞争优势。琅琊王氏以礼学研究著称，几乎变成六朝门阀体制的象征，一点都不是偶然。六朝门阀是汉魏宗族的直接继承人，为“优美门风”或“芝兰玉树”自豪。门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同体成员的德性或素质训练。门阀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共同体，构成六朝世界体系的基础。不同的门阀各有自己的宪制或礼法，由此培养出特殊的文化体系。他们的势力和传统虽然不如春秋时代的诸侯，但绝非宋明以降的士绅所能比拟。随着汉魏（晚期世界帝国）的没落，今文经学一蹶不振。六朝荒怠官学，因为朝廷层面的宪法解释已经不再重要。古文经学替代了今文经学。礼学在门阀的滋养下繁荣昌盛。

民间宗教代表了能够跟士大夫宗族竞争的另一种组织模式，两者都能吸收和保护世界帝国制造的散沙。他们的社会福利功能甚至强于宗族组织，但明显缺乏良好的政治军事传统。从张角兄弟到孙恩、卢循，民间宗教掌握基层的能力一直超出士大夫愿意承认的程度。但他们的组织太适应散沙社会的性质和需要，习惯于低水平横向发展，露出水面以后，几乎没有能力重建高效的复杂组织。他们能够轻易地动员百万大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广大的地域，但总是不堪一击，像泡沫一样迅速消失。张鲁、范长生的教派比较长寿，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依附士大夫或蛮族的军事组织。从士大夫宗族的角度看，民间宗教比蛮族种落更缺少华夏的性质。蛮族是有形态的权力，虽然是另类的权力。民间宗教是无形态的权力，代表王道的彻底破产。“修文德来远人”的传统适用于蛮族，却无法适用于邪教。他们决定将邪教从历史上抹去，几乎达到了目的。从朝廷的角度看，邪教和宗族都是侵蚀编户齐民体系的力量。资源分散在多种小共同体内，使“王者无外”变成了纯粹的讽刺。政教双方还要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才能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四 家族征服帝国

政治斗争仅仅扰乱了社会的表层，世界帝国的命运取决于更加隐秘的人口替代。东汉君臣陷入人口减少和岁入不足的双重恐惧中，最终仍然不得不依靠减税优待政策鼓励生育。甚至在和平时期，三辅、河内、冀州、并州的户口都反常地下降。与此同时，没有宗族背景的个人渐渐从选举和征辟中消失。在梁鸿和黄宪的时代，孤寒之士仍然断断续续地出现。在袁绍和刘表的时代，名士肯定出身名族。秦式小家庭迅速减少，儒化大家族缓慢增加。二者叠加，造成了户口衰减和宗族蕃盛的矛盾景观。同一时间地点存在两种不同的人类，犹如罗马世界的诸神信徒和基督教徒。每一次动荡都使前者损耗得更多，每一次复苏都使后者繁衍得更快。蛮族入侵发挥了最后的甄别作用，劫后的世界只剩下后一种人类。生育率的高低和家庭伦理的强弱就是针对未来的信任投票，拥有希望的人类终将继承世界。古典华夏依靠礼乐维持意义世界，礼崩乐坏就是她的死刑判决书。世界帝国是天命为垂死文明准备的监狱，只能存在于判决到执行的间歇期。

宗族共同体是新人类的真正祖国，绝嗣相当于亡国。这种原始而平庸的德性战胜了智慧和勇气，创造了近世的东亚文明。洛阳朝廷的末日解放了袁氏、司马氏、顾氏、陆氏，预示了未来三百年的门阀体制。曹公和诸葛武侯的政权则代表了当时的逆流，以各自的方式企图继承世界帝国的传统。他们依靠个人的才能，摧毁了河北袁氏和江东孙氏的士族政权萌芽，却无法阻止自己脚下的地质板块运动，终于将战利品奉送给失败者的阶级兄弟。河内司马氏扮演了汉武帝的角色，收割了三百年阶级斗争的果实，只不过方向跟汉武帝正好相反。商君、吴起以降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绝对君主不断削平贵族、豪强，制造散沙平等社会。项王、吴王逆水行舟，相继败亡。汉武帝继承了商君和始皇的传统。元、平以来的三百年历史潮流是：儒化大家族不断挤压君主和浪人，制造门阀宗族社会。新莽、曹公逆水行舟，次第颠覆。司马氏继承了光武、袁绍的传统。他们的受禅纠正了官渡之战的错误，他们的东渡纠正了王濬楼船的错误。历史撇开智者和强者的武断干预，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

官渡之战前夜，两大政权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河北为政宽简，士族凌驾寒人。曹公严刑峻法，用人不拘一格。前者是梁武帝的先声，后者是汉高祖的绝响。颍川荀氏家族以律令娴熟，见知于曹公，实系气味相投所致。然而，荀氏和袁绍麾下的审氏、辛氏一样，都不是毫无根基的浪人，他们的杂霸倾向仍然只是技术手段。荀氏、贾氏在当涂一朝中流砥柱，不因典午受禅而顿挫。曹氏政权自觉地维护世界帝国，不自觉地推动宗族小团体，率多类此。“求贤无类”代表曹公的初衷，九品中正制代表曹魏政策的实质后果。“求贤无类”没有得到战国游士和西汉经生。前者首先沦为马援、窦融的门客，随后降为典韦、钟繇的部曲，已经丧失了自由民的资格。后者恰好就是东汉清流和当今名士的祖先，这条上升之路随着清议的胜利而关闭。“求贤无类”的真正效果其实是延揽汉室遗臣和河北旧人，稀释了沛、谯乡党和黄巾降人的曹氏私属班底，构成当涂政权迅速倾覆的重要原因。司马懿以河北名士身份入仕，本身就是“求贤无类”的结果。袁氏、司马氏和江东孙氏没有这样的矛盾，他们有意识地服从时代潮流。司马懿的“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 [180] ？”不假思索，道破了典午君臣的阶级共识。

司马氏企图封建诸王，但诸王的领地并没有展开次级封建。他们用王府僚属管理领地，同时兼任一州或数州的方伯。两者都是小型的吏治国家，而且后者才是他们权力的真正来源。封建的力量和稳定性都源于地方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的有机性，宗法和村社的基本精神就是保存小共同体的元气，避免上层政治的扰乱和汲取。如果诸侯继续掌握吏治国家的机器，他们就缺乏维护封国利益的动机。在这方面，西晋开启了南朝的传统。诸王以封疆大吏身份坐镇地方，延揽地方大族加入幕府。幕府之于各州，犹如宫廷之于朝廷。名义上的封建加速了内廷排挤外朝的趋势，非但没有促使天然精英返回自己的共同体，反而促使士大夫向王室私属靠拢。从朝廷的角度看，诸王分散了他们的资源。从各州的角度看，诸王反而加强了集中和汲取。朝廷有所损失，民间并无收益。即使如此，诸王仍然留恋洛阳的官爵和党派。他们身在外州，继续跟朝廷内部的同党互通款曲。京师一旦发生政变，他们就会纠集攀龙附凤的外州大族，支援朝中的同党。因此，八王之乱的性质不像春秋封建战争或战国总体战，更像卢植和袁绍的勤王志愿军。他们笼络蛮族的手段同样酷似袁绍和曹操，只是这时的蛮族不再像东汉末年那样容易利用了。

蛮族的成长并不意味着宗族的退缩。恰恰相反，两者从不同方向挤占和瓜分了秦式原子化社会的空间。宗族化最早最强的州郡，蛮族甚少阑入。凉州、关东和江东属于这种情况，江东士族甚至变成了世界帝国唯一能够维持人口增长和殖民政策的团体。军国主义、名法之治和朝廷垂直管理最彻底的州郡，几乎沦为蛮族的天下。关中、燕赵、巴蜀属于这种情况。关中一向是西汉诸帝的社会工程实验室，几乎每一朝都要发动新的强制迁徙和陵户移民。移民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世界历史所罕见，甚至改变了墓葬骨骼的体质人类学特征。“秦型”体质几乎被“齐型”体质取代。强制混居同时破坏了土著和移民的社会结构，使长平的耕战勇士和诸田的反秦先锋一起瓦解为散沙。这正是历代宫廷和京兆尹的衷心期望，他们都需要尽可能便于管理的对象。首善之区必须成为编户齐民的模范，所有城区都在垂直管理之下，甚至商业区都没有齐人“五都”的特殊主义痕迹。

京师和三辅是帝国最安全的地方，不需要居民有组织自卫的能力。如果混杂的居民有了这方面的能力，他们恐怕首先就会将这种能力用于相互的械斗，这样的潜在危险当然要彻底排除。因此，在西汉、东汉、西晋灭亡的混乱中，长安附近的居民每一次都表现出最差的自卫能力，遭到最彻底的洗荡和替代。相反，凉州殖民地在大族的保护下，一再避免了战火的蔓延入境。洛阳以较小的规模，复制了关中的灭绝模式。新朝必须一次又一次征集天南海北的居民，在赤地上重建京师。各地大族和精英名士举家进京，既是飞黄腾达的最可靠途径，又是政治和生物意义上尽快覆灭的最可靠途径。然而飞蛾扑火，依然前赴后继。世界帝国和晚期文明的自杀性，没有比这更好的象征。

光武定都洛阳以后，充实关中的强制移民流就中断了。朝廷的撤退并没有取消三辅的垂直管理体制，只是暴露了秦式原子化社会每况愈下的生育能力。羌乱爆发前的太平岁月，关中的荒残格外刺目。这里仍然是编户齐民的核心区，逃籍的影响理应低于其他州郡。江东殖民地和凉州殖民地都陷于长期低烈度战争状态，强宗大姓最便于户口藏匿，人口形势反而比关中强得多。秦式原子化社会和儒化宗族组织的生存能力差异，于此昭然若揭。就地缘形势而言，羌乱对凉州的影响本应更大。然而，结果又是恰好相反。社会组织的影响超过了地缘形势，生育率差异的影响超过了战争破坏力的影响。黄河西岸的殖民地几乎没有改变种族－文化结构，永嘉之后再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寡头联合政府。关中只恢复了政治意义上的和平，种族－文化替代的趋势没有逆转。洛阳朝廷甚至考虑向关西分发《孝经》，扭转胡化的危险倾向。这种措施即使当真付诸实施，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大家族的力量不在文本，而在团体的保护性和强制性功能，两者缺一不可。原子化社会的自杀过程具有囚徒博弈的性质，任何个体中途改变行为模式，都会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却未必能够保证将来的回报。

关中的蛮族部落组织坚强，生育率高。他们替代了儒化大家族的人口补充职能，使后者不再有产生的必要和可能。人口替代在和平时期顺利展开，胡晋相半的格局先于永嘉出现。马隆镇压的对象就是南凉和北魏的近亲，胜利的结果无非是重演东汉和三国的故伎，将投降的蛮族内迁，弥补不断减少的关中人口。永嘉以降，关中人口经历了多次替代。西晋灭亡、前赵灭亡都将当地居民屠杀和迁离殆尽。后赵灭亡、前秦灭亡、东晋灭后秦以后的溃败都导致了新一轮外族替换。秦汉时期的原住民和关东移民还有没有孑遗，非常值得怀疑。从西魏到初唐，关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替代。在此期间，墓葬的姓氏却不断从胡姓改为汉姓。由此可见，唐代的关中居民很可能主要由华化的外族组成。

诸葛武侯对巴蜀的毁灭富有特殊责任。他的政权不同于公孙述的成家政权。公孙述劝说当地父老，一起驱逐掠劫成性的外来军队。这种土豪性质的政权类似后来孙吴的江东政权，跟本地社会利益攸关，没有能力推行破坏性的汲取政策。成家政权坐失良机，采取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将国家安全托付给陇西的缓冲国，印证了自身的本土性。巴蜀父老的天然利益显然在于封闭剑门和夔门，恢复秦人入侵以前的美好时光。他们的富源相当充足，成都仍然是王莽国有化计划列举的五大都市之一。他们在大一统体制下，获得援助的可能性低于遭到汲取；其他州郡更有可能向他们索取，而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如果君主好战，胜利的收获只会归于他和他的宫廷。无论成败，负担都会落在巴蜀父老头上。所以可想而知，巴蜀君主的好战性就是政权外来性质的晴雨表。外来政权会像刘邦一样好战，本土政权会像公孙述一样厌战。对于土著，不幸的是，诸葛亮的政权属于前者。

蜀汉的灾难不仅在于荆襄士族的外来性质，而且在于诸葛亮的名法之治和黩武主义。他知道时间和资源对自己不利，必须在汉室的记忆消失以前北伐成功。为此，他必须在短时期内动员与其人口、资源不成比例的巨大兵力。巴蜀民穷财尽，在他看来属于次要问题。蜀汉灭亡时，名法之治竟然达到了两户供养一兵的地步。战国儒家绝不会接受这种可怕的比例，即使秦昭襄王和白起都会感到心满意足。曹公虽然同样厉行名法，但他的辖区人口较多，因此压力较小。蜀汉小国居然能够在区区几十年时间内，十几次动员十几万大军，长期对更强大的敌人保持进攻姿态，秘诀就在这里。相形之下，江东孙氏虽然人口更多，却很难动员超过五万人的军队，而且其中经常包括半数的山越人，充分体现了本土政权、土豪政权和殖民政权的性质。公孙述以奢侈和慷慨著称，大享太平天子之福。诸葛亮却抱怨公私困敝，唯赖蜀锦支持。原因显而易见。蜀锦专卖政策就是桑弘羊盐铁专卖的翻版，意味着对土著生产者施加超经济剥削。

蒋琬和姜维的继位意味着荆襄文官和凉州武人构成垄断性统治阶级，将土著瓦解为顺从的、消极的、纯粹为国库需要而生存的散沙。这种局面能够长期维持，就说明土著已经丧失了顾雍、陆逊这样的天然凝结核。司马氏后来预见到蜀人宁可投降，也不会追随钟会和姜维，就是看准了姜维外来政权的孤立处境。蜀人服化、吴人反复证明了同一个结论。服化的原因是土著没有团结民众的天然核心，而且北方人和荆州人同样都是外来政权，何必厚此薄彼？反复的原因是三吴的世家大族不断捣乱，征服者的无根行政官不是土豪的对手。然而正因为如此，蜀人对蛮族的抵抗力同样非常微弱。除了范长生的道教徒组织占据青城山险要，巴蜀全境洗荡殆尽。顾荣一类土豪正因为有能力抵抗和玩弄司马氏的官员，才有能力在司马氏走投无路的时候收容他们，共同抵抗北方的强敌。托克维尔论证封建的旺代贵族正因为有能力抗拒绝对君主制，才有能力发动反对大革命的勤王之师；财政区各省正因为丧失了前一种能力，自然也就丧失了后一种能力。其实，这种分析完全适用于吴、蜀两国。

并州的匈奴部落和幽州的鲜卑部落不同于氐羌，有自己的历史特权和准国家建构。两者的差异类似清代蒙藏有皇室姻亲－同盟者的特权，西南各族群却形同降虏。匈奴是汉代属国的法定继承者，也是汉家的女系继承人。虽然曹公不断削弱他们的权力，但残余的组织力量仍然强于寻常的郡县。鲜卑是都尉直辖的保护国，拥有平行于郡县的建制。他们都承担了为帝国守边的任务，抵抗塞外的亲族，保卫内地的顺民。这种布局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塞内和塞外的蛮族结成阶级和文化的联盟，吏治国家苦心创造的顺民社会就要大祸临头。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马上发生，仅仅因为曹公这样干练的政治家仍然在世。然而在足够漫长的时间内，注定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

陆 蛮族的世界

一 汉魏君统在江东的传承与灭亡

永嘉之乱最初不是境外蛮族的入侵，而是亲藩、方伯对汉武帝、窦宪和曹公雇佣兵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内寇吸引外寇，不是任何人的刻意设计，而是中原大战不断吸引外围武士来援的自然后果。从长期历史的角度考虑，世界帝国只能建立在散沙居民的基础上。小型有机共同体的自发成长早晚会越过某一个阈值，导致多国体系对世界帝国的优势迅速放大。这时即使只有一粒沙子滚下，都会像雪球越滚越大。任何阻止雪球的人为努力都会制造出更多的雪球，加速全系统的雪崩，而非减缓。小群体主义不仅是人类的社会学本性，而且是人类的生物学本性。因此，世界帝国总是像移植器官一样不自然。暴政不是统治者缺乏道德修养的结果，而是病人苟延残喘必不可少的免疫抑制剂。谁都不可能在免疫抑制剂的持续虐待下身强力壮，这是世界帝国的必然结果和必要代价。

晚期儒家忘记了自己的教义和理想都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产物，天真地以为：道德教育和舆论约束足以保障世界帝国及其和平，又能避免暴政。然而，真正奉行儒术的世界统治者总是灭亡得更快，而非更慢。从王莽、司马氏到萧梁，“行仁义而亡国”的现实和“行仁政者得天下”的理想形成了尖刻的对照。精明冷酷的统治者汉武帝、汉宣帝、曹公、诸葛武侯看穿了统治的秘密，懂得名法之治（免疫抑制剂）才是无根政权的真正生命线，儒家的用途在于充当政权外围的文宣部门。他们的成功引起了侧面的后果，将免疫剥夺的人体变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蛮族阑入只有在世界帝国－晚期文明才能构成心腹大患，原因不在蛮族的强大而在帝国的虚弱。年轻的有机共同体与蛮族相遇时，后者总是前者的牺牲品。帝国既要抑制顺民，又要防范蛮族，自身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只能采取驯犬御狼的权宜之计。汉魏徙戎保塞，罗马赐地招兵。

内化蛮族雇佣兵的组织资源（也就是战斗力的根本）低于塞外的亲族，但仍然高于内地的顺民。如果顺民的贡赋和雇佣兵的战斗力相结合，就能暂时平衡塞外蛮族的组织优势。如果雇佣兵的政治经验和塞外蛮族的组织优势相结合，顺民及其朝廷就会走投无路。世界帝国的生存系于这种刀锋一样逼仄的平衡，只有极其敏锐且审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这种危险的杂技。由于政治家不可能永远敏锐且审慎，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较之制造干柴烈火的长期和整体趋势，无意中点燃干柴烈火的冒失鬼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惠帝的昏庸和贾后的凶残与其说实有其事，毋宁说是《世说新语》式的小说创作。这种《列子》式的伪罗曼司是当时的流行风气，体现了《庄子》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复兴。真实的惠帝很可能是后主刘禅式的阴柔权术家，擅长在强臣劫主的不利形势下随机应变，才能在“凶竖”和“豺狼”此起彼伏的台风眼内幸存到最后，自己平安去世，将灾难留给后人 [181] 。

这时，组织资源和人口消长已经事先决定了大部分州郡的命运。五胡必将继承巴蜀、关中、幽并，数百年积累的趋势不是《徙戎论》这样的清谈所能扭转的。江东殖民地在土豪的主持下继续开拓，注定会成长为东亚新文明的基石。关东、凉州的大族虽然没有多少垦殖和发展的余地，但组织力量、政治传统和经济资源都蔚然可观，成败取决于当事人的审慎和远见。前凉的胜利反映了河西殖民地政治生态的健全，前线政权孤立的地缘形势大概唤醒了寡头联盟的警觉。兖州、青州的宗族势力原本更加根深蒂固，却毁于苟晞兄弟、王敦兄弟的名法之治和引寇自重政策。关东士族执迷于虚假的安全感，以为自己生活在袁绍兄弟讨伐董卓的时代，因此吸取了错误的历史教训。他们睁大眼睛，在同侪当中寻找曹公的萌芽，齐心协力将其毁灭。在他们眼中，匈奴和羯人不过是乌丸骑兵的继承者，只能做自己的工具或敌人的工具，根本不具备组织政府的能力和资格。后人已经领教了蛮族统治的可能性，因此不大容易理解魏晋士大夫的盲目与骄傲。甚至在洛京沦陷、关东方镇全部覆灭以后，崎岖并州的刘琨仍然相信：石勒完全可能向他投降，为他讨伐王浚。难道拓跋氏的代国不是离不开正统政权的册封吗？匈奴虽然凶逆，不也是依靠汉家外甥的继承权吗？他和王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幻想胡人只能是他们的奴仆。

“王马共天下”的江东政权其实只是东海王藩国的辅弼，从背后牵制淮阳方镇的势力。琅琊王府沿袭了东海－邺城两党的旧怨，将石勒视为邺城党派来的游击队员，将讨伐邺城的鲜卑人和并州人视为自己的盟友。他们以次要的幕府自居，并不觉得自己对帝国和朝廷负有什么责任。他们忠实地完成了党派的任务，系统地破坏了青、徐诸镇幸存的可能性。最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盟主和敌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鄙视的游击队员居然开府称制。北方的正统派势力只剩下并州刘琨、幽州慕容氏和段氏、河西张氏，每一家都处在四面受敌的状态。旧日的党派斗争丧失了意义，各镇一致劝进。只有琅琊王登基，才能延续汉魏君统，系残余士民之望。

这时，琅琊王府的孤立处境不下于北方各镇。后人在“大一统历史悠久”的文宣欺骗下，往往低估了琅琊王面临的困难，甚至以为他像宋高宗一样，只是疆域缩小了一半，南方的统治机器都是现成的。其实，他的处境仅仅略胜于郑成功在台湾，而且，远远不是处处都胜过。郑成功带来了两万习惯胜利的老兵和强大的舰队，随时可以展开屯田和贸易。琅琊王根据太平时期诸侯调职的惯例，率领少数随从离开下邳渡江，根本没有自卫能力。盟主东海王之所以不让他负责正面战场，也是因为他没有足以胜任的野战部队。他只需要利用江东士族对北人的不信任，配合青州对淮阳施加侧面压力，减轻洛阳的负担就够了。如果后主拒绝谯周的投降建议，将成都朝廷迁往南中，他们至少会有数万正规军和成建制的文官政府。相形之下，琅琊王府更像一群归化失败的难民。他们不仅无兵无钱，连维持文官政府门面的幕僚团队都拼凑不齐。奇妙的是，孤弱的处境最终反而对他们有利。陈敏之乱后，南北士族隔阂极深。琅琊王缺乏安全感和威胁性，南士反而比较放心 [182] 。

伟大外交家王导及时登场，说服南北士族同时参加流亡政府。建康市民看到这些名士的动向，才发现琅琊王毕竟不是难民。宫廷建立威信以后，流亡者的安置才顺利展开。王导刻意避免冒犯南士的核心区吴郡、会稽，将大多数侨姓集中在豫章、丹阳一线，在政治上形成拱卫京师的格局，在经济上便于开发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他非常清楚，琅琊王脆弱的政府经受不起第二次两败俱伤的复国主义战争。如果第一次复国战争的领袖不是陈敏这种出身低贱、猜忌成性（这是寒人领袖在士族臣僚包围下的自然反应）的人物，顾荣、周玘等人完全有能力将他造就为第二个孙策。义兴周氏之所以极力反对顾荣的和解政策，正是因为他们自觉有孙策兄弟的土豪武吏之才，理应获得本土派士族的支持，从而不能理解顾荣他们为什么宁愿选择外来政权 [183] 。侨姓士族站稳脚跟后，开始垄断朝廷的高级职位，将吴姓排斥到次要和地方的位置，江东老殖民者的愤怒就更加难以控制了。他们一再支持敌人的敌人：王敦、侯景、陈霸先，企图复辟孙吴政权的黄金时代，然而胜利为时太晚，已经于事无补。

顾氏、陆氏和孙吴旧士族宁愿维系汉魏君统，也不愿重建第二个土豪殖民政权，其影响之深远可能超出了他们当时的预测。世界帝国已经完成了毁灭古典文明的历史使命，蛮族正在开展清理现场的工作。普世主义的魂魄如果丧失了附体江东拜占庭的短暂机会，很可能一去不复返。北方残余的士族皆属二流，缺乏文化资本和价值生产力。他们如果没有南朝的典范可供模仿，就没有多少机会说服蛮族君主重建世界帝国。石勒和魏孝文帝之间的大空位时代构成大一统吏治国家最危险的时刻，也是远东历史欧洲化的最佳机会窗口。蛮族各邦如果没有普世主义政治神学的熏陶和文治派士族的约束，就只会相互攻击，而非相互统一。部族系统经过足够时间的博弈，就会自动演化出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各邦的特殊文化逐渐积累，迟早会越过不可回归的节点。周孔之道和佛教文化原本可能形成类似罗马法和基督教的文明背景，未必能构成重建吏治国家的基础。江东旧殖民者的政权可能形成远东的美洲，以吴姓士族的阶级团结为基础，以北方的欧洲列强为他者，培养出自己的共同体和意识形态。

江东士族作出相反的路径选择，阶级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兼而有之。这些因素当中，士族文治主义和土豪黩武主义的分歧最为重要。士族出自学阀世家，依靠礼学和经学“做家门”。出身和路径对他们形成了无形的约束，使他们不可能重演春秋贵族的封建主义，因为贵族终归是骑士的余脉，礼乐终归是武德的余脉。朝廷是文治主义的主要用武之地，京师的爵禄比地方的采邑更有诱惑力。春秋贵族将采邑传给子孙，六朝门阀却将官僚优先任用权传给子孙。学阀士族谢绝了战争的责任与荣誉，也就注定了他们先天的政治软弱性。殖民战争依靠没有学阀资格的土豪，例如孙氏、周氏、留氏。他们很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军事资本，将缺乏战斗力的士族挤出历史。顾、陆士族在孙吴政权内已经领教过这种待遇，名义上享有丞相和大臣的职位，实际上却不是王朗和诸葛亮的同侪。

孙吴早期就是土豪和士族的联盟，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相区别。它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吕蒙、陆逊）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区别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只是前者得到朝廷名分、与君主的私人关系较好而已。相比之下，诸葛亮和蒋琬能随意任免蜀国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维持汉朝相权与监察权相互平衡的法统。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性之争发生在魏蜀之间，孙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统治全国的资格（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可以说：土豪集团不能想象，也不欢迎学阀文臣的统治。士族文治主义者经历了这些痛苦和羡慕的折磨后自然会觉得：世界帝国的传统有助于抑制土豪的武力，保证学阀后裔的阶级优势。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你不愿意付出某一种代价，那就只能选择付出另一种代价。

侨姓士族出于同样的理由，缺乏承担军事义务的决心。他们对流民武装集团既依赖又压制，两者的阶级关系酷似吴姓士族与土豪武吏。郭默、蔡豹、苏峻首先构成建康政权的军事骨干，然后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报复软弱而骄傲的士族。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据点）“酒可以饮、兵可以用”，在谢玄手中拯救了东晋，又在刘裕手中毁灭了东晋。淮右军事集团（来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广固、彭城的流民）在萧道成手中保卫和毁灭了刘宋，雍梁军事集团（关陇流民的据点）在萧衍手中保卫和毁灭了萧齐。每一次政变都削弱了“汉魏故事”（君统禅让制）的威望和凝聚力，使继承者的处境比前朝更为恶劣。归根结底，“汉魏衣冠”和“金陵王气”其实就是侨姓士族政治共同体的文学表述。寒人武夫不断削弱士族，无异于南朝内部的蛮族，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维系世界帝国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在血统、学统和政统上，侨姓门阀都是东汉清流士大夫阶级的直接延续，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就体现在这批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上。

建康政权理论上是世界帝国的影子，实质上仰仗殖民政权的资源。因此，它必须同时继承汉魏文化政统和保持侨人军事优势。前者是王谢“芝兰玉树”的天职，后者是流民“伧楚豪杰”的天职。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盛，前者日趋衰落。随着北方流民的减少，后者无以为继。侯景之乱是南朝灭亡的契机，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权以前经历过类似的苏峻之乱、姚襄之乱而能够恢复，但现在已经丧失了文（汉魏文化、政统）武（侨人军事优势）之道的荫庇。

梁武帝从自居汤、武开始，以舍身同泰寺结束，很难视为个人信仰或年老昏聩的结果。毋宁说，这种变化反映了江东社会的印度化进程——戴克里先还能指望诸神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君士坦丁就只能依靠基督教了。后世儒生将“舍身同泰寺”丑化成一场闹剧，但当时的南朝似乎不是这么认为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梁武帝父子国破家亡以后，土著武夫陈霸先仍然要重蹈覆辙。同样的事实放在不同的解释体系中，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难道忏悔者爱德华和天智天皇世系的灭绝会动摇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信仰吗？后世的国王和天皇会因此放弃对基督教和佛教的供奉吗？答案一目了然。佛教如果跟封建主义结合，并不见得会削弱所在社会的战斗力。日本的僧兵一度使天皇和诸侯感到恐惧，但南朝的情况并非如此。士族迷恋佛学，而非宗教。才智的个人主义削弱了宗族的凝聚力，思辨的决疑论瓦解了儒家的政治责任感。民间的佛教声势浩大，然而组织薄弱。他们夺走了吏治国家的兵源和财源，但僧团的组织轮廓尚不清晰。旧文明的基本结构已经解体了，新文明的基础尚在未定之中。这时，社会的抵抗力跌至谷底。

南朝的军事资源，如前所述，依靠北方流民南逃，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就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东魏的高洋政府正确地预见到：侯景虽然在北朝是败将，在南朝却足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萧梁各镇勤王大军面对侯景孤军的可悲战绩，以及梁元帝的江陵复辟政权面对西魏干涉者的外强中干就可以判断，南朝军事集团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梁元帝的遗言“文武之道，今日尽矣”虽然有个人负气的成分，却颇为精要地概括了侨姓士族政权（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在政治（文）和军事（武）上的破产。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 [184] ”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可以扬眉吐气了。吴儿的骄子陈霸先首先为他们洗雪了外来政权三百年压迫的耻辱，然后一举击溃趁火打劫的北朝干涉者，复兴了孙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三吴小儿在胜利和解放的喜悦中，自豪地传唱南人的歌曲：“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 [185] ！”然而，这些缺乏正统性和内在纽带的力量只能维持一个勉强的“战斗政权”，而且战斗力还不如侨姓萧梁政权。它的幸存不是因为自身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朝的统一尚未完成。只有两种“假设历史”能够拯救南朝：佛教像基督教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破坏北朝大一统官僚帝国的生成；或是外部干涉者像英格兰一样，精明地运用其力量，保护了“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但是，如你所知：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也很可能无力承受这样的机会。

二 蛮族与士族

中原板荡，以洛阳为中心。越接近中心，人口损失越大。越远离中心，人口损失越小。祖逖时代的豫州豪杰、坞主在他去世后的数十年间，相继撤退到淮西。齐、梁之际，他们又撤退到合肥。他们为南朝供应了大批名将，但正因为其军事传统，跟偃武修文的士族门阀格格不入，最终变成了侯景的支持者。青州曾经是曹公的主要兵源，在匈奴人的蹂躏下，可以编列户籍的人口一度下降到三百户。东方各州的流民首先撤退到徐州，然后集中在京口，构成北府军的基础。西部各州的流民集中在襄、邓一代，侨置雍州。只有在凉州张氏和幽州慕容氏的治下，士族的组织和文化得以幸存。前秦灭亡的大乱结束后，西凉取代了前凉的地位。南燕将河北的合作者带到广固，奠定了东齐门第的基础。代人的后裔北魏接收了西燕和后燕的遗产。最后，魏孝文帝将各地名门的代表集中到重建的洛阳。

燕、代系鲜卑人取代匈奴系和氐羌系，地缘和外交的因素明显超过了宪制的因素。他们距离京、洛最远，染指京、洛的欲望最低，因此保存了元气，没有在最残酷的初期混战中消耗殆尽。北方的重新统一是阴差阳错的结果，因为燕、魏、秦、凉已经形成联姻、纳贡和相互承认的稳定体系，导致战争的烈度急剧降低。除了朔方一隅之地的匈奴人，各邦都没有表现出背盟的迹象。北魏和后秦都忠于自己的盟国，尽管他们都处在背叛盟友、趁火打劫更为有利的地位。这种高度的政治道德只能存在于复杂的博弈体系内，自战国以来已成绝响。蛮族入侵恢复了晚期文明丧失的政治道德，本身就是新一代文明孕育成熟的积极征兆。其实，北方的多国平衡体系对南朝最为有利。刘裕的北伐消灭了最缺乏侵略性的各邦，破坏了北方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结果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手造成了对自己最为不利的统一局面。北魏的政治家最初没有表现出统一北方的远见和欲望，却以不大的代价继承了敌人愚蠢的馈赠。除晚期罗马消灭亚美尼亚、后世宋朝联金灭辽以外，人类历史很少出现如此拙劣的战略布局。

无论如何，鲜卑人的胜利就是北方士族的胜利。蛮族各邦当中，他们效忠东晋的时间最长、儒化最深。辽西慕容氏早在永嘉之乱以前就开始改用儒冠儒服。大多数蛮族国家实施双轨制，郡县和种落并列，分治不同种族。慕容氏宁愿用自己的贵族担任吏治国家的重臣，用各郡大族担任次要和地方的职位，使双轨制变得不必要了。这种共治体系酷似南朝的士族－庶族联盟，基本上排除了重建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慕容氏的宪制下，鲜卑贵族有士族化的倾向。在匈奴和氐羌的宪制下，地方豪族却有封建骑士化的倾向。《陈安之歌》 [186] 、仇池杨氏 [187] 和新平父老都暗示了另一条可能的历史路径，但国际格局的演化最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北方门阀在慕容氏统治下，已经习惯了共治体系。拓跋氏取代西燕和后燕以后，立刻袭用了慕容氏的体系，征召各郡门阀到平城任职。

北方民间佛教之盛，较之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却远不如南朝的同侪，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匈奴人和羌人的宫廷文化程度较高，跟西域的交流较多，早已浸淫佛教文化，以供养高僧为荣。拓跋氏的宫廷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落伍者，因为文明开化较晚，保持了原始多神教的信仰。北魏和后秦联姻时，佛教宫廷的公主甚至遭到多神教祭司的刁难。士大夫的落后意味着宗族自治能力强，才智个人主义不发达。宫廷的落后意味着部落的组织资源和习惯法保存比较完整，政治德性和战斗力衰退较慢。两者犹如天作之合，共同排斥更加文明、腐化的玄学和佛教文化。如果蛮族武士和民间佛教结合，或许有机会产生类似日本的封建体系。如果士大夫接受南朝的玄学和佛学，则毫无疑问会丧失重建世界帝国的机会。李冲和冯太后的宫廷重建编户齐民的蓝图，主要来自西凉经学家保存的东汉制度。

西凉殖民地保存古老的经学，洛阳的魏晋名士则竞相以谈空说玄的新文化为荣。“礼失求诸野”（中心区演化速度高于边缘区）是复杂系统的普遍现象，不限于儒学。英格兰王国保存封建自由的古老遗产，同样是因为边缘区的历史时间表比欧洲大陆慢。魏晋名士是文明烂熟时刻的典型精英，骄傲、脆弱、敏感、任性，将才智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将一切同侪责任视为束缚。他们复兴庄子、发扬佛学，主要是看中了这些理论的解构主义功能，适合锯断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解构主义者是洪水的召唤者，原本就没有机会活到洪水以后。他们已经完成了清场任务，将重建工作留给蛮族和殖民地的乡愚保守主义者。经学保守主义者发挥了历史制造者的作用，使蛮族武士跨越封建贵族阶段，直接进入宫廷权贵阶段；使蛮族部落越过封建主义阶段，直接跃入吏治国家。

门阀是蛮族武士和华夏士族的天然结合点，阶级同盟自动产生文化边界。蛮族通过经学教育去封建化，转化为门阀。士族通过垄断乡曲准封建化，转化为门阀。新门阀很快就不再区分血统，而是以婚姻和教育划定边界。蛮族原有的氏族组织瓦解了，再也无法复原。儒学再度发挥了精英融合的作用，将夷夏之别转化为阶级分野。崔浩看到新秩序正在涌现，乃以宪法制定者自任，企图整齐人伦，奠定门阀社会的永久性基础，保证经学传统免遭异教的侵蚀。但他操之过急，同时开罪思想狭隘的贵族、冒充名门的新人和野心勃勃的僧侣，因而身败名裂。数十年后，他开创的工作由魏孝文帝完成。时间消除了崔浩当年不能克服的大部分困难，皇帝的灵活态度避免了崔浩一味固执的许多纠纷。大批“薛起宗”式的蛮族或新人利用皇帝的宽容，挤进了门阀的行列 [188] 。

“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 [189] 。”实际上是在说：北朝以君为统，以臣为辅；南朝以士大夫为统，以君为辅，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各王朝都必须主动接受侨姓士族确定的法统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表现为“王谢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统对绝对君主个人并不有利，仍然只能把南朝作为他汉化改革的样板，因为这是北朝争取正统性的唯一途径。查理曼类似的企图失败了，欧洲才得以避免二度拜占庭化的噩梦。北朝在这方面的胜利，将汉魏都难以想象的吏治国家强化版带回远东，浪费了蛮族入侵带来的新生机会。门阀将蛮族武士变成了食禄者，使部落失去了天然保护人。此后，“离散诸部”的基本国策才能真正付诸实施 [190] 。一千多万蛮族的编户齐民化彻底摧毁了各族的传统和记忆，将他们变成了他们祖先灭绝的魏晋顺民同侪 [191] 。他们的长吏多半来自魏孝文帝划定的低级门阀，自称或冒称华夏士族的后裔，负有儒学教化的使命，将汉魏衣冠和姓氏灌输给帝国毁灭者的后裔。拓跋氏的社会实验政策异常审慎，几乎与北魏一朝相始终。东魏灭亡时，北齐“复汉魏衣冠”已经水到渠成。关陇的胡化程度更深，墓志碑铭的胡姓直到唐初才消失。

拓跋氏的外戚贺讷部多次反叛，最后灭亡。入仕朝廷的君长被纳入门阀系统，分散到州郡的贵族则渐渐泯于齐民。同时，尔朱氏这样的戍边部落仍然保留了半部落半封建的体制。部落大人获得了“领民酋长 [192] ”的汉文官称，但封建采邑的权利仍在。 [193] 出身、地位相同的武士分别落入朝廷、边镇、州县的不同系统，待遇就会出现极大的差别，使后两者心理失衡。这种强烈而普遍的不公正感构成了六镇叛乱的重要原因，且根本原因不在灵太后母子的昏庸，而在北魏宪制改革的进度超出了部落社会的承受能力。河阴大屠杀本质上是部落－封建主义者对门阀－文治主义者的阶级报复，企图将魏孝文帝创造了新士族联盟从历史上抹去。世家大族的勤王之师没有能力对抗六镇胡骑，正如袁绍的关东联盟无法对抗董卓的西凉－羌胡军队。他们只能收买尔朱荣阵营的旁系高欢，形成类似南朝士族－流民渠帅的跨阶级联盟，向后者拱手称臣。门阀对吏治国家的依赖性直接源于他们的军事跛足性质，文治主义是他们约束胡人－寒人武装阶级的唯一手段。天保改制对北齐的意义，不亚于太和改制对北魏的意义。门阀再一次选择了文治主义，谢绝了封建主义的痛苦和机会。

宇文黑獭的武川集团缺乏有力的士族合作者。所谓“关陇集团”与其说是关东士族或江东士族的对应物，不如说是六镇胡骑或流民武装的对应物 [194] 。因此，他们缺乏重建或复制吏治国家的士大夫基础。柱国制和府兵制的封建性比关东豪杰的州郡民兵强得多，构成北周征服北齐和南朝的基础，遗德及于隋唐。武川军事体制与其说是一种设计产生的固定制度，不如说是部落封建郡县蜕化三部曲的慢节奏版本。八柱国、十二将军和二十四军府其实是部落武士入驻关中平原的殖民点，构成劫后农村的秩序中心，为邻居免费提供安全保障。朝廷以授地代替军饷，因为关陇荒残，不缺无主土地却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府兵的作战半径不过渭水流域，完全能够自费承担。最初的府兵大抵是胡人或胡化的各种浪人，像西周在东土的殖民团一样封闭，不准他们的邻居和被保护人分享军事荣誉。最后的府兵已经蜕变为农民当中的富户，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泯然众人，越来越不愿意冒倾家荡产之危险去遥远的辽东或安西，而是乐于出钱给官府代雇胡人或浪人佣兵。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府兵一度掠过“费省而兵劲”的抛物线最高峰。可惜这种状态既不能持续，也不能人为设计。浅人总是将幸运当成美德或成就，因此永远不能理解真正的脉络。

苏绰父子的“周政复古主义”最初不过是文饰关陇集团缺乏文治资格的自卫性意识形态，最后却意外地发挥了延缓组织资源衰退的效力。相形之下，文明太后和魏孝文帝的改革却是一剂强效的历史加速药。部落君长飞速越过封建阶段，几十年就走完了春秋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历史进程，进入吏治国家的全盛期，然后重蹈覆辙。毋庸置疑，《周礼》制度比东汉经学保留了更多的封建遗产。陈庆之惊叹洛阳衣冠文物之盛，自命正统的江东士族望尘莫及。庾子山入关，就没有同样的感受。颜之推原本随行入关，却在砥柱渡河投奔北齐。高欢担心士人投奔江东，武人投奔关西。这些现象都在暗示，关陇集团对士族缺乏亲和力。学阀－士族是假贵族，对应文明的晚期。骑士－领主才是真贵族，对应文明的初期。早熟就是早衰，世界帝国总是属于最后的民族。关陇集团介于两者之间，因此比垂老的江东和早衰的关东更有继承世界的资格。然而，即使关陇集团也加速掠过了自己的青春期。远东的二期文明一开始就以盛夏的姿容面对世界，只能向古典华夏寻找春季的记忆，结果始终无法越过诸子时代的天花板。

三 吏治国家的复活与强化

北魏的八部大夫、三十六曹仍然依托草昧时代的部落组织，在权力结构中地位不高。拓跋氏早期更多地依赖部落之间的联姻和外交，维持王室的盟主地位。西燕、后燕灭亡后，慕容氏的士族合作者入仕平城。他们在朝廷担任散官，真正的任务其实是安抚乡曲。朝廷没有规范的税制，不时向各部落和各宗族征发马匹、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征发没有固定标准，视朝廷对头人和族长的信任程度而定。河西李氏对朝廷的贡献在于强化基层管理的三长制，虽然大部分地方职位肯定仍然掌握在大族举荐的人选手中，但州郡县的垂直管理体系至少已经初具规模。太和变法是南朝官制的移植和演进，首创了由正九品和从九品组成的十八级官阶，为后世所沿袭 [195]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规模也在此时奠定，但六部制（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的完善还要等待北齐的改革者。南朝流亡者是这次变法的灵魂，因此才会有前述“江南多好臣”的风波。客卿用事，反映了皇权的扩张和部落贵族的边缘化。门阀比贵族更软弱，却更有文化。皇权的约束力量越弱，皇帝自身就越危险。所以，君臣双方的意见都是对的。

六镇叛乱引起的混战产生了号称“柱国”的僭主统治，类似苏丹对哈里发的僭越。柱国通常也是大将军，在朝廷以外的军事重镇建立幕府，形成二元权力体系。朝廷掌握在士族文治主义者手中，继续推进强化吏治国家的官制改革，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幕府复制了前赵时代的“单于台”，统率种族复杂的各部落和胡化将领的半私人军队。幕府的领袖必须像部落酋长和封建君主一样身先士卒，才能慑服诸将。朝廷与幕府往往形同敌国。幕府必须周期性发动政变和屠杀，恐吓难以驾驭的君主－士族联盟，但收效的时间都相当短暂。北齐的禅代并没有取消二元政权体制。晋阳幕府继续凌驾于邺都朝廷之上，直至亡国。尔朱氏和高氏对元（拓跋）魏朝廷的跋扈一变为皇叔－幕府对幼主－朝廷的跋扈。皇叔一旦篡位成功，自己的幼子又会落到同样的下场。由此可见，二元政权的分裂并不是人事因素造成的。毋宁说，二元政权的分裂迫使原本没有人事冲突的家族分裂。同一个家族原本在幕府团结一致对抗朝廷，一旦入朝成功就会变成幕府留守人员的新敌人。北周取晋阳，邺都的朝廷立刻丧失抵抗能力。北齐继承了元（拓跋）魏朝廷的正朔，朝廷和幕府也就自动继承了洛阳士族文治主义和边镇部落封建主义的冲突。

北周朝廷的周礼六官制度在“法的精神”上酷似地方的柱国府兵制，证明宇文氏没有维持文治政府门面的能力。他们的政府跟贺拔岳的部落军事联盟同构，因此不存在朝廷和幕府的对立，只需要给部落和私军的领袖直接提供一套周官的头衔就行了。洛阳朝廷不满高欢幕府的跋扈，流亡到关中以后，却发现自己连朝廷都没有了，皇帝形同孤家寡人的养老金领取者。简陋对宇文黑獭反而有利，免除了大部分财政压力。他用分发垦荒权和东魏俘虏劳动力的办法，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关陇赤地千里，圈地授地不会引起士族的反抗，反而会获得残民的感激。东魏的盐税和南朝的商税虽然岁入巨万，却养不活朝廷百官，反而引起了无数的纠纷。关陇“出将入相”继承了北魏唯赖谷帛的传统，因为只有他们才类似北魏早期的部落武装联盟。他们的政治德性容易维持，因为作战和垦荒几乎就是各位柱国的私家事务，主将的健全常识足以应付一般性事务，无须精密复杂的行政机构。幕府不对非嫡系部队的后勤补给负责，后者对长安和华县的事务也没有什么兴趣。诸将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饥渴驱使他们追随盟主出征，获得的战利品直接分配给他们。从江陵陷落是善后措施看，六官政府连会计权都没有。盟主如果有意释放诸将的俘虏，必须额外付出代价。

北周征服北齐，实际上相当于解散晋阳幕府、接管邺都朝廷 [196] 。北周朝廷和关陇武人自己取代了晋阳幕府，将幕府－朝廷矛盾转化为关西胡化武装门阀和关东儒化士族门阀的矛盾，后者是邺都公卿百僚和洛京文治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人。卢恺（范阳卢氏）之《隋书·卢恺传》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陆彦师 （魏郡士族）“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於士庶，论者美之 [197] ”。 “东齐之法”的胜利引起了关西勋臣的愤怒，卒兴大狱 [198] 。这种阶级－地缘－种族－文化斗争的形势入唐不改，一直延续到武后－玄宗朝，决定了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性质。隋文帝复汉魏衣冠，暴露了北周君臣长期胡服的不体面历史；用东齐之法，说明只有邺都士族才有维持吏治国家的能力。

西方军事阶级和东方士族经学家相互歧视，南方文学家和玄学家的加入又使他们都显得像没有见过世面的落伍者。宇文黑獭和苏绰父子的伪周礼封建制不能迎合大兴宫廷“万国来朝“的冲动，给南方和东方的佞臣提供了腐蚀部落简陋之习的大好机会。隋炀帝和杨素都是南方感染源的牺牲品，过分热衷地炫耀诗赋才学，鄙视装模作样的《尚书》文体，给愚钝保守的武川酋长和族长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才会得到昏君奸臣的恶谥。唐人为了论证自己篡位的合法性，尽可能将炀帝描绘成处心积虑的伪君子，说他早年生活淳朴节制，得逞以后就沉溺于南方的美景与美色；但这种转变完全符合乡民进城的普遍规律和人类的共同弱点，以至于他如果做出相反的事情反倒更可能是不近人情的伪君子。

炀帝对南方文化和美女的迷恋肯定是出于至诚，否则他不大可能留恋江都，将京洛拱手奉送，最后甘愿冒犯西方武士，招致杀身之祸。他晚年的言论与其说证明了昏君的不负责任，不如说证明了一位优秀世俗人文主义者发自内心的觉醒。炀帝是杰出的诗人，甚至在暴政中都随时流露出丰富瑰丽的想象力。这种人在涉及修辞的时候，不大可能撒谎，因为虚伪会严重侵蚀天马行空的自信，对文学依赖的微妙精练情绪伤害极大。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他在为时太晚的末路才体会到：陈后主是多么幸运，粗鄙的世界帝国是多么不值一顾。他完全因为出生的不幸，耽误了太多的时间，现在才发现真正的生活。世界上只有时间无法挽回，没有什么国家利益能让他浪费剩下的有限生命。如果某些粗人不能理解他的感受，最好让他们自己体会一下何为南方美女。他没有料到禁卫军居然不识好歹，恐惧皇帝的礼物，飞蛾扑火似的赶回野蛮的故乡，那里除了死亡陷阱一无所有。

禁卫军的愤怒和绝望源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即使俄罗斯的士兵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军官一样娴熟和热爱法语文化。东亚文明始终如一的特征是：上层的文化国际主义掩饰下层的分裂，将族群和地缘的分歧转化为阶级和教育的差序。隋唐之际，关陇、关东、江东的文化差异并不低于维京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人。除关陇无士族以外，关东、江东的士族与土豪同样彼此视同外邦。麦铁杖的世界和宇文述的世界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只有经过强化的世界帝国才能将他们同时送往隋炀帝的宫廷。在春秋时期，前者会成为盗跖的同侪，后者会成为叔梁纥的同侪。谁都不会离开本邦百里之外，谁都不会统率数千人以上的武装，数十人死伤的战役就足以保证他们两人名垂青史了。在汉魏之际，前者会成为韩遂、马腾的同侪，后者会成为陶谦、公孙瓒的同侪，他们俩永远不会平起平坐。他们在太平时节忠于郡守、方伯，动乱时节可能取主君而代之，因为只有郡守、州牧才是朝廷的班底，州、郡要选拔自己的乡贤为属吏。吏部的产生结束了州郡长官和属吏的君臣之义，实现了人事权的空前统一。麦铁杖这样危险而有用的奇才异能之士就不可能在本乡任职了，他的档案永远保存在尚书省的老吏手中。除了普世的皇帝，他不用对任何人低头。除了才能和功绩，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他的腾达。如果皇帝命令世家子弟名将宇文述侍候他，他就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

选举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举荐的权力属于地方长吏。清议的时代结束了，因为月旦的权力属于士族。科举的时代开始了，因为评定的权力属于朝廷。科举是世界帝国的正义，皇权露出了实证主义革命家的本色。北魏和北齐士族开启的文治主义，至此达到其逻辑上的终点。文治主义是学阀士族解构二度封建萌芽的利器，最终解构了自己。门阀试图通过文治主义，证明贵族武士是不必要的，结果证明自己也是不必要的。北朝末年和隋唐初年，关西部落武士和关东经学门阀平分秋色。隋炀帝像背教者尤里安一样，戏剧性地倒向失败的南朝，背叛了产生自己的阶级，扰乱了正常的历史进程。他为巨大的才华所误，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到，不肯像平庸的表亲李世民那样，满足于谨小慎微的阶级保守主义，造成原本并不必要的改朝换代。然而，隋唐战争并未耗尽两大阶级的政治资源。唐太宗父子成功的改朝换代没有革命意义，武后、玄宗的革命却没有成功地改朝换代。

唐太宗毕生以才华横溢的隋炀帝为反面教材，恢复了歧视东方人和南方人的既定政策。《贞观政要》是武朝保守派的复辟工具和后世儒生的宣传工具，并不能体现贞观之治的真正秘诀。折冲都尉的重新部署暴露了他的良苦用心，酷似顺康（顺治、康熙）两朝的八旗驻防。关西是李世民的满洲大后方，河东是他的蒙古侧翼，关东和江东则是解除武装的十八省。河东薛氏这样的旧族拥有接近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便捷通道，自然会拥护宇文黑獭“出将入相“的宪制，将科举视为安抚性的花瓶。张九龄这样的南人自然会将进士科视为文治主义的王冠宝石和世界帝国的生命线，将皇室的黩武主义和军事特权阶级视为天敌。只要关西武士和关东士族的政治德性尚未耗尽，甚至武后的革命和清洗都不足以改变科举文学新人的边缘地位。新一代蛮族的阑入以后，北方的社会结构才会大变。

东汉设置的各州刺史，最初只是没有固定任所的监察人员，由于掌握了各郡长吏的升迁大权，最终变成了更高级别的行政区。六朝不断侨置和分割各州，最终使各州不再比各郡大。隋唐一度州、郡迭用，最终废郡用州，然后另建各道为新的监察区。州县的人事权进一步上移，考绩制度进一步细密化，同时增加了朝廷和地方的工作量，造成政权进一步解放的必要性。唐代新科进士往往从各州主簿、各县县令起家，然后升任朝廷的御史、郎官。武后革命以前，他们不大有机会位极人臣。门阀保留了最高级职位，却没有垄断基层的职位，其实对他们非常不利。京师的机会提供了巨大的引力，乡曲的流官造成了相当的斥力，促使他们逐渐放弃乡邻保护人的责任，沉溺于官场无根的富贵。无论东方的门阀还是西方的门阀，都难以抗拒聚集到两京的诱惑。这实际上是一场缓慢而致命的除根过程，最终使他们跟唐朝同归于尽。

内朝侵夺外朝权力，演变为新的外朝。旧的外朝沦为荣誉职位，然后宫廷重新培养新的内朝。如此周而复始，政府日益复杂和虚弱。这是列朝官制演变的基本规律，真正稳定的制度从来没有存在过。东汉的中书原本就是内朝的低级秘书，却逐渐侵夺了三公（宰相）的职权，终于在魏晋演变成外朝。北齐和隋朝整理官制，以三省长官会议替代宰相，分别行使决策、执行和监察权，立刻就引起了唐代的新一轮侵夺。由于唐太宗在玄武门政变前曾任尚书令，朝廷此后就不再任命尚书令。尚书省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具体事务由左右丞负责。左丞管辖吏部、户部、礼部，右丞管辖兵部、刑部、工部。中唐诸帝猜忌仆射权重，开始用使相架空他们，最终将他们排斥在诸宰相之外。于是，左右丞自然行使了实质宰相的职权。入宋，他们也加入了国务会议。中书省名义上由中书令和两位侍郎主持，实际职权由分辖六部的中书舍人行使。随着主官的荣誉化，舍人获得了“阁老”的大权。门下省由两位侍中和两位侍郎主持，但实质权力日益落入四位给事中之手。监察权是三权当中最弱的一环，因此反倒较少遭受政制退化的影响。

皇权永远猜忌，喜欢将三省长官作为荣誉头衔，授予封疆大吏以示笼络；或者任用各部官员参知政事，行使实质宰相权力，著名的魏徵就是以秘书监身份参与朝政的。唐太宗为了让太子学习政务，给他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从此这个头衔就构成了宰相的资格。不久以后，“同平章事”头衔获得了同样的资格。中唐宫廷发明了内朝干政的更多方式，包括著名的宦官（枢密使）干政和翰林学士承旨。高力士和李待诏是传奇故事中的死对头，在现实政治中其实都是宫廷削弱中书舍人权柄的工具。唐人称翰林学士承旨为“内制”，以免混同于中书舍人为诸宰相会议拟定的“外制”。我们如果想到中书省本来就是内朝分割三公权力的产物，就会忍不住对没落文明的最高智慧心存怜悯。这些都是皇权武断性加强的表现，使唐代的相权不如秦汉强大和稳定。如前所述，列朝官制演变的基本特征就是退化。后人对唐制的赞美，主要是跟宋代以后更加软弱和混乱的相权相比，因此没有多少意义。明代大学士完全有理由羡慕宋代，正如清代的军机大臣有理由羡慕明代。

四 部落与军户

北魏初期的军队就是由拓跋及其同盟部落的武士组成，灭燕以后才有中军、边镇和州郡兵的区别。前二者源于部落；后者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部分包括了大批士族麾下的民兵。拓跋氏在新征服的地区推行宗主制，委任著名士族为宗主。宗主通过民兵，统治和保护附近的居民。从平城朝廷的角度看，宗主就是各部大人的南方对应者。大族本来可以利用如此有利的机会，以酋长－领主－保护人的身份出现，将周边的小族和普通民户收为附庸，获得平城朝廷的承认。朝廷没有能力给征辟的名士提供薪俸，更不用说筹集常备军的军费了。在这种情况下，领主－民兵体制的复活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士族没有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他们是东汉经学家的种子银行，不是东周骑士的转世投胎。他们像但丁一样坚信：世界帝国是文明理所当然的归宿，其他的一切都不值得追求。他们以历史制造者自居，力图在宫廷内扮演策士的角色，破坏各部落的封建主义倾向，从而证明自己对加强皇权的重要性。崔浩是这方面的典范，部落贵族对他的仇恨并非没有道理。他们知道这种文明化会剥夺蛮族的古老自由，但没有能力用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理论依据。尤其糟糕的是，部落传统没有自我传承的必要形式。

道武帝拓跋珪对鲜卑人的意义，类似商鞅和汉武帝的合体。蛮族的封建自由还没有从容展开自己的子产和孔子，就已经面对降虏智者提供的世界帝国蓝图。如果法兰西王国的贵族都无法抵抗罗马法学家和王权的联盟，各部落大人的失败自然不足为奇。随着“离散各部”的进程次第展开，不少草原部落民也被安插在州郡。他们的族长或领袖也构成了宗主的重要来源，因为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优于周围的居民。虽然离散各部整体上有转向农耕生活的趋势，但驯化需要的时间甚至超出了北魏一朝的寿命。平城甚至洛阳朝廷征用马匹时，经常对同一州郡的居民提出不同的要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州郡同时存在两种居民，离散各部遗民饲养的马匹仍然比其他人更多。太和改制后，地方政权趋于正规化。除禁卫军和边镇外，地方军通常交给都护统率。故而推本溯源，都护构成部落组织退化的中间阶段。“魏初宗主督护之制，盖与道武时离散部落为编户一事有关，实本胡部之遗迹 [199] 。”如果我们用热力学语言描述，就是说：世界帝国代表低熵耗尽后的热寂，蛮族入侵相当于低熵（秩序）输入。古典华夏文明结束于吏治国家，以后的每一次重启都要依靠蛮族的阑入。而且由于儒生－历史制造者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秩序通向热寂的速度越来越快，低熵输入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士族州郡兵的战斗力有限，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是学阀，而非骑士。他们即使出现在真正的战场上，一般也只能充当辅助部队。士族的礼法不像春秋贵族的礼乐，不是为争取战争荣誉而设计的，而是为了保证宗族在战乱当中继续传承。士族的经学是文治的蓝本，预先就假定了世界帝国的和平已经实现。因此重要军事行动不可能没有中军和边军的参与，他们才是北魏战斗力的真正基础。中军主要是可靠的国人，也就是拓跋本部或亲族的武士。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口南征萧齐，动员的武力就是中军。边军的组成远为混杂，包含了众多结盟和裹挟的部落 [200] 。这些武士难以控制，构成了历代魏主离散各部的重要动机。

北魏初年，“国人”核心部队有能力控制叛服无常的“杂胡”辅助部队。文明太后变法以后，中军迅速退化。魏孝文帝南下时，他们已经沦为养尊处优的宫廷权贵。皇帝之所以有制服国人的信心，就是因为看清了他们的软弱。他们因为害怕战争的折磨，才会觉得迁都乃是两害之轻。迁洛以后，“国人”面临重大选择。长孙氏、独孤氏和其他效忠派大人遵奉圣旨，效法皇室，改用汉姓，联姻士族，形成了跨越种族界限的新门阀。皇帝对他们恩宠有加，使他们迅速丧失了战斗力。抗命派遭到分散和贬黜，分散到边镇和各州，失去了进入士族的机会，沦为过去同侪鄙视的寒族，混同于他们过去鄙视的杂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保留了较多的部落遗产和战斗力。六镇边防完全仰仗传统派部落武士的力量，高车和柔然骑士肯定不会忌惮洛阳的侍从骑士。他们在内地宗主都护当中所占的比例，也大大超过他们所属部落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一旦倒戈内向，经过“好文之主”熏陶的中军贵胄根本不堪一击。

六镇叛乱平息后，降虏数十万众安置在河北三州。汉魏徙戎保塞、道武帝离散部落的历史再度重演，而且速度更快。北齐皇族本身就是胡化的边民，麾下诸将当中只有高敖曹兄弟的武装来自士族。神武帝本能地觉得鲜卑人战斗力更强，建议高氏家族补充一批胡兵。他为了消除自己阵营内部的矛盾，向双方做了相互矛盾的宣传。幕府的文宣部门要胡族军户相信，民户是他们的佃农；要民户相信，军户是他们的雇工。可见军民分治和胡汉分治虽然不尽等同，重合度必然甚高。陈寅恪认为，隋唐之际所谓“山东豪杰”主要就是这些胡族或胡化军户的后裔 [201] 。相反，唐太宗嫉妒、魏徵崇拜的崔、卢、李、郑士族以经学门风自诩，对消耗性极大的战争相当审慎。这些武士直至唐朝中叶才完成华化或驯化进程，渐渐泯然众人。然而这时，唐太宗和唐玄宗的黩武主义又将新的蛮族战斗人员引进到赵、魏之间。华化必须重新开始，直至宋代才完成。

在魏徵和狄仁杰看来，唐室正好处在最幸运的历史时期。旧蛮族（包括唐室本身）刚好发展到足够文明，却又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地步。太宗收编和安置未经华化的新蛮族，只会给自己制造隐患。永嘉之祸，前车可鉴。突厥降人与朝士相半，不外乎满足了皇帝个人的虚荣心。朝廷的财政负担因此锐增，无异于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太宗完全清楚这些危险，但他另有不便公开的想法。他为人貌似开明，实则保守，在东西问题（相当于清朝的满汉问题）上非常敏感 [202] 。他从隋炀帝败亡当中吸取的教训不同于东方儒臣，觉得根本原因在于：皇帝不能背叛自己的阶级，牺牲关陇门阀可靠的忠诚，信赖东方人可疑的智慧。他知道魏徵、房玄龄等人暗中歧视冒充陇西的“阴山贵种”，把长安朝廷当成“做家门”事业的过渡环节，最终目标还是联姻崔、卢、李、郑名门，挤进高贵的经学世家行列。他之所以鼓励儒臣直言，正因为后者多少带有客人的性质，必须格外体贴安抚。唯其如此，政权的核心问题更不能交给他们处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确是至理名言，然而君臣双方的理解截然不同。儒臣当然根据经义，认为“水”就是民众，自己则是民众的天然代表。太宗出于宣传和笼络的需要，在公开场合对此极表赞同，但他心里清楚，军事力量才是真正载舟覆舟的“水”。隋炀帝并非死于愤怒的民众之手，而是死于思乡的关西禁卫军之手。在关键时刻，关东的经学家和江东的文学家都保护不了他们的恩主。隋炀帝如果愿意回到关中，李渊父子根本没有化家为国的机会。高丽战争至多不过是插曲，后果不会比汉武帝的汗血马战争更可怕。关陇勋臣的阶级团结仍在，东方流寇不会比后来的窦建德、王世充更难对付。太宗的考虑更接近忽必烈或乾隆皇帝，宁愿扶植和信任“自家骨头”，直到后者颓败到不可救药。后人往往出于错误的想象，将唐太宗视为华夏的英雄和蛮族的征服者。然而他在自己的心目中，更像是武川蛮族的英雄和关东的征服者。

第二次高丽战争以后，府兵的衰败已经有目共睹。儒臣之所以视若无睹，是因为他们理想的世界帝国只需要治安警察性质的军队。太宗既然怀有“天可汗”的野心，自然需要更强大的军事支柱。他成建制地收编突厥军团，提拔阿史那社尔这样的番将，才得以发动下一步的中亚战争。他特别喜欢培养番将的个人效忠，实际上等于绕开朝廷，创造私人的班底。权力欲强大的君主都厌恶臣僚结党，而番将则是最不可能结党的局外人。他们在外朝没有地位，只能像宦官一样无条件支持内朝。李楷固、高仙芝、安禄山的传统由太宗开启，武后、玄宗只是顺应了府兵进一步衰败的必然趋势而已。史后之人丧失了理解历史的能力，因此总是把灾难发生当时的执政者视为罪魁祸首，经常将灾难的制造者视为英明领袖。大多数灾难的原因就是皇帝的挥霍性胜利，但始作俑者通常活不到付出代价的时代。根据同样的理由，史后之人更不会尊重资源的积累者。李冲、杨谙、苏绰、李德林是贞观开元的真正功臣，但他们的名字完全被魏徵和房杜（房玄龄、杜如晦）掩盖了。史后时期往往比史前时期更加野蛮，功过判断的全方位紊乱也是原因之一。

太宗朝直接收编部落的政策像北魏初年一样危险，只有英武的骑士－君主和强大的核心部队才能驾驭危险的边军。边镇文化和朝廷文化截然不同，并不尊重钩心斗角的智慧和奴颜婢膝的成功。天可汗的头衔固然动人，但其实隐含着极大的危险。大可汗只是众多可汗的一员，必须不断用更多的胜利维系众可汗的畏服，一旦威望衰退，就会被众可汗杀害或出卖。太宗战胜颉利可汗，自然就赢得了各部落的推戴，但这种荣誉仅仅属于他个人。太宗高估了定襄的胜利，将草原划分为两都护府五十州。他一死，阿史那伏念就发动叛乱。或者更正确地说，突厥人根据自己的习惯法行事。儒家学者认为他们已经投降，不能反复。他们自己却认为推戴只是勇士献给上届竞技胜利者的桂冠，本来就应该在下一届献给新的优胜者。

草原部落首领的威望通常不能世传，新任首领必须重新证明自己不会辱没前任的英明。名门贵胄的子弟往往以武德为家风，但也不能保证他们每一次都能战胜其他的名门子弟。平民通常没有多少机会，但首领仍然是长老选举的产物。至少，贵族谁都实现不了完全的垄断。这种习俗跟早期日耳曼人区别不大。莎剧《哈姆雷特》当中，哈姆雷特临终不忘推荐他支持的王位候选人，就是这种习俗的遗存。长老的选举和民众的欢呼构成新君继位的必要条件，后来虽然退化到徒具形式，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最终从贤哲会议发展到上议院和国会政治。华夏世界即使有过类似的传统，也未能延续到封建晚期，等到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帝国，当然更不可能理解，只会觉得蛮族反复无常、无君无父。突厥人同样不能理解帝国宫廷尊重政变阴谋家，却不尊重骑士掠夺者的逻辑。无论如何，高宗、武后及其继承人肯定没有赢得各部落的推戴。

玄宗非但没有放任番将，反而加强了宫廷对番将的控制。他注意将不同部落的蛮族武士打乱混编，将薪俸纳入朝廷度支和转运体系。这些都是太宗及其番将没有做到的事情。安禄山和高仙芝都不是部落酋长贵族，没有附庸和亲兵。他们其实是科举新人在塞外的对应物，除个人才能和功绩以外别无可恃，适合充当皇权的工具，破坏传统贵族或世家的势力。浪人和皇权专制是天然的盟友，正如贵族和混合政体是天然盟友。如果浪人都要叛乱，那就是说良民或顺民的自卫能力已经完全消失，帝国已经接近人人都会叛乱的节点了。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如果抛弃番将，就只能依靠流氓无产者雇佣兵了。两相比较，前者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仍然优于后者。因此，玄宗的笼络和代宗的姑息都没有多大的责任。他们的措施类似梁武帝优待北方降将的措施，不是灾难的制造者，而是灾难的安慰剂，说明朝廷并不糊涂，而是明知危机在即，却只剩下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办法。从吏治国家的价值体系看，蛮族的加速阑入恰好证明了他们的政术越来越纯熟。

柒 优孟衣冠

一 士族的没落与科第的兴起

郭子仪和仆固怀恩的停火协议无异于门阀政治的死刑判决书。关陇勋贵既然丧失了军事职能，就不再成其为阶级，沦为宫廷权贵的遗痕器官，很快淹没在外戚和新贵的蘑菇丛中。关东士族深陷文治主义的价值观，拒绝跟新一轮蛮族合作，宁愿流亡两京或江南，结果破坏了重演封建政治和门阀政治的机会 [203] 。唐代后期的旧士族失去了土豪性质，只能依靠朝廷的职位。家传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责任感在短时间内还不会消亡殆尽，这是他们相对于科举新人的唯一优势。他们跟先辈相比，犹如影子跟活人相比。李德裕鄙视新人的浮薄，但传统不可能在产生传统的环境毁灭后维持多久。旧人和新人在唐末的大屠杀中同归于尽，前者再也没有复活。

士族的灭亡既不意味着大家族的灭亡，更不意味着贫富贵贱差距的减少，仅仅意味着新人不再有义务培养门第家风，为社会保存不受权贵左右的价值中心。眼前的富贵变成了唯一的社会尺度，独立于朝廷之外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减少。唐太宗、唐宣宗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终于出现了，虽然其子孙已经无缘享受。不过，某些赵宋宗室产生了相反的不满。“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 [204] 。”陋宋之陋在于扁平社会缺乏稳定预期，盛衰沉浮取决于极其细微的因素。表面上看，社会似乎没有面临秦政的武断；实际上看，获得解放的社会散沙正在彼此实施无所不在的武断。表面上看，发迹变泰的门户已经洞开；实际上看，内向竞争的模式杜绝了阶级团体形成的可能。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

印刷术配合科举的扩大，推动了书面知识对经验知识的胜利 [205] 。进士科对明经的胜利，将科举变成了智力测验。苏轼宣称：无论怎样改变试题，筛选产生的结果都差不多 [206] 。就程序公正而言，宋代的科举至少比唐代更加公正。然而，更大的公正反倒引起了更多的怨言。隋炀帝初开进士科的时候，社会仍然普遍认为门阀统治理所当然。文学之士只要得到次要官职，就已经心满意足。武后解放政权，宋仁宗扩大录取名额，刺激了野无遗贤的幻想，将科举变成了全民性质的博彩活动。无论政权如何解放，名额如何增加，总是赶不上报考人数的增加，尤其永远无法追上博彩罗曼司的夸张渲染。科举神话给华夏世界留下了三道永难愈合的创口：百业的凋敝，吏治的败坏，宗教的衰颓。

“法的精神”对全社会都会产生间接的规训作用。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培养了同样坚强的行业自治团体。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才会产生干将莫邪这样的传奇，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科举社会的精神是同侪互为敌国、世代形同陌路，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大凡高度依赖团队协作和传统熏陶的行业，无不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除了血缘家族，鲜有技艺的传承。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野无遗贤”不仅抽取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剥夺了剩余人员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热爱钻营智慧、鄙视劳动伦理。反观瑞士诸州和日本诸藩的工匠，家世往往比领主更为悠久，视职业荣誉感胜过生命，仿佛预先为工业时代做好了准备。扁平社会的宗族没有门阀的凝聚力和礼法传统，在和平时期富不过三代，在战争时期灭绝或流散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幸存。门阀大族千里长征、化家为国的传奇，已成绝响。积累难而破坏易，宋明以降的社会生态自然每况愈下。散沙社会提前演化产生了大众民主时代的粗鄙，却没有大众民主的力量。

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标，收入通常并不依赖俸禄，随时可能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平民冒险家一旦失去官职，就会一无所有。家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婚姻都押在科举的赌博上面。教育和进京的开支对门阀而言并不重要，他们经常为朝廷和地方提供免费的服务，而这却往往要消耗平民冒险家几代人的积累。因此平民冒险家们通常处在根本输不起却又多半会输的状态。他们如果侥幸得手，拒绝补偿妻子和家族的牺牲就是罪大恶极，因此没有比拒绝腐败更不道德的举动了，这种行径几乎相当于军人临阵倒戈。岳飞因在学徒年代曾经依靠家族的资助，就将并无节操可言的亲族塞满了军队，没有辜负“岳家军”的名号。他的贤能体现于不肯徇私，保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杨再兴杀害了他胡作非为的弟弟岳翻，他居然肯重用杨再兴，证明他确实名不虚传，不肖之徒肯定会作出相反的选择 [207] 。贤与不肖之徒的差别并不在于腐败与否，因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依靠腐败维持的。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和金元杂剧体现了这些冒险家的白日梦，堪称心理变态的展览馆。赌徒的人格和道德从来都是高度扭曲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犹如一幅漫画。东周贵族通常为政治哲学和爱国主义而斗争，六朝隋唐的门阀通常为种族和地缘而斗争，宋明的士大夫通常为美差肥缺而斗争。

门阀时代的宗教是平等主义的主要庇护所，在思想界的地位相当于寒人武夫在政界的地位，集中了平民阶级最佳智力资源和最大希望。晋唐佛法之盛，与此不无关系。唐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当中，佛经十倍于儒。新儒家对佛教的反击限于士人的小圈子，论哲学的精密和复杂，并不足以比肩印度。灭佛运动时间甚短，地域比北魏的同类迫害更小，不应造成更大的影响。何况，这些打击都没有触及佛教的思想创造力。然而，晚期佛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创造力的衰退。译经的热忱消退，伪造的经文却层出不穷。学派纷争销声匿迹，代之以禅宗的后现代式逃避主义。寺院的组织资源和周围的社会同步退化，终至僧侣等价于走投无路的游民。在这些环环相扣的系统演变中，人才的消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玄奘一流人物如果生在苏轼的时代，很难不成为智力测验的胜利者。慧能及其继承人纵然放弃宗教，科举能力也不会比陈友定一流人物强多少。唯识论对前者的天然吸引力，跟后现代主义对后者的天然吸引力一样自然。佛教在官府眼中的地位，通常等同于僧侣精英在士人精英眼中的地位。禅宗的门徒确乎不大可能赢得谢灵运或梁武帝的智力兴趣，明清的佛寺倒是很有可能引起明太祖或清高宗的邪教动员猜忌。佛教和白莲教之类的民间信仰难以区别，本身就是阶级地位下降的证据。

贵族来自部落长老和武士，积累资源的无文时代远远长于人类已知的文明史，犹如参天大树的根须远比枝叶茂盛。只有在他们生长过的地方，才会存在产生文明的基础。门阀能够控制清议，士绅却是科举制造的产物。学阀积累资源，通过士族变成门阀，需要数百年时间，衰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寻租资格，只能造就几代人的富贵，然后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如果贵族是造就共同体的苍松翠柏，门阀是荫庇地方的灌木丛林，士绅就是一季一枯荣的野草。然而，即使野草也有保护土壤的功能。野草虽然取代了灌木，仍然不失为抵抗沙漠化的最后屏障。他们衰败的地方，沙甸就从枯萎的草根下露出狰狞的面目。靖康以降，大江南北就形成了草原和沙漠的尖刻对比。士绅统治的两浙在和平时期是儒雅风流之乡，在战争时期是自卫团体和复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北的碎片化小农直接面对官府或盗贼，像婴儿一样任人宰割。他们在和平时期不知礼义、不重亲情，浸淫流民文化的残忍和狡黠，以致王船山（夫之）准备开除他们的华夏资格；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京师陷落后立刻投降，毫无心理障碍地为敌前驱。

士绅的保护功能源于他们的乡土共同体，前述的岳飞并非没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出身相州的大家族，如果个人有才能而缺资金，不难指望家族的集体主义支持，但资助当然不是免费的，而是基于血缘和伦理默契的互惠关系。岳飞一旦入朝，就会提携亲族子弟做官。他若有所聚敛，自然会交给家乡的亲族买房置地。他早晚会让出朝廷的位置，告老还乡，依靠亲族安度晚年。他在朝之日，犹如乡土共同体派驻京师的国会议员，有能力为家乡兴利除弊。只要他深得朝廷信任，任何聚敛摊派的政策，甚至用不着他亲自开口就会自动绕开他的家乡，由此造成的缺口肯定会落到没有产生杰出士绅的其他地方头上，仅仅因为后者向朝廷告状的成本更高。他若在朝廷或任所有所聚敛，最后肯定会分润给家乡父老。他经常是朝廷的蠹虫和任所百姓的灾星，却总是家乡父老的恩人和朋友。士绅是宦官的天敌，因为他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宦官是汤因比意义上，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者。他往往有许多物质财富，但没有自己的乡土共同体，注定老死在宫廷，因此他肯定要为宫廷的利益剥夺地方。只有士绅才能阻止他，保护自己养老的家园。兵戈之际，只有士绅的关系网才能维持自卫队。乡里没有自己的曾国藩或赵景贤，就只能等待赤地千里的下场。没有士绅英雄的乡里如果想要改变自己注定悲惨的命运，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投资共同体的公共教育，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培养自己派驻朝廷的代理人。

当然，岳氏宗族没有严格遵循上述的经典模式。靖康之难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驱赶到南方，做起了供应军资的茶叶垄断经营，给渡江贸易的商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们留在北方的亲族从历史上消失了。金亡、元亡和黄河的几度决口都造成了当地人口的灭绝，他们幸存的机会不大。即使幸存，也肯定淹没在明太祖强制迁徙的小农海洋内了。小农散沙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士绅，也就失去了组织乡邻或亲族的凝结核。没有强有力的乡邻或亲族组织，就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没有高效的公共教育投资，就没有派驻朝廷的代理人、组织自卫队的保护人以及兴办水利、公共事业的经纪人。没有这些凝结核，和平时期土地退化、战争时期人口灭绝的噩运就无法避免。相对聪明或富裕的人士因此尽可能离开，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凝结核。恶性循环一轮接一轮，终于将二周和孔孟的家园变成了流民和流寇的主要产地。他们都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幸存者，除掠夺其他地区以外别无出路。他们只习惯野蛮的生存环境，自然也会用野蛮的手段对待富裕的邻居。他们的掠夺如果毁灭了其他地区的组织资源，就会将其变成流民和流寇的下一个生产地，犹如癌细胞的转移和扩散。

朝廷发现无形态的叛乱比贵族、门阀、士绅的有形态反抗更加难以医治，暴力镇压通常只会加快社会沙漠化和组织癌变的速度，然而为时已晚。吏治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散沙化削弱社会的抵抗能力，从而降低垂直管理的难度。没有吏治国家就没有朝廷，因此朝廷只能付出应有的代价。流寇主义是吏治国家合乎逻辑的终点，在吏治国家的逻辑内无药可救。文明就是形态和组织的时间－空间孤岛，野蛮就是无形态的汪洋大海。文明产生于无形态的自生秩序，终于被内生的无形态吞噬，陷入比史前时代更残酷的二度野蛮状态。蛮族征服者如果在这时降临，那就是没落文明所能指望的最大幸运。因为征服以其定义，就是秩序的输入。蛮族是秩序的积累者，而文明是秩序的挥霍者。蛮族征服没落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放弃了自发产生独立文明的机会，用自己的积累拯救没落文明。

二 蛮族佣兵的兴起和没落

蛮族阑入河北，挤走了经学士族。赵魏多名儒，一变为河朔尽夷狄。唐室计无所出，唯有以夷制夷，仰仗回纥、朔方、北庭、安西各路番兵。郭子仪只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和联络人，能战的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和白孝德都是番将。朝廷实际上变成了蛮族佣兵的经纪人，负责经理江南财富的转运和分配。如果皇室没有做好度支分配工作，即使忠心耿耿的朔方军也会叛乱的。唐德宗企图大振乾纲，却因为财政问题，首先引起了自己阵营内部的叛乱。他最后恍然大悟，觉得一切都是钱的问题，于是将余生用于聚敛，终于重新发明了魏晋失传的货币税，利用盐茶垄断征收沦陷区的实质性消费税。宪宗朝短暂的胜利耗尽了国库的积蓄，迫使穆宗采取紧缩和裁军的政策，结果导致河朔再度叛乱。然而，正如牛僧孺指出的，叛乱其实有利于朝廷，节省了收买东北武人和防守契丹前线的巨大开支。如果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既能保证边境的安宁，又不侵略其他各镇，为什么要执迷大一统的偏见，非要反对他们替朝廷出钱和流血？实事求是地说：张弘靖这样的文官镇守东北，远不如李怀仙这样的番将。前者家在内地，只想混过短暂的任期，对地方利益和长远利益毫不在意。后者是军团推戴的领袖，是边镇永久性的利益攸关者，熟悉边镇的利源和饷源，不求朝廷的拨款和转运，就能完成保境安民的任务。

河北、中原、西北的藩镇大抵是内附 [208] 番兵的苗裔，军事资源和部落传统密切相关。他们的阑入导致藩镇社会的胡化，引起了儒生和大一统主义者的极大愤怒。其实，他们是当时最廉价的军队。朝廷利用另外三种军队节制他们，付出的代价反而要大得多。第一种军队是禁卫军。安史之乱后，南衙禁军渐渐退化为仪仗队。北衙禁军在原有的羽林军、龙武军的基础上，增设了神武军、神威军和最重要的神策军。神策军是哥舒翰的旧部，会合陇右、河西、安西、北廷各路勤王之师，将入侵的吐蕃人赶出了长安，从此划归禁卫军。神策军出身野战部队，战斗力超过原有的禁军。唐德宗对藩镇感到绝望，将京畿的安全交给这支军队负责，由亲信宦官统率，用三倍优厚的待遇吸引各镇宿兵。德宗以贪婪著称，主要就是为了供养直属部队。第二种军队是南方各镇的辅助部队，除剑南、安南的边军以外，都缺乏自己的军事传统，正兵少而土团多。土团包括大量的乡兵，很容易变成抗拒朝廷聚敛的工具。随着晚唐征敛的加重，南方各镇普遍陷入土团引起的混战中。无论谁在混战中胜出，都会损害朝廷的补给。第三种军队是真正的番兵，从回纥到沙陀。他们为朝廷打击半蛮族雇佣兵和流氓无产者雇佣兵，犹如快刀切开黄油，然而代价却是朝廷难以忍受的。藩镇和蛮族分割世界帝国，给吏治国家增添了新的色彩。

卢龙的历史始于契丹归化者李怀仙的妥协。他诛杀史朝义，满足了朝廷的面子。仆固怀恩的停战协定解除了朝廷两线作战的压力，从而封闭了吐蕃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卢龙遵守停战协定，最为忠诚。它的野心仅限于自保，叛乱总是发生在朝廷企图吞并它的时候。卢龙军事集团继承了安禄山、史思明最坏的传统，始终无法建立稳定的继承制度。从李怀仙到刘仁恭，节度使善终者少，安庆绪、史朝义式的弑父篡位并不鲜见。节度使没有确定的种族背景，需要随时作出讨好士兵的姿态。军官家在本地，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朝廷，都非常不乐意出境作战，有能力约束他们的节度使寥寥无几。节度使则有讨好朝廷、压制部下的倾向。刘总献幽州，就是这种矛盾的总爆发。他对军官的屠杀和朝廷对士兵的赏赐里应外合，暂时压制了安史旧部的不轨之心。傲慢而软弱的士大夫拒绝迁就节度使讨好士兵的河朔习俗，迅速激起了新的叛乱。这一次，朝廷再也无力筹集足够的渗透和镇压经费。

卢龙军人怀念他们的英雄朱滔，犹如楚人怀念楚怀王。朱滔为了忠臣的虚名，为朝廷讨伐河朔的同侪，反而遭到朝廷的出卖，比原先的逆贼更为悲惨。朱克融利用先人的遗爱和他落魄长安时代学到的纵横术，像安东尼游说罗马民众驱逐布鲁图斯一样，赢得了军团的效忠。他无耻地敲诈敬宗的朝廷，反而获得了先人用汗马功劳和自我牺牲都得不到的奖励。可惜群众的爱戴总是反复无常，武装的群众比普通群众更可怕。军人终于厌倦了金帛买来的忠心，诛杀朱氏满门。军事选民团的新宠儿李载义仅仅运用卢龙本镇的力量，就打败了武后和玄宗的奚人，而且他利用横海军叛乱的机会，大掠朝廷的北方基地沧州。横海镇是朝廷打入河朔各镇之间的楔子，却像三镇一样嗜好叛乱，反而经常需要三镇协助朝廷镇压。朝廷的感激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了自己的姓氏。其实李唐的同姓即使真是宗室远支，也不会比李贺更受朝廷重视。这种危险的暧昧倾向超出了同侪和部下所能允许的程度，李载义仅仅来得及举家逃亡。

卢龙军人吸取教训，选出了出身卑贱的杨志诚，在他开始流露出接受监军太监渗透的迹象后，又将其驱逐。牛僧孺政府不再劳民伤财地干涉河朔内政，将各镇视为有效隔离蛮族的缓冲国，从而保证了长安和卢龙以后数十年的友好合作关系，甚至李德裕的复辟都未能造成改变。八年内的三次兵变将镇守雄武前线的张仲武推上了节度使的宝座，开创了卢龙的光荣时代。他击溃了回纥的乌介可汗，给东方的契丹人以毁灭性打击，成功地迫使军人支持儿子张直方继位。后者原本有机会利用父亲的威名，将成德的稳定继承法引进卢龙，却因为荒怠逸乐而坐失良机。军官团轻易地驱逐了他，恢复了卢龙令人生畏的军事民主制。在残唐五代的混乱中，这种宪制终将毁灭安禄山的传人。

“河北之骄兵悍民，气焰已成，而不可扑也 [209] 。”成德的宪制以稳定著称，使长安朝廷及其士大夫黯然失色。 李宝臣父子作为这些胡骑的代理人，给德宗和卢龙朱氏的削藩企图以沉重打击。契丹人王武俊和回纥人王庭凑的家族相继统治成德镇，直至河东沙陀集团收编和结束所有蛮族雇佣兵。魏博的宪制体现了蛮族藩镇的第三种类型，军事选民团由世袭的牙兵组成。如果卢龙代表军事民主制及其永恒的动荡，成德代表雇佣兵团体的亚里士多德式一人统治，那魏博就代表了军事寡头制的理想模型。历任节度使都必须迁就牙兵的阶级意志，否则就不必指望朝廷和士兵的援助。田布自杀后，节度使的继承权已经无足轻重。

平卢镇源于河朔军事集团的高丽叛逆者，从辽西攻击安史（安禄山、史思明）的侧背，失败后浮海南下。唐肃宗感到有必要奖赏或迁就他们，遂将青州划入平卢镇辖区。这批高丽武士永远未能收回故地，却在徐、泗一带大肆扩张，最终占据了山东十五州。侯希逸和李正己的军事集团战斗力不强，但以地方治理、农业水利建设和杰出的院外活动能力著称，因此遭到欺软怕硬的宪宗朝廷优先打击，分解为平卢、天平二镇。朝廷为了牵制平卢，在徐州设置了武宁节度使，开启了流氓无产者武装替代蛮族武装的漫长历程。以后的历史证明，流氓无产者武装给朝廷和顺民造成的麻烦比蛮族更多。武宁雇佣兵集团不断发动叛乱，最后制造了庞勋的桂林戍军大叛乱，横扫南方各镇和土团，预演了黄巢之乱的大屠杀，迫使朝廷再度乞灵于最后的蛮族武装——李克用的沙陀集团。高丽藩镇灭亡以后，山东发展为另一个吴越的可能性随之告终。朝廷断断续续的干涉足以破坏藩镇长期建设的努力，却不足以保证自己的代理人实施有效统治。长期的政局动荡和短期汲取毁灭了崔、卢士族和鲜卑贵族苦心经营的社会资本，将山东由南燕、北齐的财政基地变成了朝廷的负担和盗匪的乐园。

淮西镇与平卢镇的性质非常相似，源于李忠臣统率的安史叛军反正集团。朝廷将东北蛮族武装部署在中原地带，阻止安史叛军南犯江南财政基地；将朔方军麾下的蛮族武装和各同盟国军队部署在北线和西线，进攻安史叛军占领区。这种部署方式就已经表明了亲疏有别的次序。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东北蛮族就沦为准叛乱集团和下一批监视对象。临淮王李光弼（朔方军的灵魂）出镇中原，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平卢和淮西。李光弼一死，东北蛮族就公然抗拒朝廷。朝廷不得不再次启用自己的嫡系部队，从而产生了忠武镇。忠武黄头军源于朔方军的阿跌部落，随他们的酋长李光颜（因功赐姓李）进驻陈、蔡边境，牵制淮西吴氏，保护淮南到宣武的运道安全。这条运道是长安朝廷及其禁卫军的生命线，扬州（淮南）和汴梁（宣武）的节度使通常是宰相级的朝廷重臣。“李愬雪夜入蔡州”是长期斗争的戏剧性概括，将最后的功劳交给李愬这位皇亲国戚，其实黄头军数十年的血战才是歼灭李忠臣－李希烈叛乱集团残余的主力，其他各镇只是虚应故事地参战。这场战役的胜利保证了晚唐朝廷的生存，确定了西北军的朝廷柱石地位。忠武诸将忠于朔方军的传统，虽长安陷落仍不动摇。他们放弃了趁乱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为剿灭黄巢及其余部秦宗权付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结果落入机会主义者朱全忠手中。他们为唐室复仇，与恩主同归于尽，充分证明了唐太宗及其继承人为什么更喜爱这些“忠一人”的诚朴蛮族。

义成镇和忠武镇的性质非常相似，源于李光弼麾下的昭武九姓（中亚部族）。他的继承人段秀实和马麟都是西北军的旧班底，对朝廷比较忠诚。因此，该镇经常交给宗室或大臣统率。然而正因为如此，义成镇无法维系忠武的军事传统。他们首先无法抗击黄巢，最后又无法抵制朱全忠。横海镇和深翼镇的性质非常相似，是朝廷部署在河朔藩镇后方的伏兵。因此两镇时兴时废，节度使大多不得善果。神策军旧将牛元翼为朝廷牺牲了全家，朝廷也无法保护他。昭义镇横跨太行山两侧，目标就是破坏河北藩镇的地缘政治完整性。该镇最初是朔方军的分支，但接收了投奔朝廷的众多东北系番将，无法维系稳定的部落军事传统，同时又处于危险的地缘环境，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结果形成了特殊的“武化”社会。昭义镇将吏治国家的精神用于军事训练，将科举优胜者的特殊待遇授予军训优胜者，从山民当中培养出一支强悍的步兵，在东北系和西北系蛮族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河东镇和河中镇最初也是朔方军的班底，李光弼平叛的主要基地。太原是朝廷的北京，河中是长安的门户。只要朔方军仍然能够保卫朝廷，朝廷就绝不会将这两镇交给外人。只有在西北各军的内附蛮族已经无法抵抗沙陀新人的时候，朝廷才会无可奈何地签署自杀委任状。

邠宁镇和振武军也是朔方军的分支，两镇创始人白孝德和浑瑊都是李光弼麾下的蛮族将领。只要江南漕运仍然足以供养朝廷，他们的给养就能保证他们的忠诚。如果淮南节度使不能得人，西北的资源就无法继续招徕蛮族武士。两镇逐渐空壳化，最后遭到邻近藩镇的吞并。黄巢之乱以后，这样的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凤翔、泾原、定难三镇最初也是西北蛮族的军事体系，但很快就变成应对吐蕃的主战场，接受各地藩镇的援军。在战争的高潮，神策军的系统一度占据了优势。吐蕃战争平息后，西线各镇的军事体系已经高度混杂。漕运中断后，各镇相继退化。他们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孤立的地缘形势和吞并的得不偿失性质。定难军开拓河西、回纥和吐蕃部落，仍然无法完全替代朝廷提供的给养。从西夏的角度看，宋人的岁币和唐人的补给，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朔方军源于安思顺和哥舒翰的经营，产生了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挽救了朝廷，是亲朝廷各镇的共同母体。然而，子代各镇的繁荣无补于母体的厄运。神策军的崛起和李怀光在河中的失败给忠诚的西北部落联盟以沉重打击，朝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更出卖了自己和自己的最可靠支柱。他们虽然知道李怀光的叛乱和仆固怀恩的叛乱一样，主要是朝廷恩将仇报的结果，然而他们绝对不能认错，因为其他各镇勤王的动机就是想要瓜分河东和河中的土地。自李光弼平叛以来，河东高地一直是能够拱卫朝廷的真正核心。朔方本镇偏远孤立，只适合补充部落后备军。李光弼为朝廷经营的防线，因李怀光而必须交给外人和敌人破坏。朝廷的敌人以忠诚的名义，毁灭了朝廷的朋友。此后，耗尽精力的母体不再为朝廷生育新的忠武军。神策军虽然得到了朔方军争取不到的资助，仍然迅速退化为权贵子弟组成的仪仗队。西线各镇失去了西北边境部落的武士补给，渐渐退化为寻常的流氓无产者佣兵。朝廷蒙难之日，他们没有表现出朔方军东方继承者的忠诚，尽管他们的利益和存在本身远比后者更加依赖朝廷的安全。唐昭宗的朝廷接收了黄巢和沙陀人留下的残局，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一个李光弼可以指望。蛮族保卫者的游戏行将结束，流氓无产者的天下呼之欲出。沙陀人的天命就是结束蛮族为人作嫁的不光彩历史，为建国者和征服者的新角色扫清道路。

三 残唐五代的藩镇、宪制与共同体

残唐五代为有心的藩镇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路径，最接近朝廷的各镇受到了太多的诱惑，倾向于争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机会，结果大大增加了本镇残破的危险。岐王李茂贞的幸存主要应该归功于陇右的荒残，而非力量的雄厚和政策的审慎。岐国既没有立国的愿望，也没有立国的能力，只是由于结怨宣武的朱全忠，不得不坚持其唐室藩国的身份。后唐刚刚入汴，就收到凤翔献土的棘手礼物。该镇和康福远戍的朔方一样，注定会变成汴水漕运体系的负担。温韬虽然擅长掠夺，韩建虽然擅长聚敛，但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不够偏远，因此很快就沦为牺牲品。关中已经习惯依靠朝廷的余润为生，丧失朝廷和全国的供奉以后，就不再值得群雄的争夺。残唐朝廷就是一种符号性的存在，便于规训蛮族的武力和漕运的财富。蛮族集中于河东，比集中在长安合适得多。财赋集中于宣武，同样比集中在长安合适得多。太原－汴梁的对抗开启了五代，也结束了五代。

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其实，庞勋和黄巢的崛起自有其内在联系。叛乱的佣兵和违禁的盐枭正是晚唐军事－财政制度的具体化，预示着宋明江湖社会的出现。官盐垄断的收益就是官兵的饷银，官兵的任务就是保证官盐的垄断。盐枭没有自己的佣兵组织，就无法抵抗官兵的追剿。顺民消费者通过支付官盐的垄断高价，买下了雇佣兵的武力，从而免除了自己的军事义务。由于三方面因素结合，盐枭的江湖构成了官府之外最大的组织资源。在动乱时期，他们的组织最有资格逐鹿问鼎。王仙芝、黄巢和后来的张士诚都是盐枭，一点都不是偶然。吏治国家与垄断经济结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颠覆自身的江湖社会。叛军和流寇都由顺民社会无法容纳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只要组织资源略微超过顺民，就能横行天下，原因不是自己的强大，而是社会的涣散。流寇战争的存在就是散沙社会的证明，散沙社会的扩散程度与顺民社会的解体程度成正比。社会解体前的封建体系或部落组织不可能出现流寇战争，因此最适合承担剿匪任务。春秋封建根本没有流寇。战国郡县只有小规模的聚啸。汉魏宗族有能力镇压大规模的流寇，这种能力一直维持到隋唐之际。武后、玄宗革命以后，世家大族瓦解。于是，只有沙陀人才能打败庞勋和黄巢。明代面对流寇、倭寇和后金，一再乞灵于千里之外的西南土司，因为他们的组织资源仍然像秦政以前的诸夏那样丰富。

李克用的军事集团在代北叛乱失败后，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窘境。黄巢之乱不仅使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河东，而且将他从叛徒变成了勤王之师的领袖。他没有争取天下的野心，否则就不会将天子留给李茂贞和朱全忠争夺。他宁愿循序渐进地蚕食太原周边各镇，恢复“表里山河”的地缘完整性。然而，横跨太行山两侧的昭义镇迫使他将战争延伸到河北。河东与河北的斗争阻止了沙陀人染指关中和中原，给宣武佣兵创造了篡唐和扩张的机会。后梁是佣兵集团和漕运资源相结合的产物，足以征服大河南岸没有漕运资源的各镇。河朔三镇本来肯定会染指河南，但沙陀人的干涉使他们自身难保。河东与宣武的扩张几乎同步展开，同步完成。前者吸收了残唐绝大部分蛮族军事集团，后者吸收了残唐绝大部分佣兵集团。

卢龙留后周和节度使张允伸体现了大中之治的落日余晖，幸运地病死在自己任上。契丹前线士兵推举他们的领袖张公素驱逐张允伸之子张简会，直到张仲武俘虏的回纥降将李茂勋发动下一次政变。李茂勋之子李可举在义武战争失败后，被前线将领李全忠推翻。李全忠父子过度地挥霍了卢龙的军事资源，跟河东、成德、契丹结怨，同时不断发动家族内部的政变，导致了家族的灭亡。刘仁恭父子依靠河东的支持夺取卢龙，继承同样危险的外交政策，一面向契丹、太原和开封三线挑战，一面在家族内部开衅，最终导致了卢龙的灭亡。河东沙陀人与卢龙诸将不和，因此猛将周德威也无法坚守蓟北、冀东的要塞群。李全忠父子、刘仁恭父子虽然残暴乖戾，毕竟出自卢龙豪强集团，因此不难依靠各地土豪的鱼水关系，廉价维持契丹防线的安全，以主力干涉中原的战争。沙陀人的军事集团虽然在野战中比他们强大得多，却陷入了地头蛇的包围中，与其说像征服者，不如说像幽州城内的囚徒。土豪发现契丹人愿意推行双规宪制，满足他们的权力需要以后，就找到了报复外来征服者的捷径。幽州府沦为契丹游骑包围的孤城，依靠开封千里运粮接济。

从此以后，卢龙乃至汴京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除非中原永不发生政变，契丹的机会早晚都会来临。后人与其谴责石敬瑭和宋真宗的机会主义政策，不如承认他们的现实主义外交至少延缓了在劫难逃的靖康之难。卢龙在其存在期间，以其马穆鲁克式军事民主制而臭名昭著。士大夫感到自己在这种宪制中只会扮演丑角，自然不会给予公正的评价。然而，牛僧孺指出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卢龙的胡人和豪强凭籍弹丸之地，做到了晋献公和赵武灵王以后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羞辱了狄仁杰和张九龄“不赏边功防黩武”的鸵鸟政策。无论军人选出的节度使多么骄横，朝廷和顺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吏治国家及其士大夫统帅一旦收回边防的控制权，立刻就给他们信誓旦旦维护的皇室和百姓带来了最大的耻辱和灾难。在“大乐编钟满市排”“红粉哭随回纥马”的悲惨时刻，李清照及其同侪不仅完全有理由怀念封建贵族的楷模项羽，而且更有充分理由怀念他们自己决心消灭的安史余孽。这些蛮族骑士零成本地保卫了“东京梦华”和“武林旧事”的襁褓，仅仅索取他们分所应得的骄傲。

随着汴梁和太原两极斗争的激化，成德、魏博的历史和宪制都走到了尽头。宣武企图吞并河北，结果弄巧成拙，反而将成德幕府赶进了沙陀人的怀抱。从此以后，河北回纥军事集团不复存在。罗绍威依靠宣武镇的力量，屠杀了根深蒂固的魏府牙兵。然而，没有牙兵的魏博就不成其为魏博。中唐以来威震天下的邺兵变得不堪一击，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真空，使汴梁赤裸裸地暴露在河东、河北的沙陀人面前。朱全忠只有在赵、魏两镇并非出于本心的保护下，才能无视沙陀人的存在，恣意讨伐关陇和淮南。他在河北的扩张反倒毁掉了自己的安全屏障，使继承人面临夹河苦战的绝境，最终将汴梁置于河东的爪牙之下。最后，斗争双方都不得不乞灵于契丹人的仲裁。在此期间，河东沙陀人逐渐退化为诸夏和契丹的缓冲国。后周和赵宋违背了“守在四夷”的古老战略，力图彻底消灭半蛮族军事集团，结果将自己暴露在契丹人的压力面前。军事驱动财政，财政驱动宪制，宪制驱动思想。东亚近世的基本格局凝固于宋，伏脉则出于残唐五代的蛮族更替问题。

淮南节度使高骈企图独占扬州盐、漕的巨大利源，引起了诸将和流寇的疯狂斗争。杨行密接收了他们留下的废墟，在清口击退了乘虚而入的宣武军队。南方各国从此摆脱了资助世界帝国的沉重负担，得以从容发展自己的多国体系。杨吴率先示范了保境安民的原则，拒绝了重建拜占庭式流亡朝廷的诱惑。广陵原本是隋唐江南的首邑，淮南原本是帝国的财政中枢。杨氏无论进取上游，还是开拓江东，都非常容易，却宁愿选择各镇相互承认的政策，有效地平息了南方的战火。淮南被动地接受了江西的归附，主动地放弃了追剿秦宗权、孙儒余孽的湖南战争，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解决了吴越边界纠纷。淮南保障的和平奠定了南方经济繁荣的基石，遗产足以支持宋元明清四朝的帝国挥霍。春秋列国以来，东亚国际体系的文明程度很少能够达到十国的高度。北方的蛮族和佣兵为了争夺帝国的优孟衣冠，不得不恣意蹂躏周公孔子的家园，跟南方各国的共存共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唐代吴逆转了多国体系的良性发展，复活了久违的帝国诅咒。扬州是经济和文化的首府，地缘上无险可守，只适合没有野心的方镇。金陵是龙盘虎踞的军事要冲，凝聚了东亚世界的拜占庭记忆。李氏迁都金陵、自称唐室，都暗示他们有意将北方的帝国战争引入南方。他们抛弃了相互承认的原则，干涉楚国和闽国，从而结束了南方的黄金时代。南唐在自己创造的游戏中损失最大，丧失了国本所在的淮南，闽、楚的名义收获根本得不偿失，从反面证明了杨氏的审慎何其宝贵。金陵政权似乎没有意识到杨炎和杨行密都清楚的道理：只要确保淮河上游的安全，扬州贸易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动摇，甚至江西诸州的农业财富都是可有可无的。湖南的茶叶出口和食盐进口不可能不经过扬州控制的口岸，大部分利益注定会集中在淮南境内。清口之战后，淮南独占了唐代长安、汴梁和扬州分享的利益。局势已经不可能对淮南更有利了，任何重划地图的企图都会损害而非改善他们的处境。如果唐兵灭楚，即使不计战争开支和损失，贸易路线和岁入都不会增加，增加的反而是流官、戍军和湘西平蛮战争的开支。潭州或朗州政权接近本地，又能指望土豪分担费用，因此成本要低得多。金陵的扩张主义转向导致杭州、荆州、朗州各镇倒向汴梁，将自己置于环形包围圈内，无法在寿阳重演清口的胜利。刘仁赡在淮南的溃败就是十国的整体失败，因为只有寿阳的要塞才能保障吴越和南汉的安全。金陵投降以后，“尽取膏脂”的命运重新降临到“江南四十三州”头上。

吴越是杭、越二镇合并的产物，产生于当地土团抗击黄巢入侵的战争。钱镠取代董昌，意味着保境安民的政策代替了争雄逐鹿的政策。杭州推行金援外交，周期性资助和贿赂长安、洛阳、汴梁的朝廷以及契丹宫廷，牵制巨人邻居淮南，稳定闽越边界和苏常边界。钱王对两浙水利的精心照料，是后来的诸帝国望尘莫及的，他们培育了支持晚期诸帝国的士绅集团。他们的成就或许太大了，将地方精英的注意力吸引到农业财富方面，反而不如闽、汉重视海外贸易，因此失去了许多机会。闽国政权是北方难民的后裔，无法指望垦殖山地的收益，不得不深耕海上。他们需要某种类似安南的事大主义 [210] 和孤立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政策，保障漳、厦港口及其山地屏障的安全。如果他们能避免致命的内战，宋人并非不可能像忽视安南一样，忘记他们的存在，然而历史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内战导致了南唐和吴越的瓜分。随着两大国的投降，他们保护的土地就只能自动纳入北方流官的治下。

南汉继承了南朝、隋唐一脉相承的广州印度洋和南洋贸易体系，不大仰仗各州的农业收入，因此非常轻视内地的士大夫传统和吏治国家的道德原则。广州的宫廷弥漫着邪恶的异国情调，为数不多的宫廷、军队和商团成员瓜分贸易利益，无视大批化外之民的存在。他们更像一个随时可能携带财宝离去的殖民地贸易站，对地方缺乏责任感。潘美的军队行动迅速，才阻止了他们泛海逃亡。宋人的征服拔除了令人厌恶的刘氏宫廷，却对错综复杂的种族团体无可奈何。土豪周思琼、麦汉琼的叛乱虽然失败，吏治国家的建设仍然困难重重。直至王安石时代，当地的科举仍然虚应故事。应征者不足以填补名额，考试无法坚持起码的合格标准。各州为了敷衍朝廷，不得不拼凑一批名义士子填补缺额。后者的儒学水准根本无法进京交流或出仕，只能满足于领赏后回家。宋军迅速撤退，投入更加危险的河东、河北战场，忘记了儒化程度更高的安南。静海军是重臣高骈苦心经营的基地，多次成功地击退了南诏的进攻。黄巢乱后，曲承裕的幕府并非自愿地脱离了唐室。他的旧将吴权挫败了南汉的吞并企图，却无法制服各地土豪。十二使君之乱瓦解了残唐遗留的幕府规模，产生了丁部领的土豪联盟政权。华闾宫廷向开封朝廷致敬，获得了交趾郡王和安南都护的头衔。这表明宋人无意恢复唐代的安南节度使，正如他们不想收编唐代朔方军的余脉——未来的西夏。

荆南高氏源于后梁的方镇，依靠平衡外交政策避免了沙陀人的征服，始终没有脱离方镇的格局。潭州马氏源于流寇集团的残余，军事征服的性质最为强烈。他们虽然阻止了淮南剿匪部队的追击，却摆脱不了长期的平蛮战争。平蛮战争的前线朗州渐渐积累起超过潭州的军事资源，最终导致了幕府及其蛮族战士对大后方的反征服。内战引起了金陵的干涉，潭州惨遭内外各方的蹂躏。战后的朗州幕府已经无法重建宫廷的规模，只有恢复汴京的方镇身份。巴蜀的地方势力一向薄弱，无法产生土著政权。前蜀是长安朝廷的代理人，后蜀是洛阳朝廷的代理人。他们的独立是朝廷瓦解的结果，独立并没有改变外来军事统治的性质，因此对下一轮征服缺乏抵抗力。两蜀的主要遗产是划定了大渡河边界，结束了长期的唐蕃战争。宋人继承了巴蜀的和平，降低了川峡四路的军事级别，给金、元战争的防御种下祸源。结果，蜀地严重地依靠西军残余和京湖援军。大理取代南诏以后，建立了酷似西周的封建体系，战争风险随之急剧降低。段氏扮演了周天子的角色，祭则寡人，政由高氏。高氏对君主保持了春秋式的忠诚和荣誉感，直到在蒙古战争中保卫主君，死而后已。

四 东亚世界体系

晚期东亚帝国的形势不同于秦汉世界帝国。前者像罗马继承希腊一样，继承了华夏各邦，境外只有异质文明或蛮夷部落。后者自身就是内附蛮族的产物，境外存在一系列类似的小邦，异质文明或蛮夷部落并不明显多于自身。朝鲜半岛前后三国（高句丽、自济、新罗）、渤海、契丹、日本、南诏－大理、安南、西夏相继产生，形成了另一种世界体系，介于春秋式多国体系和秦汉世界帝国之间。六朝初年，高句丽填补了北燕灭亡的真空。南朝－百济－日本形成以建康为正朔的海上朝贡同盟，包围和蚕食新罗。六朝末季，高句丽兼并了渤海、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广袤土地。北朝和新罗结成朝贡同盟，试图遏制东北好战强国的崛起。两次高句丽战争促成了大运河的修建和府兵制的灭亡，最终将华北交给蛮族雇佣兵蹂躏，给华南增添了供奉朝廷和禁卫军的沉重负担，即使渊盖苏文也会对如此彻底的死后复仇感到满意。相形之下，隋炀帝的悲剧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高丽流亡者在北方建立了大国渤海，给外强中干的唐玄宗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契丹及其盟友在辽西崛起以后，唐人在朝鲜半岛的据点就无法维持了。异族盛衰连环性其实就是缺乏形态的国际体系原始汤（Primordital Soup），多国体系其实就是原始汤内的秩序涌现。世界帝国是晚期文明收割自生秩序的消费者，加速了无形态权力的复活或文明的衰亡。

原生文明进入青春期，几乎肯定会首先形成多国体系。次生文明如果无法恰当地驯化灰烬内残留的收割者游离基因组（医学所谓“病毒”），就会在其青春期表现出衰亡期基因组的某些性征，丧失早期文明固有的元气和机会。朝贡体系就是晚期世界帝国理念入侵蛮族多国体系的症状，促使后者提前重演前者的腐化和衰亡。在世界帝国的话语体系内，这种现象称为“同化”。没落文明为同化主义而自豪，尤甚于他们春秋时代的祖先为殖民主义而自豪。游离基因组并不是永恒的，更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每一次转导（从前一位宿主入侵下一位宿主）都会导致部分基因的流失或替代，而且新一代宿主总是比老一代宿主更加远离游离基因组共同演化产生的原生文明体。因此，同化－早衰的周期通常一次比一次短暂。最终，游离基因组完全瓦解为片断，丧失了以病毒形式体外生存的机会，以金字塔式装饰品的身份点缀完全异质的机体。人类的大部分基因组都是由这样的片断组成的，由于这些片断已经丧失了操纵宿主和离体转导的能力，宿主通常忘记了它们的病毒出身，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子系统和服务员。埃及文明在其春秋或州国时代 [211] ，曾经将缺乏形态的蛮族海洋视为少数文明人的殖民对象。法老曾经消费战国传承的组织资源，购买帝国的短暂荣耀。残民保存的帝国蓝本曾经感染利比亚和努比亚蛮族，诱使他们以法老继承者自居，却只能在波斯人、希腊人的基因组内充当次要的服务性子系统，并在罗马人、基督教世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基因组内扮演纯粹被动的装饰品。

鲜卑人和氐人扮演了第一代宿主的角色，苻坚、魏孝文帝和唐太宗以压缩自己的春秋时代或黄金时代为代价，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和世界，然后将回纥人、突厥人和沙陀人引向努比亚人的道路。唐玄宗明白只有蛮族雇佣兵才能对抗蛮族部落，于是河朔诸镇隐为敌国；只有西北蛮族才能对抗东北藩镇，于是王忠嗣的河东依次落入李光弼和李克用之手。沙陀人毁了卢龙防御体系，解放了契丹人。辽人入据燕云的手段和沙陀人入据河东的手段没有多大区别，养子－亲兵团文化在残唐藩镇当中尤为普遍。辽人的特殊之处其实在于降低了世界帝国基因组的操纵层次，这是朔方、河朔、河东各系蛮族武士团无法做到的。新一代宿主虽然部分接受了吏治国家的原则，却拒绝主动消灭自己的出身、语言和文化传统，反而要强迫顺民社会的士大夫承认自己的优越性。后者拥有的组织资源远不如六朝士族，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婚姻历来都是阶级的试金石。魏孝文帝和唐太宗如果有机会通过婚姻混入王、谢、崔、卢的纯正血统，就会获得比征服更大的成就感。后者出售礼法门风，通常要索取昂贵的代价。辽、金、元、清的苗裔如果混杂被征服者的血胤，多半是战争恣睢和奴婢奉献的结果。

五京体制继承了唐太宗的皇帝－天可汗双轨制，预示了金、元、清的多元君合政体，军事义务由部落武士承担，财政义务由郡县顺民承担，两者互不统属，以共同效忠的皇室为仅有的连接点。君合政体的多元性越强，相互节制造成的稳定性就越强。单纯的二元体制很容易退化为蛮族武士对顺民的掠夺，或是士大夫对部落的肢解，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如果部落武士团和郡县顺民都有多重族群来源，形成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就会构成罗马式的层次嵌套和相互锁定。辽人有契丹－奚武士同盟和燕云－渤海－高丽士大夫同盟。金人有女真－渤海贵族共同体和契丹－南人士大夫同盟。元人有种族封建制和行省制。清人有满蒙武士同盟、满蒙藏宗教同盟、十八省和回疆、苗疆降虏。多元君合政体不会像匈奴人一样失败，不必像鲜卑人一样攀附汉魏君统，能够维持种族－文化核心，同时以汉家正统君主自居。这种政体才是南朝的真正噩梦。事实上，无限同化能力的神话恰好产生于同化能力破产之时。真正拥有同化能力的六朝门阀并不热衷于同化，反而致力于保存礼法门风的独特性。他们觉得同化只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自贬身价并不光明磊落。燕京的大族面对辽廷，从来没有表现出山东士族对待唐室的傲慢态度。他们的乡兵和渤海人的乡兵面对金人，都没有表现出什么战斗力；面对宋人的正规军，抵抗却非常顽强。西部的属国军和部族军保持了较多的原有生活方式，抵抗金人的能力较强。辽人保持各军独立的动机主要在于宪制平衡，不大注意战略上的合理性，因此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

契丹人迫使唐室退出辽东和朝鲜半岛，在东北亚造成了国际体系复活的机会。日本开始表现出诱使渤海和新罗臣服的冲动，然而成就非常有限。渤海人在高句丽的帝国主义传统和海东盛国的殖民主义现实之间犹豫不决，丧失了短暂的机会窗口。辽人征服渤海，摧毁宋人和后高丽的价值观同盟，迫使日本陷入并非情愿的孤立，对武家封建主义的完善贡献良多，不逊于圣女贞德的胜利之于英格兰。日本人更愿意将孤立主义的胜利归功于战胜“元寇”的神风，因为果实引起的注意总是多于种子。律令制帝国和天朝意识具有内在的同构性，朝贡体系是天朝养成所的毕业答辩仪式。次生型吏治国家格外需要这种意识形态支持，也格外经受不起这种消耗。京都帝国体系和朝贡体系同步破产，对应关东殖民开拓和封建主义同步展开。源平战争相当于日耳曼征服罗马的微缩版，镰仓幕府和京都公卿分别扮演了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角色。然而，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两极之外的藩国和武士团体。日本抛弃了大陆赠送的吏治国家，犹如儿童抛弃老人的拐杖，步入适合青春季候的封建时代。内亚各部落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步入催熟和早衰的历史实验室。

辽人重建了北朝后期放弃的辽东和镇州防御体系，大大扩充了北魏和唐代的内亚使命。早在耶律大石的迁徙以前，他们就行使了北道主人的权利，将契丹或震旦的名号传遍东欧和西亚。然后，吏治国家的诅咒如期而至。澶渊之盟带来的银绢主要发挥了腐蚀上流社会的功能，对朝廷正供没有多大帮助。道宗意识到燕云实为国家根本，应该效法汉文帝的轻徭薄赋政策。也就是说，他必须依靠榆关以外的垦殖利源弥补岁入损失。上京辖区的垦殖危害辽廷安全，不亚于满蒙垦殖断绝爱新觉罗家族的退路。金人从混同江到上京的战斗犹如儿戏，证明契丹故地的部落传统久已衰落。天祚帝、大石和萧氏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种族复杂的阴山部落，这里曾是朔方节度使的后备军基地。辽人的属国和部族位于漠北和漠南之间，形成了漫长的缓冲地带和武士的蓄水池。最后的反攻失败后，耶律大石带走了镇州的全部戍军。北魏六镇以来，代北、漠南从未如此空虚。金人的远征只针对残辽的朝廷，没有继承辽人的西部疆土。夹谷清臣的远征只有破坏鞑靼联盟的消极目标，同样具有抽刀断水的性质。金人的内亚政策酷似他们取代的宋人，不肯继承北魏、唐人、辽人的军事传统，周期性招募或吸纳漠北的过剩骑士。漠南对漠北的优势主要依靠佣兵－金帛交易的枢纽地位，随着朔方基地的灭亡而终结。漠北积累的压力一旦释放，就迅速逆转了南北差序。

几乎就在西夏征服瓜、沙二州的同时，于阗佛国灭亡。西州回纥与喀喇汗国的伊斯兰教徒不断爆发冲突，切断了南路的贸易，增加了镇州－东欧走廊的重要性。此后千年，洛阳以西的亚洲内陆日益荒残。河西曾经是东汉经学在六朝的主要避难所，也是李唐的攀附对象，现在沦为回纥、吐蕃部落犬牙交错的绝地。灵州曾经是吴明彻部属的塞上江南，现在无法构成西夏的燕云十六州。朔方军余脉据有如此广袤的领地，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货币收入。岁币只是辽人的装饰品，却是西夏的生命线。汴京朝廷为了这笔微不足道的开支和同样琐屑的划界纠纷，付出的代价居然超过了河东和燕云。王安石党派的政府为了从侧翼包围西夏，掀起了更加悲惨的河湟战争。西北战争不仅是北宋党争的主要催化剂，而且对宋金战争产生了荒谬而公正的后果。澶渊之盟本来是宋人的胜利，却导致了河北防御体系的废弛。西北战争本来是宋人的败笔，却培养和维持了种氏兄弟和吴氏兄弟的西军。青唐部落在战后取代辽夏，为宋人供应马匹，更增加了西军的重要性。两宋苍黄板荡之际，南朝的军事传统几乎完全仰仗西军维系。

王安石变法是神宗朝廷对汉武帝和桑弘羊的蓄意模仿，自始就没有掩饰为开边而聚敛的基本倾向。他的失败与其说由于政策本身的弱点，不如说由于宋人没有战国遗产可以继承。北方的多元君合政体能够结合郡县的汲取机器和蛮族的军事力量，轻易地挫败他的新政。他只能开拓西南夷，给朝廷制造富国强兵的幻觉。湘、沅的酋长曾经长期抵抗马氏政权的绥靖，终于在章惇的经略之下屈服了。南、北江蛮和梅山蛮“画田亩，列乡里”，纳入了编户齐民的范围 [212] 。沈起和刘彝渴望分享章惇的功业，游说王安石将安南纳入开边范围。安南先发制人，企图将战争变成反对变法派的党争。“宋主昏庸，不循圣范；听安石贪邪之计，作青苗助役之科，使百姓膏脂凃地，而资其肥己之谋。盖万民资赋于天，忽落那要离之毒，在上固宜，可悯从前，切莫须言。本职奉国王命，指道北行，欲清妖孽之波涛 [213] 。”这种希望并非没有依据，保守党的确将河湟战争和交趾战争视为新党的罪恶阴谋 [214] 。神宗希望藉此恢复唐代的边界，命令郭逵“依内地列置州县” [215] 。王安石则希望，交趾战争的胜利能震慑西夏 [216] 。然而，瘟疫摧毁了宋军主力 [217] 。郭逵宣称“愿以一身活十余万人命”，断送了汴京君臣的希望 [218] 。结果，交趾没有重蹈南越的覆辙。熙宁朝廷放弃交趾以后，又放弃了利用占城牵制交趾的战略，甚至断绝了占城和海南的贸易。

随着西夏经略的失败和王安石的罢相，开边政策最终破产。元祐党人重新拾起汉儒谴责秦皇汉武的理论，结束了西夏战争。新党在哲宗朝卷土重来，立刻重启经略横山和天都山的战争。哲宗去世，西军和章惇一起失宠。蔡京卷土重来，西军又在童贯的庇护下大显身手。宣和天子“丰亨豫大”的财政扩张主义支持了宋金海上之盟，西军的燕云之役终于招致靖康的大祸。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显然，争论双方都以为宋金战争只是宋夏战争的翻版。西军无论失败还是成功，无非为汴京的党争补充若干论据而已。在漫长的争论中，新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黩武主义互为因果、一体两面，旧党的财政保守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也同样如此。大部分青苗钱没有用于新党信誓旦旦的农村建设，而是挪用填补战争经费。前线从河湟延伸到陕北，每年靡费朝廷五百万贯，四分之三的开销离不开新法的聚敛填补。边境人烟稀少，米价十倍于内地 [219] 。雇佣兵无法战胜蛮族，却比蛮族贵得多。元祐党人能减轻聚敛，却无法平衡预算。归根结底，战争能力取决于民德和民情。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必须面对他们无法改变的历史残局。司马光承认：“耕商之民，不习战斗 [220] 。”在一个失去项王的时代，“尊王攘夷”只能在士大夫团体内部发挥文宣作用。

同样的现实可以引出截然不同的对策，关键在于决策者的价值观。王安石的党羽阳称三代，阴则怀念汉唐功业。他们同样清楚：秦汉民兵是春秋武士的下游，隋唐府兵是北朝部落的后裔。他们因此断定：顺民如果不能战斗，就应该多出钱购买雇佣兵的战斗力。除此之外，朝廷再也没有其他恢复大一统的方法了。他们将所有边界视为权宜之计，不以撕毁条约为耻 [221] 。熙河战争只是未来燕云战争的演习，北伐只是恢复世界帝国的必要步骤。旧党发明了“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论，也就是准备委婉地抛弃昂贵的大一统，依据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划定天然边界。苏轼嘲笑古老疆界必须恢复的成说，建议他们不妨连唐代的安西都护府也一起恢复。他们承认条约体系的合法性，甚至永久性。他们认为，即使对待夷狄也要诚信。朝廷如果践踏仁政的准则，即使胜利也是犯罪。《资治通鉴》严厉谴责东汉将领段颖屠杀羌人的暴行，热烈赞美唐代党魁牛僧孺归还吐蕃争议领地的信义，经常引起后人的诧异。其实这些意见与其说反映了作者的历史观念，不如说反映了他在北宋党争当中的立场。

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谴责桑弘羊的宋代传人，公然宣称神宗应该承担比敌人更多的战争责任：

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怨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资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后人不难看出：宋人的最大利益在于维持东亚国际体系的稳定。她在和平中获益最多，在战争中损失最大。然而，汴京朝廷已经沦为自身意识形态的俘虏。神宗的黩武主义不仅属于新党，也是大一统原则留给士大夫的遗嘱。如果岳飞和韩世忠履行不了卫青和霍去病的使命，那也是因为能够产生卫青和霍去病的民情和季候已经一去不复返。

捌 吏治国家的没落

一 士绅社会的荣耀与残缺

新旧党争不仅关系到具体的外交和财政措施，而且折射出士绅社会的宪法性争议。新党希望朝廷继承世家大族瓦解留下的真空，用统制经济的原则取代轻徭薄赋的原则。他们的理想社会要求人子不蓄私财，人君独擅权柄 [222] 。旧党有理由认为：这种可怕的图景与其说接近孟子解释的尧舜仁政，不如说更接近法家的军国主义。王安石的策略有两面性。他的经义格外强调孟子的集体主义和社会福利倾向，跟热爱井田制的早期道学家颇有共同语言。他的策论一味以富国强兵为饵，挑动人主的野心和虚荣心。这种策略酷似商鞅和战国策士，不符合普世价值先于国家利益的醇儒风范。他的经济政策最终全都变成了变相加税，用于撕毁条约和发动战争。这种策略酷似桑弘羊和王莽，验证了孔门的经典理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223] 。”王安石的继承人比他更进一步，将经典的解释问题抛在一边。吕惠卿和蔡京都是卓越的财政家，依靠现实政治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们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旧党的特长却在于制造亏空。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聚敛之臣总是皇室的宝贵财富。苏轼及其同侪将仁宗的亏空政策解释为积德，或许能赢得后世的读者，但肯定会失去当代的君相。秦桧和贾似道要解决财政问题，也只能回到新党的路线，即使他们在经义上并不赞同王安石。

二程兄弟的洛党是王安石的意识形态盟友和政治仇敌，他们的冲突酷似旧式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者，可以视为“民众派”“理想派”社会主义和“国家派”“现实派”社会主义的分歧。洛党的乌托邦也是井田制，但抑制豪强的利益必须归于穷人，而非君主。穷兵黩武（及其必不可少的聚敛）给民众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富人的兼并，超出他们愿意接受的范围。他们因此憎恶王安石的助手，对王安石本人却怀有暧昧的同情，觉得“拗相公”或许只是惨遭小人利用的君子。他们激烈反对熙宁新党政府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并不全盘反对其政策。他们协助元祐党人推翻新党，主要是为了亲君子远小人。如果方田法的理念由司马光这样的君子，而非蔡京这样的小人负责执行，他们就会完全满意。可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司马光比谁都更急于彻底消灭可憎的前朝遗产，而蔡京居然比谁都更积极地配合。因此，洛党很快就回到了反对派的位置上。他们的反对仍然是纯理论的，不像下野的新党那样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他们在哲宗朝没能获得重返决策层的机会，然而这种失败似乎正合他们的隐秘愿望。其一，他们的手比新旧两党都干净，因此更适合理论家的名山事业。其二，他们能够更专注地发明完美的理论，从容指责对手的瑕疵。只要他们的理论界对手兼任现实政治家，就肯定会留下更多的瑕疵供他们指责。

司马光的朔党是真正意义上的旧党，在理论上、政策上、人事上全方位地反对新党。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因此并不完全排斥马基雅维利主义；但他们仍然自认为和被认为君子，因为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毁法者有资格向护法者要求平等待遇。他们的“祖宗之法”其实是宋代早期遗留的残唐五代传统，在仁宗的大政府改革后已经无以为继。然而较之王安石的财政扩张，仁宗的科举扩张政策仍然没有超出武后－玄宗奠定的唐式文人政府规模。仁宗的统治以负债累累著称，这是他同时优待士子和民众的必然结果。前者要求更多的官职和更好的待遇，后者要求更轻的赋税和更小的野心。元祐君子的政府追随他们爱戴的仁君，能减轻赋税却不能精简政府，给后人留下了巨额的赤字，将其解释为代朝廷收买民心的价值观投资。他们的国际协调主义出于财政形势的逼迫，不亚于理念的约束。他们是最后一批唐代人，不愿意为虚伪的高调放弃事功，不相信经学的原则性指导能够完全替代史学的经验性指导，因此不会像后来的道学家那样自相矛盾，一面鼓吹好战的外交政策，一面要求轻徭薄赋。唐氏政府之所以能维持宋人难以想象的小规模，主要不是政策的缘故，而是因为六朝遗留的世家大族仍然有能力提供免费公共服务。他们既然无力扭转士族衰落的长期趋势，甚至没有想到其中的原因，就注定是政治上的恐龙。

苏轼兄弟的蜀党更接近游士集团，对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家的行政纪律观都不大尊重，却深受佛道两家的熏染，甚至觉得二氏的因果报应和汉儒的天人感应都是合法性的充分依据 [224] 。巴蜀是游离性质的边区，深刻影响了蜀党对朝廷的态度。他们以纵横家自居，觉得智力是成功的唯一准绳。如果你有足够的智力，无论皈依哪种理论、效忠谁，都会成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特定的共同体和价值观。他们的贡献在于技术层面，党派立场出于人事层面。他们嘲笑新党和洛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聪明人只能随机应变，不断填补时移世易造成的漏洞，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则束缚自己，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什么安全之道，就在于灵活机动地把握时势。灵活性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必须维持道德和品位的标准。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事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他们尊重司马光，因为他的人品比其他竞争者好得多，但并不因此而放弃讽刺的爱好。游士是所有集团当中最脆弱的一种。他们从出仕起就抛弃了自己的乡土，也无意寻找其他的归宿。他们只想向后世炫耀自己的聪明，而且达到了目的。

新旧党争有其地域性意义，南方士大夫开始侵蚀北方同侪的禁脔。残唐五代两百多年的移民和开发已经造就了自己的精英，宋代是他们摸索和试探组织模式的时代。范仲淹和朱熹企图重建宗族的公共服务职能，为他们理想中的地方共同体张本，留下的遗产主要在南方。宋学的门户纠纷甚多，精神气质却有共通之处：重经义，轻经验；扬三代，贬汉唐；急著述，缓事功。朔党后继无人，从侧面反映了北方社会的衰竭。北方原本就是残唐五代兵火破坏最烈的地区，汴京朝廷又给他们增加了双重负荷：消费主义和社会实验。

京师一向是编户齐民最彻底的地区，汴京的消费者性质又烈于前代。宋代财政扩张势如奔马，制造了一个成本畸高的经济区。除了薪俸消费产生的下游产业，其他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生存机会。消费性服务业吸引了大批游手之徒，构成近代江湖社会的原型。秘密会社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甚至跟原有的民间宗教结合，既是社会散沙化的后果，又是进一步散沙化的动力。光棍文化和投机心理盛行，则稳定的社会组织难以存续。宋代市民文化是消费性商业价值观和流民冒险家价值观的产物，无限崇拜不择手段的发迹变泰（投机），比良民和农民更缺少自律、自治和积累的性质，这些性质才是西方所谓商业文化的根本。新党和洛党喜爱的方田法只有在汴京附近地区才真正付诸实施，随着党争的起伏而反复兴废。无论王安石时代的实践效果如何，仅仅因为政策的反复无常，就足以妨碍任何良性秩序的存在。任何京畿居民都知道：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的财产和社区关系至少要三次推倒重建。

河北是北宋初年的战争特区，负有特殊的军事义务。新政大行后，政府商业化的精神渗透到军事领域。宋徽宗的政府感到：北伐燕云主要解除了河北而非汴京或南方的安全威胁，因此河北居民理应支付北伐的开支，这样就可以保存封桩银的完整性。金人入汴，顺利接管了神宗积累的燕云经费。宋金战争、金元战争和元末的三次洗荡彻底改变了居民结构，河北再也产生不了能跟朔党相提并论的精英集团。关陇的形势接近河北，朔党是当地社会的回光返照。山东经过残唐五代的洗荡，已经流寇化。黄河、运河、金元战争进一步加速了该地社会的崩溃。在宋元平话和金元杂剧中，山东都是群盗的故乡。河东是汴京在五代的传统敌人，随着北汉的灭亡，遭到宋代少有的苛待。晋阳平毁。胡汉杂糅的居民遭到强制迁徙。军事集团遭到拆分、压制，最终像汉代的陇西李氏志愿军一样灭亡。汴京朝廷直到大祸临头才发现：晋阳高地缺少常驻的方镇，不是长途驰援的西军所能弥补的。辽人之所以不能做金人做到的事情，关键就在于无法解除河东宿兵的侧后威胁。金元之际，河东经历了胡汉混合的再封建化过程，因此在元明之际的大乱中损失最小，扮演了明初人口蓄水池的角色。

巴蜀类似河东，遭到蓄意的猜忌和削弱。川峡四路的边界解除了汉川和东川的天然防线，将西川置于绝地。四路兵额之少，与其辽阔的面积和险要的地形不相称。甚至在陕西沦陷后，内外三关仍然因建制不足而自行废弛。宋元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宋军都享有数量优势，唯有巴蜀例外。从苦竹隘到钓鱼城，戍军建制仅有数千至一两万人，必须依靠京湖路和南部土司的支持，才能勉强维持山地据点。土司尽管人口更少，却有更多的兵力和更好的防御能力。巴蜀继续维持人口灭绝和替代的领先地位，这是该地政治和社会组织松散产生的自然结果。两湖经过永嘉和安史两度拓殖，已经不再局限于江、汉、湘、沅沿岸地区。宋、元、明三朝末路，两湖人口都出现死亡过半的惨状。除日益缩小的土著酋长领地外，叛乱领袖大抵出身于贩夫走卒或邪教首脑。这些现象都证明，当地同样没有产生紧密的社会组织。从朱熹的见闻和评论看，福建内地的儒化只是刚刚开始。闽、浙港口有浓厚的伊斯兰因素，引起了宋元末季的政治－种族冲突。两广仍然是种族混杂，羁縻为治的地区。江西的儒化已经高度成熟，从北宋中叶至明代达到最高峰，其后渐衰。在宋末、元末的战争中，该地的人口损失少于两湖，在新朝扮演了人口蓄水池的角色，尽管该地的战乱并不更少。这些现象暗示，江西的宗族组织和地方团体较为发达。

两浙是晚期帝国的精华、士绅社会的样板，只有他们维持了十国到清末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延续性。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当中，他们的人口损失都不及半数，而且没有切断精英的传统。在最近一千年的东亚社会，这就是难觅其匹的重大成就。书面记录往往给后人留下相反的印象，因为大屠杀的记忆取决于文化精英在幸存者当中的比例。浙人留下的受害记录最多，恰好说明他们的社会所受破坏不大，知识精英在劫后仍然拥有左右历史记忆的能力。伯颜下江南，只造成了个别的屠杀。元军洗劫两湖，造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陈友谅对两湖的人力资源涸泽而渔，征服者朱元璋的屠杀导致了湖南人口的整体性替换。相形之下，张士诚辖区所受的掳掠只能称为局部事件。然而，后人的刻板印象恰好相反。这种认知偏差貌似不公，其实体现了最大的公正，因为文明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口和财富，而是取决于组织的复杂度或秩序的生产力。白起时代的军国主义大屠杀理应遗臭万年，因为华夏文明最精致的花朵和最有生命力的共同体由此而绝。流寇时代的人口灭绝虽然有过之而无不及，损失的组织和秩序却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不及原始部落的灭绝。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几千死难者比黑死病的数百万死者重要。东方暴君屠杀整个行省，不如雅典民主审判苏格拉底重要。朱元璋屠杀了湖南的大部分居民，重要性也远不如他流放到凤阳的少数苏州人。宋明两朝的两浙士绅界定了后人心目中的东亚文明的概念，正如1812年的英格兰绅士界定了英国的概念。他们是孔孟和王谢的不肖子孙，却是远东铁达尼号最后熄灭的灯火。

二 蛮族输入秩序

宋人将金人入侵描绘成野蛮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为金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文宣攻击的关键就是歪曲，否则就达不到伤害的效果。宋代的记录者都经历过党争的熏陶，习惯于将金人当作需要毁谤的敌对党派，总觉得自己遭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侮辱和伤害，因此非要发泄和报复不可。他们对元人的破坏没有同样的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异类，仿佛猛兽捕食一样残酷而并不反常，没有表现出暧昧的耻感。晋人记录五胡的屠杀，态度也是这样单纯。明人对待清室，态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羞耻感和名誉伤害都是同侪之间才会发生的现象，说明宋人其实认为金人属于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具备许多吏治国家成熟期的特征。他们的亲王和将帅大多有汉名，辈分、排行和寓意经得住士大夫的审查。他们掳掠书画，表现出良好的鉴赏力。他们进攻汴京的军队不是自行迁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像战国诸侯和早期帝国，有全权负责的元帅，却运用了晚期帝国习惯的权术，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级相近的统帅，让最高指挥权随着反复无常的君恩而摇摆。汴京之围体现的纪律、节制和审慎令人叹为观止，是五胡、辽人、元人和流寇望尘莫及的。他们登上城墙，占据制高点，却拒绝进城，通过谈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军事机构。他们允许和协助外省运粮入城，免费发给京师居民。他们允许军人和京师民众交流和贸易，居然没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乱。他们利用宋军指挥系统镇压了企图背盟的军官，自己却没有露面。他们利用宫廷和百官搜集战争赔款，交出徵钦二帝。

这些行径都说明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国的政治生态。刘渊和尔朱荣相形之下，简直如同一味蛮干的外人。鉴于刘渊和尔朱荣的几代祖先都为洛阳朝廷服务，金人却是在一代人之内从部落崛起的，这样的差异就更加惊人。如果金人仅仅依靠部落武士的战斗力，宋人大概不会觉得如此屈辱。问题在于，金人炉火纯青地运用了羁縻之术。依据传统，这些技术原本应该由中原王朝用在蛮夷身上。他们轻易地招降了南朝的士大夫和将领，建立了张邦昌和刘豫的藩国。他们通过一张一弛的谈判，将扬州和临安的朝廷变成了张邦昌和刘豫的继承人。他们甚至能跟宗泽和岳飞竞争，招安和收编各地流寇，用这些辅助部队平定其他流寇。金代文物远胜辽元，大定明昌 [225] 自居正统。金人预示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夷狄和华夏其实很容易交换位置。南宋面对金人，无法保持东晋面对五胡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在永嘉和靖康之间，吏治国家的技术已经发展到更加精密的层次。蛮族的文明和腐化、南朝的软弱和聚敛都加快了速度。

金人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走完了北朝到隋唐的历史路径。以前鲜卑人走完这段路程的时间，也只有春秋到秦汉的一半。第一阶段，部落武士演变为天然贵族。第二阶段，贵族武士构成领地社会的凝结核。对于鲜卑人，这是宗主、都护、豪杰和府兵的时代。部落武士进驻劫后农村的待垦荒地，从而无须朝廷支付军费，同时提供了保护残民和招徕流民的秩序中心。对于女真人，这是猛安、谋克和两河圈地的时代。部落武士圈占据根本没有荒地的郡县，将失去土地的小农变成了流寇，同时未能节省安置费，因为金钞已经取代了谷帛，军人以惊人的速度变卖封地。无论如何，第二阶段都是唐人和金人的巅峰时期。第三阶段，吏治国家的精神侵入军事领域。军人由贵族变成良民，再由良民变成游民雇佣兵。对于鲜卑人，这是李克用和朱全忠的时代；对于女真人，这是李全和崔立的时代。纸币的发行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大大加快了种人－部落武士破产的速度。金哀宗绝望地发现：金人继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继承了宋人的命运。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预演了汴京、临安和崖山的剧情。

元人输入秩序，同样遵循部落－封建－郡县的嬗变顺序。他们的时间表接近金人，但过程更混乱，结果更混杂。金人对吏治国家的敏感性和操纵能力，只有后来的清室才能相比。元人则产生了部落、封建、郡县相互嵌套的马赛克式宪制，几乎与宪法危机相始终。成吉思汗的法典是各部落习惯法的汇编，假以时日可能形成一系列亲邦的封建法源。木华黎的华北封地、忽必烈的关陇封地、张柔和武仙的中原封地经过长时期的内外博弈，并非不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财政－军事体制。然而，王文统的盐钞财政和伯颜的南朝贡赋太轻易地解决了各藩的问题。忽必烈用金钞贿买的手段战胜了阿里不哥，开创了非常恶劣的先例。宗王和藩主从此养成了习惯，制造和利用更多的政变，用朝廷的赏赐或贿赂填补财政亏空。这样一来，封建和郡县就起到了相互破坏的作用。

封建的优势在于诱使地方精英维护基层的长时段利益，保护社会自组织的发育，抗拒不能将利益留在地方的汲取。郡县的财帛来得容易，就会将武士集团变成宫廷朋党的雇佣兵和寄生者，严重削弱封建主义内在的责任感。郡县的优点在于结构扁平化，社会普遍解除武装。两者都会大大简化秩序，降低维持秩序的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郡县制在其不可避免的衰败之前，能够造成数十年汉文帝式理想状态。如果郡县有必要额外供养大批理应自食其邑的宗王、藩主，吏治国家末季才会出现的聚敛和腐败就会提前上演。郡县体制和封建体制如果分别归属不同政权，对双方都更有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传统和元朝本身都不会存在。在阿里不哥胜利的世界上，和林对各藩的控制势必每况愈下。半独立的藩阀不会比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更加团结。从长江到草原的广阔地带将会呈现类似日本战国时期的面貌，南朝的吏治国家则可能复活“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论。

世祖需要南朝和聚敛之臣，不亚于诸恺撒需要埃及——元戎的私人财产。他依仗这种私人财库，才能打破酋长－君主和武士－贵族的封建平衡。稳定的岁入如果对应稳定的开支项目，对他就没有多大用处。羡余即使为数不多，只要便于挪用，仍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战利品是最佳的羡余，这是他入侵日本和爪哇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冒险失败以后，他就只能求助于桑哥及其继承人的财政游击战。纸币经过武宗的挥霍，迅速沦为废纸。三宝奴的币制改革视准备金为儿戏，以更快的速度收到了同样的结果。以后的列朝宫廷和行省日益沦为朋党的工具，甚至无法培养阿合马这样有能力控制全局的聚敛之臣。江南并非没有财源，宋人长期实施利润丰厚的海舶垄断经营。元人由于管理混乱，不能有效利用天子之南库。行省制体现军事征服的精神，不如宋代的各路 [226]

适合财政管理的需要。统治者的低能和荒怠对浙西士绅和浙东海盗贸易者都有利，创造了两者相互憎恶的必要条件。浙绅摆脱了贾似道时代的强征威胁，致力于将本朝的宪制纳入周政主义的框架。他们设想：儒生可以利用舆论的道德约束力，迫使尾大不掉的诸侯服从朝廷。最后一位集权主义者脱脱符合他们的期许，却得不到朝廷的保护。他们最后发现朝廷没有乾纲独断的意识，就抛弃了朝廷。

元人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以行省最为重要。行省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支附带后勤体系的军队。行中书省是唐代使相和节度使的合体，原则上是针对敌人的临时机构，最后却变得无法撤销了。不幸的征东行省 [227] 没能战胜“神风”（台风），反而保存了行省设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为了克服封建不利于征服的弱点，临时将号令各路领主的非常权力交给了大汗的家臣。领主之所以愿意服从家臣，除大汗的威灵外，关键还在于中书省拥有超越封建体系的筹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马合木挽救华北和中亚的顺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国家的汲取机器。

金人对政体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燕京防线瓦解前，他们认真考虑过三种选择。其一:退回混同江以东的发源地，这意味着恢复几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迁汴京，全盘袭用宋人的汲取和岁币体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结局，但能保证最后的高质量荣华富贵。其三:在黄河北岸恢复封建体系，至少是方镇体系，希望用残唐式缓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们同时做到了三者，前两项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效果。封建九公本来是最难对付的手段，最初几十年的效果确实不在河朔藩镇之下。河北、河东的散沙人口几乎不复存在了，但设防城镇和寨堡很少会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联络山东流寇，在金元宋之间合纵连横。木华黎和张柔的同侪虽然比武仙的同侪强大，却不可能一举荡平错综复杂的华北镇堡群，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也不过是同类的镇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镇体系比自己更长寿。哀宗逃离汴京后，一度指望河北诸公的援助，直到发现他们毫无勤王的兴趣，才绝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乱，元廷主要依靠山东诸镇出兵。忽必烈意识到领地制度的弱点，决定不让其他领主得到自己在关中封地的机会。这样一来，他就要更加依赖中书省了。只有行中书省才能组织复合型大军，给部落骑士和领地辅助部队提供强大的炮队和锱重部队。尽管廉价的部落军队和封建军队能够打赢野战，但长期和昂贵的攻坚战少不了行省战争机器。儒生和领主共同憎恶的聚敛之臣夺走了华北封建主义的复活机会，却没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样彻底消灭领地制度，因为他们归根结底只是低贱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没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统的正式权力。大汗随时都会牺牲他们，安抚更加正统的权力。

部落、领地、郡县并存的格局既然无法改变，大都朝廷就特别缺乏召回临时派出机构的动机。所以从宪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终依靠战争权力统治。战争权力的对象不是毫无战斗力的顺民，而是桀骜不驯的李檀式领主。行中书省为汗廷集权，效果像战争本身一样混乱。明儒经常责备元政不上轨道，其实是弄错了比较的标准。明代的行省已经不再是临时的战争机构，而是常驻的文官体系，既继承了元代行省的战区规模和武断权力，又解散了元人无可奈何的部落和领主，自然变成空前细密的超郡县制。明末的巡抚、总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侪，由中央派出官员行使临时和非常的权力。他们的战争管理同样混乱，同样破坏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序。同样的循环在清代重演，巡抚、总督变成了超级郡县。新的动乱接踵而来，钦差大员用跨省的武断权力扰乱地方。

三 流氓无产者的天下

元末的混战照亮了东亚社会的三大层次。部落─封建区以漠北为核心，将领主社会延伸到纳哈出的辽东、王保保的山西和李思奇的关中。这里人口不多，但防御体系严密。强藩盘踞，足以抵抗朝廷的汲取和流寇的洗荡。山西抗击刘福通和朱元璋的北伐军，直到最后。明初，山西的移民辐射到整个北方。辽东的移民几度内迁。上都—大宁之间重新变成人迹罕至的地带，是在明逐北元的拉锯战之后。辽、元两代，这里曾经是人口密集的垦殖区。从西夏核心地带，经东蒙到辽北，在元末都是安全的内地，由这些强藩卵翼，也随着明廷的草原隔离政策而荒废。关中无大乱，能抵抗外来武装，和平投降时能交出完整的建制，战后不需要大举移民，都反映了关中四将的保护性功能。

苏松─闽南─粤东构成另一条不连续的保护带，避免了大规模人口损失。苏松有其士绅，闽南有其乡族，粤东有其宗族；三者都有组织乡兵、土团的能力，但保境安民的能力不及部落、诸侯和藩镇。他们需要可以驯化的合作者，张士诚、陈友定与何真扮演了孙传芳和李纯的前身。在这两者 [228] 之间，从山东到四川，从两河到两湖，散沙社会无力产生保护乡土的豪强，人口几乎完全替换。明初强制移民，主要就是为了填补这些人口真空。其中许多地区的真空就是朱元璋集团一手制造的，宿敌陈友谅统治的两湖受害尤惨。相形之下，清兵针对性和选择性极强的屠杀就显得相当克制了。散沙社会是弱社会，统治他们的吏治国家也是弱统治，双方都无力抵抗邪教和流寇。后二者的组织能力仅仅稍微超过散沙社会，战斗力仅仅稍微超过吏治国家，他们经常绕过人数不多的土豪寨堡，横扫人数众多的郡县，但在绝对劣势的部落军队或封建军队面前突然崩溃，为原先的敌人充当辅助部队却非常出色。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充分体现了这些特征，他们是朝廷的征服者、土豪和藩邦的奴隶。他们和王保保的关系，预示了明末的同类剧情。

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军事集团都是韩林儿刘福通集团的分支，具有完全相同的社会和政治性格。他们的优势在于占据了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因此可以消耗较长的时期。他们野蛮地屠杀、征敛和强制迁徙，毫不尊重乡土共同体的完整。在这方面，他们是张士诚、何真和陈友定的死敌和反面。两者和乡里的关系犹如狼、牧羊犬和羊，预示了李秀成、鲍超和苏皖社会的类似关系。从朱元璋的强制手段和刘基的暧昧态度看，南方士绅和北方部族联合镇压中部流民和教团武装的可能性甚大。日后的恭亲王和曾国藩就结成了类似的联盟，毁掉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机会。同样的格局没有在元末形成，双方都负有若干责任。朱元璋愿意抹去明教的历史，至少在形式上皈依儒家正统和文治理念。脱脱垮台后，大都朝廷丧失了团结南方军绅同盟的能力。由于顺帝和太子的朋党斗争，北方各镇错过了最佳的机会窗口。

士绅社会由于自身在军事方面的弱点，只能默许枭雄逆取的既成事实，只能寄希望于顺守，也就是和平渗透和内部改造。他们热爱和扶植的张士诚和建文帝都失败了，暴露了儒家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枯竭。他们在洪熙、宣德两朝的胜利异常短暂和表面，几乎将古老的愚君政策变成了自我欺骗。他们得不到理想的汉文帝，只好将怠惰和软弱包装成仁慈。即使这样虚假的胜利都转瞬即逝，懒王预示太监的统治。司礼监和东厂构成流氓无产者的常驻机构，克服了枭雄军事集团（流氓无产者临时机构）的固有弱点，粉碎了士绅的操纵手段，也就毁灭了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代宪制。皇权继承枭雄领袖，永远不会重返正常社会，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利益和地位。他和乡土共同体缺乏有机的联系，只有用抽象和普遍的观念掩饰武断统治。士绅来自乡土共同体，终将返回乡土共同体。他们的利益和地位相当明确，如果羽翼丰满，就会发展成有产者的核心。这种核心将会自动产生无数的杨行密和钱镠，破坏流民军事集团的汲取通道。吴绅对张士诚的忠心和陈友定对乡党的热忱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性，明廷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阻断这条路径。

民间解除武装，听任内部无产者主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宪法习惯和稳定预期的问题。士绅预期财产和礼法的寿命不会超过四五代。民众预期生命和基因每隔数十年的安全期，就会重返上百年的丛林期。流民无产者─江湖枭雄以帝王将相的同侪自居，发育了比科举文化更加强大的江湖文化，对顺民社会充满嘲讽和鄙视。六朝寒门和鲜卑君臣羡慕、嫉妒和模仿士族，元明好汉和皇帝太监只会将士绅视为猎物。士绅的溃败不仅是自身的末路，也是顺民社会进一步丧失形态的征兆。宋代的科举神话和意识形态理想变成明代的漫画，阉党和东林党的恶性竞争使宋代的朋党显得相当费厄泼赖，明末流寇也没有爱惜梁山好汉的羽毛。民众沦为两足无毛的家畜，从朱元璋的剥皮开始，以孙可望的剥皮结束，从江西填湖广（朱元璋的两湖大屠杀）开始,以湖广填四川结束。残民最后发现蛮族愿意将他们从家畜提升为顺民，表现出的感激涕零简直令人绝望。王安石和贾似道的国家垄断经济学在明代就显得过于精巧和文明，朱元璋和郑和的古拉格经济学适合新时代每况愈下的智力水准。明代的聚敛手段比宋代残酷得多，得到的资源却少得多。责任与其说在于任何具体的人，不如说社会本身陷入了囚徒博弈的死路。

洪武朝的宪法危机主要围绕元代的遗留问题展开，尚未脱离当时的社会轨迹。两浙士绅仇恨聚敛之臣、民间宗教和江湖浪人，都给洪武体制留下了印记，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暴露了自己作为次要合作者的地位远非唐宋可比，遑论汉魏。流氓无产者的征服者立场无异于蒙古骑士，苛细之政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初的抗命和隐逸现象非常普遍，引发了极不体面的“不为君用律”，主要就是因为察察为明的新政跟宋元的宽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桑弘羊和王安石的反面范例悬为厉禁，但军国之需并不因此减少。抄没财政比“与民争利”更加野蛮，同样将最大的负担压在浙绅一方，启动了长达五百年的官田重赋和偷税漏税传统。民间宗教纳入叛逆罪范围，以免未来的江湖健者效法本朝龙兴的先例。儒学借助文化种族主义的力量，恢复了国教地位，却丧失了古老的国际主义传统和哲人精神，沾染了摩尼教的热忱、偏执和善恶二元论。浙绅憎恶大都朝廷对海盗贸易者和异质文化的宽容，投入大振乾纲的新朝。海禁政策切断了闽浙沿岸的伊斯兰化倾向性，进一步贯彻了宋人启动的民间儒化过程，比宋代的垄断贸易和元代的走私放任严密得多，满足了浙绅的价值观偏好，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和机会。

明初的种族、边界和战略问题相互交织，构成宪制的内侧。皇帝将其视为禁脔，不给士大夫留下染指的机会。元人习惯多种族社会和多元管理体制，并不尊重宋儒珍视的礼文之俗。杭州和大都布满了西夏人、色目人的社区和印书厂，景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互争雄长。泉州的阿拉伯人已经强大到足以发动教派战争的地步，淮西、关陇和西南的穆斯林势力比宋代和清代都要强大许多。朱元璋的开国功臣颇多穆斯林将领，泰半出自淮西集团。宗教的组织资源增加了乱世民众的生存机会和战斗能力，教派和教义的差异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人只有次要的意义。

最重要的种族问题来自辽金元部落遗民和他们从东欧、西亚带来的辅助部队。这些族群人数不多，但多聚居在战略要地。他们残余的军事素质仍然优于大多数邻居，是明祖“肃清沙漠”计划的宝贵资源，在《明史》武臣列传当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突出地位。太祖尽量将他们编入卫所甚至锦衣卫，赐予汉姓汉名，禁止他们在本族内通婚。对于那些无法军事管理的异质社区，太祖用离散政策和移民阑入破坏他们的传统。顾炎武愤怒地谴责明祖玷污了华夏的高贵血统，但他想象的纯正血统早在六朝和残唐就已经中断和替代了。编户齐民的强化需要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明祖的野蛮手段非常适合这样的目标。宋代的同质化社会产生以前，经历了数百年的自然演化和战争筛选。明祖要在几十年内产生更加彻底的效果，否则就根本没有行仁政的机会和可能。张士诚和陈友定确能忠于仁政的理想，但他们的路径肯定会导致类似五代十国的局面。在此期间，某些缺乏争雄逐鹿机会的小邦很可能步武安南，产生特殊的共同体认同，再也不会接受大一统。明朝征服了蒙古人五色斑斓的遗产，留下一个单调的世界。其是非功罪，完全是价值观问题。

明祖的军事体制以府兵为蓝本，企图永远维持唐初的廉价战斗力。然而府兵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鲜卑、杂胡阑入部落散沙化的中间阶段。制度设计可以不顾“法的精神”和文明季候，武断地将互不协调的部分剪切黏合，本身就是“史后之人”丧失历史理解力的证明。朱元璋的宪制设计充满了这样的喀麦拉 [229] ，甚至企图一面强化亲藩封建，一面细化行省吏治，招致了众多不必要的混乱和牺牲。最后，吏治国家的精神战胜了所有的不协调成分。府兵和亲藩都沦为宪制的赘疣和阑尾，朝廷回到雇佣兵的轨道。明代的雇佣兵比宋元更加廉价而软弱，动员体制完全瓦解，战略弹性损失殆尽。这是他们驱逐聚敛之臣的必要代价，使明廷的灭亡比宋室更加迅速而血腥。

成祖能够动员大宁和辽北的部落武装，推迟了军事集团的衰落。洪熙、宣德以后，皇室只能依靠太监的辅弼。正德宪法危机开始脱离社会轨迹，斗争双方都对卷土重来的流寇世界置若罔闻。嘉靖宪法危机围绕礼法和继承权展开，仅仅具备投机和反投机的小团体意义。万历宪法危机不是王安石变法的翻版，只具强化洪武财政纪律和行政考核的意义。由于洪武宪法没有给财政压力留下回旋余地，强化纪律根本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张居正鼓吹“祖宗家法”，只是一个争取政治正确的旗号。只有例外的聚敛才能保证太仓积银的计划完成，来源只能是洪武政体忽视的利源。从张居正本人施加的实际压力看，他其实是指望勒索吴绅的经营性收益，冒充追补拖欠的田赋。这种掩耳盗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然需要招徕小人或投机分子，触发了东林党人的反动和张居正本人的身败名裂。东林党和吴绅关系密切，以预防第二个张居正为辞，滥用舆论监督的特权，激起了上游和北方士大夫的反击。明廷在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中步入天启、崇祯两朝。最后，只有满洲人才能隔离和保全你死我活的双方。顺、康两朝要求明臣将过去的仇恨留在前朝，在新君的麾下咸与维新，成效并不显著。许多所谓的文字狱其实源于辽东汉军和十八省生员、鲁绅和吴绅的相互陷害，斗争各方都想借满洲君臣之刀杀人。康熙帝坚持他的族人并不是迫害的主动者，自有其道理。

终明之世，尽管有强制移民的充实和轻徭薄赋的保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有强制移民的破坏和吏治国家的隔离，北方的社会生态仍然每况愈下。英宗以后，黄河、运河地区就已经恢复了金末、元末群盗如麻的状况。明朝中叶整理水道的成功，对朝廷和百官是意味着福音，对百姓则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和更重的负担。十三世纪的北方沦为人为的蛮荒，正如汉魏六朝的江南存在自然的蛮荒。大运河发挥了类似豫章─浔阳贡道的效应，在沿岸港口制造了“刚果殖民贸易站”的繁荣。临清、通州宛如小江南，百里之外就是梁山的世界。京师的职能就是汲取江南的财富，维持朝廷百官和九边将士的开支。长江以北、运河以外、长城以南，朝廷视同化外。只要叛乱规模达不到威胁边防和贡道的地步，就等于没有发生。等到叛乱越过阈值，镇压和挣扎都已经没有用了。

两浙和江西的经济文化在本朝中叶越过其历史抛物线最高点，湖南和两广尚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段。闽越粤在号称倭寇的海盗贸易战争中，丧失了融入体制的最后机会，将种子撒向南洋，为古老的华夏保存了另一次别开生面的机会。母体的作用就是释放种子、保护种子，以己身为肥料。爱自己超过传统的母体一定会死，诅咒不是为种子牺牲，而是吞噬儿女后死于异类的未来。晚期东亚帝国或近世（伪）华夏就是这样的怪物，通过大一统主义的吏治国家，一口一口吃掉了本应遍及更大世界的种子，然后孑然一身等待绝望的暮年。此前、此刻和此后，古典华夏、希腊、希伯来和英格兰却把种子撒向世界和未来。

四 垂死文明的战利品争夺者

永乐朝奠定的华夷秩序体现京师本位主义，以东北亚为重心。朝鲜和女真互为犄角，掖北元侧背。辽左形同三辅，朝鲜实为肱股。丰臣秀吉的入侵撕裂了东北亚安全体系，将辽左诸部投入大动荡之中。后金是这场政治地震的产物，将原有的体系收归己有，通过朝鲜和内蒙古的征服，反过来切断了京师的侧背。明廷将大部分精锐和军饷集中到辽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辽左狭窄的市场容不下巨量的白银，沿边部落和民众无法承担恶性通货膨胀的代价。江东物资转槽觉华岛，靡费百倍。内寇招引外寇，边事从此大坏。朝廷如果愿意达成澶渊式妥协，直接将少量白银交给后金宫廷，反倒能避免边境社会的崩溃，还可望通过口岸贸易获得更大的盈余。然而，交战双方都在追求不利于自己的方案。后金急欲议和，明人急于求战。洪武财政体制清除了聚敛之臣，也就无法筹集额外的战争开支。根据明祖的理论，军费应该由和平时期的储蓄支付。张居正的存银早已在秀吉的战争中消耗殆尽，明末财政家根本不具备残唐藩镇寻找利源的准确判断力。朝廷的财政和军事体系同时瓦解，将皇帝送上了煤山。残存的将领纷纷抛弃防区，向江东饷源前进。他们发现弘光朝廷分配苏松粮饷的能力还不如满洲征服者，相继倒戈内向。

弘光政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要挑战。江东剥离了京师和北方的负资产，财政－军事压力已经明显减轻。北方诸镇失去了大运河的滋养，即使抢劫地方也无法生存，南下就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九江的左良玉同样仰仗下游的补给，才能进驻残破的武昌。南京朝廷的合理选择显然是效法王导、谢安，将这些无异于流寇的武装团体驱向上游和两淮，形成有效的缓冲地带，同时用自己能够信任的浙军封锁长江。弘光防御计划最初不曾违背以上的宗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自身无法赢得吴绅的信任。琅琊王和顾荣的默契构成了建康流亡政权存续的根本，王导高超的外交手腕保护他们度过了最危险的窗口期。清流党具有相当浓厚的游士性质，即使长期执政也不一定有能力说服吴绅合作，但他们既然遭到不法的迫害，就完全有能力破坏马阮（马士英、阮大铖）集团的合法性论述，说服主要的纳税集团消极抵抗。弘光朝廷的游击式迫害得罪了吴儿，却不足以强制他们。这种迫害源于虚弱，启动了两败俱伤的相互报复循环。万历、天启以来的恶性政争留下了危险的记忆，双方都知道不能指望敌人的宽宏大量。马士英身陷两面受敌的绝境，觉得清流的朋友左良玉比清兵更可怕，并非没有道理。从钱谦益和左梦庚的选择看，以下的判断对两党并非不公：他们降清的动机就包括了利用满人继续打击敌人、保护朋友的考虑。满人得到三吴，迅速做到了弘光政权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清人行使了更大的武断权力，因此只引起了更小的抱怨。明军只是比较有建制的流民雇佣兵，没有固定的共同体和效忠对象，只会服从最有效的粮饷分配体系。他们为清廷作战的勇敢和高效，跟他们为残明作战的软弱和混乱形成了尖刻的对照。

南明只能依靠流寇和游士的机会主义联盟勉强维持，尤其突出地表现了士绅共同体缺乏自卫能力的致命伤。长沙的何腾蛟政权为了供养“一只虎”李过的“忠贞营”，在湖南推行涸泽而渔的打土豪政策。告密者和“诸营”分享严刑拷打所得的富户财产，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湖南民死亡过半”的治绩。孙可望、李定国的大西残军比李过、郝摇旗的大顺残军更加激进，在占领区推行土地公有制，将原先的业主和佃农全部编入军事化管理的“营庄”。“营庄”的一切收获属于征服者，一切需求由负责管理的军人统一分配。劳动者即使偷摘一棵麦穗，都要判处死刑。这种财政路线和李自成政权在秦、晋、京师的筹款艺术惊人地相似，同样地不可持续，在某种意义上预演了张国焘政权和张闻天政权的“挤干橘子”政策，因此获得了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殊重视 [230] 。

相形之下，满洲部落武士和贰臣士绅的联合政府反而变成了文治理想的唯一希望。部落战士以战争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像流氓无产者雇佣兵那样需要高额军饷，且战斗力量和组织力量也高于后者。只有在这样的军事前提之下，摄政王才能维持万历税收标准。只有在这样的税收体制下，儒臣才能理直气壮地赞颂大清取天下之仁。因为仁政的根本在于轻徭薄赋，并不绝对排除王师的恐吓性屠杀。这种屠杀只限于“顽民”，“顺民”一般能够通过及时表明立场获得征服者的保护，因此不至于严重破坏传统社会的可预测性，远不如流寇的拷掠筹款政策那样武断任性 [231] 。

近代国耻教育的选择性记录完全抹去了流寇的恐怖统治和贰臣恢复文治的努力，片面强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残暴，成功地将贰臣集团抹黑为纯粹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这种叙事包含部分事实，但并非全部事实，更没有体现公正的比例感。我们无法否认最基本的格局：北京朝廷继承了明朝中后期的宪法结构和税收制度，南明朝廷却继承了流寇集团的军事骨干和征敛方式。贰臣承担了次要但切实的行政和财政合作者任务，蒙尘天子和行在孤臣只扮演了流寇的统战花瓶角色。清军将追捕“一只虎”李过和弑君叛逆余党作为南征的公开目标，回避了剿灭明室的尴尬动机，成功地唤醒了士绅阶级的忠心和恐惧，将自己打扮成该阶级的天然同盟，收到了最大限度孤立敌人的效果。清室得天下之易，为历代征服者所仅见，理应部分归因于“得天下之巧 [232] ”。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盗贸易者集团自成体系，跟残明朝廷及其流寇保护人貌合神离。明清南北朝廷和士大夫都觉得招安的海盗和反正的流贼大致属于同类，都构成了宪制内部的隐患，但两者桀骜不驯的原因相去甚远。流寇涸泽而渔，因此不能长期停留在丧失汲取价值的地区。海盗贸易者对待内地州县，同样以掠夺为主，不做长期经营的打算，但原因有所不同。郑成功利用明清谈判的短暂窗口，从闽浙四府征发了隆武帝和鲁监国通过税收和捐献无法取得的巨额物资。他无意保障长期和稳定的农业收入，因为这些收益零星散碎，扣除地方行政开支后，没有多少节余。他的利益在于维护长崎—金门厦门—澳门—巴达维亚航线的畅通，深入大陆只会增加开支和伤亡，不如保护少数沿海基地，发动不定期的抄掠性远征。南京战役暴露了他缺乏野战能力的弱点，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但清军的追击也是相反方向的错误，因为他回到海上就会恢复良好感觉。海禁政策和复明大业最终将他拖出了原有的轨道，迫使他寻找安全的物资供应地和避难所。热兰遮战役暴露了明军在军事工程学领域的落后，也切断了方兴未艾的巴达维亚贸易线，制造了郑氏必须转向屯垦的局势。重心的转移和内部的分裂导致了金、厦的陷落和大批军民的迁台，增加了军屯的迫切性。晚期的台澎政权变成了曹公许昌、武侯巴蜀的海外翻版，主动抛弃了依靠英国人在安平对抗荷兰贸易线的尝试。鉴于英国人当时在远东的势力和企图都不及荷兰，这种尝试原本就没有多少希望。清军征服台湾，将纵横七海的最后一个窗口变成了锁闭编户齐民的最后一道封印。

顺、康年间，江东以外的人口赤字渐次消弭。明初的移民填补依靠征服者的强制，根本不曾具备近代神话制造者想象的共同体纽带性质。清初的移民方式相对文明，主要依靠自发迁徙和地方性优惠政策。清初吏治骨干的风气趋于保守，配合了他们称为“救民水火”的社会重建。新朝对义理、舆论政治和党派斗争的爆炸性潜力感到恐惧，鼓励凡尘俗吏埋头经营兵农钱谷。明代遗留的黄册（户籍－税收统计簿）已经严重失真，但只有明太祖式的革命者才有重新整理或另起炉灶的勇气和动机。清人入关，抱着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机会主义态度，没有开天辟地、为后世法的企图。他们只要能恢复万历年间的粗安局面，就觉得剪除流寇、救民水火的承诺已经兑现，不再负有更多义务。雍正年间的土地整理也是局部和细节的勘理，没有张居正经界全国的野心。明清在十八省范围内的宪制没有重大差别，朝野士大夫的心态却极为不同。明人好大喜功，空疏迂阔。清人抱残守缺，谨小慎微。康乾之治号称盛世，主要是因为明末流寇战争降低了比较的标准。在范文程、宁完我一流汉军旗人的心目中，万历之治代表遥不可及的美好过去。辽人是清初关内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理想较高的南方士人多数是反对派。清代相对于明代的优势主要在世界秩序方面，因为他们从辽金继承的多元君合宪制 [233] 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清代世界秩序不同于明代华夷秩序，将重心从东北亚移向内亚。清室从准部的虎口中夺走了西藏的黄教教廷，因此争得了漠北蒙古各部至关紧要的支持，终于赢得了历时三朝的准部战争。天山南路的回部在政治上和地缘上都是准部的附庸，在一场徒劳的后续战争中屈服了。清人一面向内陆推进，一面在东方退缩。北廷在日韩的威望不断衰退，主要出于文化影响力方面的因素，不是清室的政治军事胜利所能弥补的。华夷变态 [234] 降低了燕京朝廷在日韩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启动了两国的近代意识和国族建构。江户时代的国学家为日本的特殊性自豪，不愿继续崇拜浸淫末人文化的大陆儒学。封建之花刚刚在战国群雄的时代盛开。德川氏的绝对主义倾向适足以刺激，却不足以压制行将成熟的武士精神。日本已经脱去晚期文明为世界帝国订制的冕旒，露出符合新生代文明季候的甲胄。

安南和占城的冲突以后者的毁灭为结局，给征服者留下了南北隐为敌国的双头政治。南北朝是这种格局的自然发展，殖民者统治的南方享有更大优势。西山党人的革命暴露了安南新人类觊觎两广的野心，嘉隆皇帝的复辟预示了欧洲列强干涉远东的前景。顺化新朝一面对北称王，一面对南称帝，兼并寮国和高棉的土地，跟曼谷的新朝争夺湄公河下游。缅人从阿瓦南下，毁灭了勃固的孟人帝国，几乎兼并了暹罗。清缅战争只收获了各自表述的结果，迫使边境各土司继续保持暧昧，直到薛福成和英属缅甸划定边界。廓尔喀人和拉萨的冲突引发了福康安的远征，强化了北京宫廷的黄教保护权。满蒙藏构成宗教和政治的互补循环，在地缘上保护或包围了十八省的郡县社会，犹如亚述和米底亚从三面环绕古老的巴比伦。十八省和满蒙藏外围构成一个更大的财政－安全互补循环，审慎地守卫珍贵而脆弱的秩序。

十八省为满蒙联盟的世界体系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源，买到了明朝中后期不能指望的安全。明清易代没有改变顺民社会的组织模式，民间宗教和江湖帮派仍然构成主要资源。川楚白莲教之乱预示流寇时代即将重返，关外输入的秩序生产力行将枯竭。仁、宣二宗的朝廷意识到紧缩政策必不可少，着手制裁封疆大吏不合时宜的冒进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那彦成的浩罕战争和林则徐的鸦片战争才会草草收场。朝廷不大介意安集延商人和加尔各答商人的武装上访是否理据充足，更多地关心不要让鸡毛蒜皮的官府－蛮夷冲突影响紧缩方针。他们在这方面如愿以偿，因此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事实上增加了粤海关的税率，减少了中间商和经手官吏的舞弊行径，对财政利多弊少。朝廷感到相当满意，随即投入了整顿扬州盐务的大工程。这时，太平天国放大了白莲教和天理教的叛乱。江东核心地区遭到致命打击，损失超过了明清之际。从此以后，内亚体系只能仰仗欧洲贷款和技术援助维持。东亚秩序在远东殖民主义的保护下，避免了流寇战争固有的灭绝性洗荡，日益从属于欧洲人的世界体系。

玖 东亚的地方化

一 新春秋时代的世界秩序：殖民主义在远东

庚申之乱将大清从世界秩序降为地方性秩序，朝廷认知图景的崩溃构成了条约难产的主要原因。儒家士大夫根据历史经验，非但没有觉得英法联军格外残暴，反而发现根据夷狄阑入的标准，欧洲人的诚信和仁厚出乎意料。他们本来预期入侵者会占据京师，以各种借口拒绝撤退，效法张邦昌和刘豫故事，成立以恭亲王为首的缓冲国。他们并不觉得夏宫圆明园的焚毁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征服者通常会夷平前朝故迹。联军居然履约撤退，甚至对库存白银秋毫无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笔财富比英法索取的战争赔偿还要多，可见欧洲人并不是恣意勒索的野蛮人，而是只想索回具体和有限的损失。他们根本不理解贸易优惠的意义，并不介意用同样甚至更多的优惠购买和平。他们只有一点不能容忍，就是欧洲式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胜利者像金人一样，要求失败者称臣称藩，他们反倒更容易理解。

礼仪之争的实质是宪制问题。满蒙部落武装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朝廷知道自己需要更多地借重文治意识形态和士绅民兵组织。在如此危险和敏感的时刻，朝廷的威望万万不能动摇。唯一性和至上性是皇帝神学的核心要素，为吏治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湘淮民兵卫道的热忱多于忠君，不大可能为众多地方性君侯的一员而战斗。然而，延长战争则是更大的错误。御驾迟迟不能回銮，无异于向无所不在的江湖枭桀发出了觊觎大位的邀请。于是，两种天下、各自表述构成短期内阻力最小的路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挥了必要的隔离作用，将大清伪装成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争取《万国公法》的保护，同时对内延缓天下幻觉的崩溃。这种考验对儒学格外残酷，因为他们的论述需要普世主义的前提，他们的存在却有赖于普世主义的失败。

《烟台条约》体现了索尔兹伯里之前的索尔兹伯里原则。大英帝国以正直诚实（而不善于迎合讨好）的女教师自居，将骄傲的士大夫当作反复无常的孩子。此后的几十年，诸如此类的刺激将许多普世主义者变成了国族发明家。国族主义是帝国精英的自卫本能，试图将文明共同体伪装成邦国，消解乡土社会自发产生欧洲式民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缺乏精英传统的社会缺乏这种本能，乡土社会更有可能在殖民主义的刺激下产生民族发明家。奥斯曼主义者和克罗地亚爱国者都是世界体系在边缘地带播下的种子，两条路径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相互争斗。在天津教案和法越战争之间，1848年原则已经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生根发芽。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印帝国和波斯帝国开始产生自己的模仿者。远东距离世界体系的中心更加遥远。大清、大韩和交趾支那殖民地还需要甲午战争的催化。

总理衙门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大英帝国统治的世界秩序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威斯敏斯特不喜欢正规帝国及其统治成本，更愿意建立以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皇家海军只需要对极少数秩序破坏者实施重点打击，就能廉价地保障文明和进步。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十九世纪的海外战争大多属于规训类。忠诚的女教师挥舞教鞭，完全是为了让坏孩子学好。公学子弟之所以能成长为卓越的基督教绅士，多亏了诸如此类的教鞭。坏孩子改邪归正以后，自然会对严师充满感激。坏孩子如果听信法兰西艳妇或俄罗斯狂人的蛊惑，忽略自己的责任，放纵自己的欲望，才会真正毁了自己。皇家海军教育阿根廷独裁者和贝宁酋长尊重生命，教育埃及副王（ViceRei）和墨西哥民粹主义者尊重契约和债务，教育俄罗斯皇帝尊重国际条约，教育大清皇帝尊重外交官特权和侨民安全。英国殖民者在刚果河口和尼罗河源缉拿奴隶贩子。戈登将军珍视大英帝国的原则，因此不能容忍李鸿章屠杀降人，但他仍然要跟李鸿章合作，因为东方人本来就处在半开化状态，李鸿章已经算是坏孩子当中的优等生了 [235] 。唐宁街对待恭亲王和醇亲王的政府，就是戈登这种态度。李泰国、威妥玛和琅威理对待他们的“满大人”（Mandarin）合作者，也是这种态度。

大英帝国无意肢解或吞并大清帝国，甚至愿意帮助皇帝平定江南和内亚的叛乱，只要大清愿意将自己改造成东亚的巴西帝国，协助英国人推动文明开化的事业。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符合英国人的理想秩序。他们有开明的上层统治者，用欧洲文明的价值驯化不那么文明的下层民众。他们在皇家海军的保护和威胁下，维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他们通过和平改革解放了黑人，又没有威胁财产和秩序。英国人几乎独占了拉丁美洲的市场，又不用支付统治费用。这些国家珍视自己的独立，正好可以抵抗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领土野心。理想的大清就应该是这样，李鸿章似乎是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合作者。如果大清还能像奥斯曼帝国一样，替英国人阻止俄国人南下的危险游戏，那就更加完美了。遗憾的是，清廷和李鸿章在这方面都不能胜任。日本人异军突起，夺走了优等生的名额和脱亚入欧的机会。

大清难以融入英国人主持的世界秩序，主要因为自身就是一个世界秩序。总理衙门像一道隔离墙，避免了太迅速、太激烈的变局，也浪费了众多机会。大清立国形势，内北国而临华夏，以内亚为根本，以东藩为枝叶。只要内亚体系得以保全，朝廷就不会介意放松东藩的羁绊。顺、康以来的传统政策就是在西方进攻，在东方退缩。同治朝延续这条路线，并不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法兰西吞并越南，日本吞并琉球。朝廷与其说关心实际利益，不如说更关心天朝颜面。李鸿章的交涉主要是为了安抚冲突，而非应付外人，因为朝野上下没有人关心纯属象征性的贡物，只想寻找体面而迅速的息事宁人方式。在清人的小世界体系内，两广和两江的地位低于满蒙。因此前者的外围安南和琉球可以牺牲，后者的外围新疆和朝鲜就必须力争。海防派和塞防派的争论不仅是资金和人事的纠纷，也是国本和战略的考验。李鸿章失败，等于英国人的课业失败。满蒙得到保障，东北亚霸权的机会窗口却让给了日本。大清体系是静态的布局，认为土地的损失不可弥补，海军和贸易随时都可以经营，时间和机会像空气一样无限而免费。然而，近代欧洲的世界体系是动态的过程，更多地位于时间当中，而非空间当中。时间和机会不仅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唯一无法弥补的资源。日本人极力争取大清不肯接受的优等生资格，在远东博弈的开端占据了先机，在以后的多次洗牌中放大了最初的优势。

新春秋时代的霸政体现封建遗风，霸主不是唯一和独断的。欧洲维持势力均衡，英国独霸海外。在此期间，挑战者不断涌现。法兰西没有充分的贸易利益，以天主教和东方古老教会的保护人自居，在奥斯曼保护黎巴嫩基督徒，在大清和安南保护天主教神父。教案启动了庚申之役和八里桥战役，也是越南沦为殖民地的诱因。沙皇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交替表现出两副面孔。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俄国觉得自己是西方的对立面。沙皇索取乌苏里江东岸的土地，因为只有俄国才有能力抵抗西方列强的海上攻击。吉林将军辖区丧失出海口，是俄国殖民者对清室龙兴之地的善意保护措施。沙皇以东方专制君主和黄教保护人的身份出现，跟清室争夺蒙藏的保护人地位。普鲁士和丹麦虽然并不具备在远东作战的海军力量，但还是通过援引欧洲各邦利益均沾的原则，得到了大清和列强的承认。比利时扮演了法兰西资本的“白手套”，以较少冒犯各方的形式为巴黎金融界开路。美国特立独行，试图履行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精神。顾盛的理想是通过《望厦条约》，开辟另一种没有鸦片和帝国但仍然属于欧洲文明的秩序，然而事与愿违。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来得太晚的缘故，决心在日本树立最初的示范，结果产生了佩里的黑船和江户的开港。

日本从德川氏的孤立主义当中醒来，酷似英格兰从亨利七世的孤立主义当中醒来。新政权突然发现地缘形势对自己如此有利，不能理解前任为什么没有善加利用。大陆强国在军备竞赛当中暂时领先，但漫长的边界带来了太多的负担，使其不可能将战略重心集中在海上，更不可能集中在东北亚一隅。大清决策者和舆论领袖普遍以为日本不仅是亚洲人，而且是大陆的拙劣模仿者，根本不值得注意。文祥为人审慎，觉得不能掉以轻心，但他的远虑只限于警惕日本万一变法失败，叛藩乱民就会走投无路，只有效法元明倭寇，骚扰东南各省。邓承修甚至断言，日本的实力只相当于内地两三个省份。新建的海军在船坚炮利的北洋舰队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只有李鸿章明白日本的威胁比欧洲更为直接，但他的说辞太像是某种争取更大预算份额的借口，得不到朝廷和同侪的信任。他说：如果大清不能自强，日本肯定会攀附欧洲，以欧洲代理人的身份争取东亚霸权。结论是：南北洋的海防经费原定四百万两，结果连四分之一都没有落实。如果户部和总理衙门赶紧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北洋舰队大概还有希望。当时的大臣看到这样露骨的结论，自然会产生马士英式的冷笑。马氏接到史可法关于清兵南下的警报，断定这套滥调的目的无非是想骗取朝廷的经费。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李鸿章的预见，却没有妨碍他的敌人将责任推到他一人头上。

《议覆张佩纶靖藩服折（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体现了李鸿章对历史节点和路径选择的良好感觉，这种敏感性不是仅仅依靠材料的完备就能获致的。材料的组织和解释多半取决于认知图景，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认知图景当中会导出截然不同的诠释。良好的格局感能够弥补情报的不准确和不完备，错误的格局感足以从准确的情报推出荒谬的结论。清人不能把握融入国际体系的最佳时机，主要是为自己的小世界体系所误。日本对机会窗口的敏感，得益于孤立和边缘的处境。

今天，这份文件仍然值得一读：

奏为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遵旨妥筹覆陈，仰祈圣鉴事。

密定东征之策，以靖藩服一折，据称：“日本贫寡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归，朝鲜祸起萧墙，殃及宾馆。彼狃于琉球故智，劫盟索费，贪淋无厌。今日之事，宜因二国为名，令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台湾、山东两处宜治兵蓄舰，与南北洋犄角，沿海各督抚迅练水陆各军，以备进规日本等语。”所奏颇为切要，着李鸿章先行通盘筹划，迅速覆奏等因。钦此」。仰见圣主研求至计，不厌精详，曷任钦佩！

臣昨于覆奏邓承修请派知兵大臣驻扎烟台折内，曾声明“跨海远征之举，以整练水师、添备战舰为要；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球案亦易结”等语。今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亦谓不必遽伐日本，南、北洋当简练水师、广造战船，以厚其势。台湾、山东治兵蓄舰，以备犄角。与臣愚计，大致不谋而合。惟中国力筹整顿，既欲待时而动，则朝鲜与日本所立之约，究因毁使馆、杀日人而起，目前可勿驳正。缘朝、日昔年立约，中国并未与议，彼虽未明认朝鲜为我属国，而天下万国固皆知我属矣，似不如专论球案，以为归曲之地，转觉理直而势顺也。至日本国债之繁，帑藏之匮，萨、长二党之争权，水、陆军势之不盛，原系实情。但彼自变法以来，壹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究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里，驻奥斯马加，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东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然天下事但论理、势，今论理则我直彼曲，论势则我大彼小。中国若果精修武备，力图自强，彼西洋各国方有所惮而不敢发，而况在日本？所虑者，彼若豫知我有东征之计，君臣上下戮力齐心，联络西人，讲求军政，广借洋债多购船炮，与我争一旦之命，究非上策。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此臣前奏所以有修其实而隐其声之说也。

自昔多事之秋，凡膺大任、筹大计者，祗能殚其心力，尽人事所当为，而成败利钝尚难逆睹。以诸葛亮之才略，而兵顿于关中。以韩琦、范仲淹之经纶，而势绌于西夏。迨我高宗武功赫濯，震慑八荒，然忠勤如傅恒、岳锺琪，而不能必灭金州。智勇如阿桂、阿里衮，而不能骤服缅甸。彼当天下全盛之时，圣明主持于上，萃各省之物力，挟千万之巨饷，荐一人无不用，陈一事无不行，犹且迁延岁月相机了局者，时与地有所限也。

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谕旨殷殷，以通盘筹划责臣。窃谓此事规模较巨，必合枢臣、部臣、疆臣同心合谋，经营数年，方有成效。从则剿办粤、捻各匪，有封疆之责者，以一省之力，剿一省之贼，朝廷责成既专，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举以畀人，故能事半功倍。今则时势渐平，文法渐密，议论渐繁，用人必循资格，需饷必请筹拨，事事须枢臣、部臣隐为维持。况风气初开，必聚天下之贤才，则不可无鼓舞之具；局势过涣，必联各省之心志，则不可无画一之规。傥蒙圣明毅然裁决，则中外诸臣乃有所受成，似非微臣一人所敢定议也。

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治军造船之说，既已询谋佥同，惟是购器专视乎财力，练兵莫急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着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迭次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今欲将此事切实筹办，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并闽省截留台防经费，由南洋划抵外，再拨的实之岁款，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至台湾为日本要冲，山东为辽海门户，两省疆吏诚不可无熟悉兵事者，妥为区画，与相犄角。此又在朝廷之发纵指示矣。臣前奏：慑服邻邦缓急机宜一疏，业已详陈梗概，所有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缘由，遵旨迅速妥筹，恭折由驿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览训示。谨奏。

二 诸夏沦为蛮夷

李鸿章的另一项计划，就是促成李氏朝鲜的中立化。他希望列强在东北亚实现势力均衡，减轻大清保护朝鲜的负担。然而，1885年《天津条约》的成功反而破坏了他自己的努力。他依靠北洋舰队，暂时逼退了愤怒的日本人，结果增加了政敌的论据，妨碍了北洋舰队的更新和补充。袁世凯转而推行激进政策，企图独占朝鲜，使清廷变成众矢之的。甚至美国人都怀疑朝鲜面临吞并的危险，有必要更多地偏袒日本。甲午战争存在许多偶然因素，但即使清军获胜，至多不过重演《天津条约》的交涉。日本势必卧薪尝胆，大清势必骄狂懈怠，直到下一轮冲突得到甲午式的结果。从东北亚博弈的格局看，《马关条约》证实了李鸿章的先见之明。然而在朝廷的认知图景内，这次失败证明湘淮集团不堪任用。此后，朝廷重新落入满蒙亲贵集团之手。南方士大夫失去了老成持重的缓冲者，就无法节制激进的冒险家。戊戌政变是这些冒险家和亲贵集团的正面冲突，在甲午之前的政治气氛中是不可想象的。庚子之难是亲贵针对曾李（曾国藩、李鸿章）余孽的反扑，波及李鸿章的优等生外交政策，结果触发了国际社会的全面干预，在戊戌以前的政治气氛中也是不可想象的。

庚子以前的战争，大清只遭到寻常战败国的割地赔款待遇。欧洲列强在战败后经常面临同样的惩罚，它不会妨碍战败国重返国际社会。但庚子之乱不再是寻常的各国交兵，而是国际社会集体惩罚践踏国际准则的肇事者。《辛丑条约》不是为战败国准备的，而是为罪犯准备的。赫德悲哀地说：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化，今后的外交官却会将大清和非洲部落等量齐观。日俄战争是《辛丑条约》的直接后果，证明大清已经不再有能力维系内亚体系。《朴茨茅斯和约》奠定的东北亚新格局允许大清重返关东，仅仅是为了在日俄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大清整体在列强之间，无异于关东在日俄之间。这种地位酷似暹罗在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名义上的独立仅仅意味着宗主国不止一个。

大清坠落，日本升起。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构成远东体系的第一个窗口期，确定了二十世纪初叶的东亚格局。基本格局具备亚稳态的性质，在下一次大动乱的窗口期来临前，无法通过强度一般的冲击打破。远东体系取代了李鸿章时代的内亚体系，扮演世界体系在东亚的分支。日本在远东体系内扮演大清的核心角色，将大清降低到类似蒙藏在内亚体系中的地位。庚子战争是一次演习，日本向欧洲列强证明了自己的文明资格。英日同盟是优等生的奖品，大英帝国认证了日本的东亚盟主资格。日俄战争是一张委任状，因为东亚盟主在当时的使命就是堵死俄国南下的道路。十年后的挑战者变成德国，东亚盟主的使命就变成代英国人歼灭可怕的德国太平洋舰队。只要大英帝国继续主宰世界，日本就会继续担任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条约体系就会安如磐石。明治宪法鄙弃封建主义和自由主义，迷恋绝对主义和吏治国家，并非明智和审慎的典范；但明治外交家的卓越成就为他们的同侪准备了安全和宽松的变法环境，使他们能够承受地方性、局部性失败的代价。只要日本忠于大英帝国的秩序，国内宪制的路径错误就只能在低层次上产生不利影响。一旦日本转而挑战国际体系，国内无论如何集权都无法重演甲午的胜利。

明治维新本质上是绝对主义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开发，将各藩长期积累的组织资源用于短期的富国强兵。二十世纪初叶的数十年，这些遗产渐次挥霍。晚清新政建立在两千年秦政的余烬之上，早已没有封建主义的遗产可资开发。白莲教、太平军、捻军的战乱是散沙社会的癌变（汉儒称之为“土崩”），不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汉儒称之为“瓦解”）。只有在基层的秩序生产能力恢复以后，流寇战争的危险才能缓解。只有在吏治国家的机器削弱以后，基层的秩序生产能力才能恢复。湘淮军兴以后，吏治国家渐次后退。士绅通过承包和代理朝廷的业务，开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积累组织资源。横向比较，他们新建或恢复的共同体远不及欧洲或日本的封建主义、美国的教会或社区强大。纵向比较，清末地方团体的繁荣昌盛为宋元明清四朝所罕睹。在西方殖民主义直接统治的上海、香港和南洋，他们的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在编户齐民传统保存最完整的内地，他们的势力也超过了历代王纲解纽的间歇期。新政对他们既是机会，又是威胁。新政需要兴建众多的地方项目，包括学校、道路、实业、警政各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中介机会。新政需要更大的开支，而庚子以后的朝廷近乎破产，无论整理财政的名目多么花样百出，负担最终都会落在他们这些主要纳税人头上。于是，地方精英陷入严重的分化。开明派和保守派（如果这时还有儒家保守派的话）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分化更多地源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对路径的选择。

新士绅阶级（包括开明派和保守派）不再守护宋儒的认知图景。“天下”体系随着罗泽南和曾国藩结束，“世界”体系随着郭嵩焘和薛福成开始。先秦儒家在文明季候的意义上，接近夏秋之交的启蒙时代，天然亲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给史后之儒冷藏了历史之儒的宝贵理解力。第一批访问欧美的公使不约而同地在美国发现了唐虞之世，在威斯敏斯特发现了三代之治，在法兰西发现了宋明朋党，在俄罗斯发现了商周之际。郭嵩焘直截了当地承认：秦政是三代之治的堕落，属于半开化人类。汤寿乾和王先谦代表了史后之人重新进入大春秋时代的机会窗口，第一次将两希文明的正典视为权威的来源。罗泽南和曾国藩遭遇经世致用的压力，就会重新解释三代上古的范例，重新挖掘顾亭林和王船山的遗书。汤寿潜和王先谦生逢历史重启的伟大机缘，就会发明《宪法古义 [236] 》，或是翻译《英国国会史 [237] 》和《日本宪法义解 [238] 》。他们还没有沾染一战以后的新战国诡辩家气息，因而在引进正典的时候非常诚实。“老新党”的继承人在能力方面往往胜过前辈，在诚实方面却每况愈下，发明了混杂西方负典的私智，为虚荣和权欲出卖了未来。

随着新春秋时代的来临，沉睡已久的历史敏感性开始复活。新士绅阶级像自我意识刚刚觉醒的婴儿一样，开始摸索发现自我和世界的边界。这时，“中国”一词开始具备今天的部分意义。李鸿章和荣禄等满汉重臣最初运用这个词，通常涉及外交问题，目的是将大清和西方列强区别开来。戊戌变法引起了危险的“保中国”还是“保大清”问题，但这时的“中国”和“大清”都不是1848年意义上的共同体。日本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致力于发明国族主义，给梁启超莫大的刺激。新士绅阶级陷入国族构建和民族构建的矛盾，对共同体的难产和机会窗口的丧失负有极大责任。他们像布里丹的驴一样，在文明共同体、国族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三岔路口犹豫不决。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未能促使他们作出决断，结果产生了暧昧的“五族共和”和“多元一体”概念。

严格说来，中国和日本都没有1848年那种意义上的民族构建。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主义，其实是1848年原则的对立物。《想象的共同体》 [239] 称之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要求解散前近代的多元帝国，将地方习俗的共同体塑造为民族。国族主义要求继承前近代的多元帝国，将各种习俗有异的地方共同体融合为国族。波兰爱国者和希腊爱国者属于前者，俄罗斯白卫军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属于后者。中国的情况异常暧昧，在全世界罕有其匹。她的外交官集团需要国族主义，文化界习惯的爱国主义模式却是五四青年从波兰、匈牙利和东欧小邦引进的。日本的国族同样具有反民间、反地方的性质，但其困难比五族共和的民国小得多。有利的地缘形势和单纯的共同体结构造福日本，远远超过明治政治家的决断。政治家们远非审慎的选择之所以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主要是天命使然。

梁启超试图将他设想的新中国对应于英格兰或法兰西，而不是整体的基督教欧洲，于是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华夏－中华的定位困难主要源于东西文明的季候差异，孔子时代的诸夏比大清和民国更容易适应欧洲人的春秋时代。秦政能够毁灭东亚大陆的封建多国体系，原因主要在于先天条件。梁启超、张之洞为同时代读者制造了一系列幻觉，一直流传到今天：各文明大体上平起平坐，华夏只是在鸦片战争后，最多不过在明末才落伍；一百多年，最多几百年以前，她仍然处在世界的中心。这些胡言乱语跟昭和日本“皇国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更古老”的学说一样荒谬。欧洲封建契约是双向的，并不片面有利于上级领主。日耳曼部落习俗是封建法的重要源泉，体现了部落武士的政治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武士经常向国王挑战决斗或提出诉讼。国会在国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中断拨款，有时仅仅因为吝啬，有时因为不愿看到凯旋的强者难以控制。这样的局面不能令雄主满意，更不能应付土耳其帝国这样中央集权的帝国。数千十字军骑士一再以寡击众，大败埃及和土耳其数十倍的大军，证明了封建自由的力量和伟大；又因为人数、资源和专业程度的不足，在帝国常备军的攻击下丧失了匈牙利和东地中海。

最先接触东方的西班牙和两西西里王国首先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和常备军，巨大的开支迫使他们改造财政结构。革新者的暂时优势迫使其他政治实体效法，绝对主义国家的浪潮从西班牙向全欧洲扩散。十六七世纪，西欧的中小型政治实体损失过半。未来似乎属于官僚机构和常备军支持的强大君主，然而英格兰和荷兰扭转了潮流。在西北欧的新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贵族结盟反对王权；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国王结盟反对贵族。前者以立宪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后者以绝对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优势最初似乎在后者一方，因为他们能够动员更大的财力和军力；然而这种优势正是他们在长期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向历史天平投下了至关紧要的砝码。资本从汲取能力强大的地方逃向私有财产安全的地方，思想从国家管制强大的地方逃向权力分散破碎的地方。十八世纪初叶，全世界的金融革命和科技革命几乎全部集中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方寸之地。法兰西的资本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国债市场，武装了皇家海军的战船，将法兰西赶出印度。英格兰征服欧洲，欧洲征服世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权力用自己的手坑害了自己。

儒家未能在多国体系时代将习惯法（礼法）总结成体系，在帝国时代完全放弃了这种企图。由于财产权是法律体系的后果，自由资本主义是财产权的后果。而我国的资本主义在吏治国家之后才产生，势必走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将国家机器变成商业机构，对生活必需品实施专卖。商人依靠武断权力掠夺消费者，同时沦为暴君和暴民的掠夺对象。秦汉帝国不是罗马帝国的等价物，社会分化程度远为低下。因此在动乱时期，没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保护作用。政治机构和散沙顺民遭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毁灭，只有人数众多和比较团结的宗族可以幸免。而到战乱结束后，宗族组织却无法将秩序扩散到血缘团体以外。流民暴力集团和他们占领的区域没有有机共同体的联系，只有征服者权力和资源汲取的需要，统治模式全都属于僭主政权，因此他们无法重建春秋诸侯的共同体。各种割据政权的差别不大，成败大多取决于把握短暂机会的魄力。拿欧洲来说，诸侯失败的结果是割地赔款，因为他的权力源于共同体各等级的支持。各等级维护的是法统而非君主，任何共同体无法有效统治其他共同体。而僭主失败的结果则是死路一条，因为他的权力取决于投机雇佣兵的胜利预期和顺民的暴力恐惧。如果他不能向部下表现取胜能力、向顺民表现威胁能力，后两者立刻就会投向更有希望的竞争者一方。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前者（诸侯）如丘陵，砍掉最高峰并不会降低征服的难度；后者（僭主）如平原，杀掉领袖就会立刻继承他的所有部下。因此，僭主之间的战争必定是短暂、残酷和诡诈的。他们不能相信任何条约或契约，也不会因违约遭到任何惩罚。只有肉体毁灭所有同侪，战争才会结束。僭主战争和僭主政体同样构成社会组织在发育成熟前必遭收割的原因，两者都是秦政的常态、欧洲的特例。

在僭主战争和僭主政权的交替统治下，东亚社会自发演化资本主义、近代社会或任何高度复杂组织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就像草间的昆虫从来不知道森林的存在，直到森林的巨人一脚踩在草皮上。大清与其说遭遇近代世界，不如说以降虏的身份落入近代世界。西方诸侯战争的伦理保护了东方僭主政权：失败者没有满门抄斩，顺民没有赤地千里。如果西方没有征服东方，大清肯定会在下一场改朝换代的僭主战争中落到这样的下场。民国制定宪法、引进国会，似乎接受了世界体系后来者和实习生的地位。然而民国是少数精英的创造，在历史和民众没有根基。在民间和内地，民国实际上表现出王朝瓦解间歇期固有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引起了民国道路必然失败论，但这种论调其实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因为民国不等于民国的道路。民国不是孔子时代的鲁国，没有自己特殊和独创的道路，她的道路就是欧化的道路。最初磨合期的困难是谁都逃避不了的，包括欧洲人自己。如果有人愿意回顾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就不会觉得北洋军阀有多不可救药了。世界其他各国的记录都要糟糕得多，泰国和巴西一点都不比民国更强。如果美国人看上去比较好，那是因为他们把前半截历史留在英国了。民初不足二十年的学徒期根本不算长，困难也不比别的学徒多。她迅速放弃了国会政治的道路，主要是因为远东体系的崩溃。梁启超在一战后访问欧洲，发现“西方文明破产论” 甚嚣尘上。马克斯·韦伯嘲笑说，将来或许只有边缘地带才会相信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五四以后，新生代文人似乎实现了韦伯的预言。国会政体根基未定，就失去了许多舆论领袖的同情。现实政治的气候更为不利。当欧洲导师似乎自身难保的时候，很难指望亚洲学徒持之以恒。

三 新战国时代的挑战者、顺应者和投机者

德国首先挑战大英帝国的世界秩序，结束了欧洲的春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军国主义和总体战的恐怖撒向全世界。《克劳备忘录》宣称：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作出答复：英国将用她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她自身，而且在于她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先发国家用他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他们的宪制；这是他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华盛顿会议确定了1921—1926年的远东国际体系，对日本既是约束又是保障。华盛顿体系恢复了国际协调原则，限制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过火干涉；但也保障了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迫使列强承认日本划定的本土安全线。《九国公约》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局势。华盛顿会议真正排斥的对象是苏联。在列强当中，只有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所有旧条约而且呼吁各国全面废约。协约国既不肯承认苏联，又不肯放任日本通过干涉苏联独霸远东。于是，帝俄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继续掌握在白俄势力手中。苏联、远东共和国和北满构成了国际交涉的空白区域。这时，日本愿意扮演“条约维护者”的角色。主要的“条约破坏者”乃是苏联和苏联资助的广州国民政府。从苏联的处境就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体系对她没有利益可言。

苏联经营远东，是她在欧洲输出革命失败后的补偿行动。在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中，西进和东进一直是交替展开的。欧洲关系紧张时，她就会在亚洲采取收缩政策。反之亦然。在苏联看来，远东是帝国主义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列宁希望中国内乱保持沸腾，因为中国是远东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苏联的突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苏联进占外蒙古，建立亲苏政权。1921年6月，苏联和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修好条约》。第二步：苏联和北京政府外交官展开了解决悬案的公开谈判，同时像地方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孙中山等人秘密交涉。他们希望这些地方要人为苏联利益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240] 。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五条。但是条约打了折扣，中国放弃了苏联首先撤出外蒙古，然后才能承认苏联的条件。由此，协约国的远东防疫线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三步：苏联破坏列强于1919年5月达成的对华武器禁运协定 [241] ，单方面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242] 。1927年，国民政府的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国极力支持的武器禁运政策彻底破产。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如火如荼，条约体系似乎濒临瓦解。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接踵而来，英美日相继出兵护侨。第二次义和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日本势必站在条约维护者的最前列。短暂的革命外交提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同时成功。条约体系是各方相互约束的产物，单方面的修改肯定会引起其他各方的反制。如果你不肯履行义务，其他各方肯定会如法炮制。体系的破裂肯定要依靠实力较量解决，不能怀有侥幸心理。

满蒙问题在世界史和国际法的意义上，酷似佛兰德、科索沃和燕云十六州。我国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就是最大限度地损害国民智力和国家利益。他们假定中华民国有权随意改变长春或库伦的政体，犹如随意任免河南驻马店的地方官，成功地欺骗和毁灭了所有相信他们的倒霉蛋。单一、均质和绝对的台球式行为主体，只是一部分国际法理论家的虚拟，跟道尔顿原子论的原子模型一样，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佛兰德领地自古以来属于法兰西王国、勃艮第公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比利时王国，每一次转手就是国际体系演化的后果，每一次都取决于英格兰的利益。只要佛兰德领地的特殊宪制和英格兰的安全、贸易利益得到保障，英格兰不会介意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谁。如果这些前提条件遭到威胁，战争就会将佛兰德领地转移到更愿意尊重这些条件的主人手中。塞尔维亚对科索沃、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的郡县化，都由宪法危机直接演化成国际战争。

大清的宪制继承辽人的南北两院制，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君合国。满蒙藏各有特殊体制，十八省继承明朝宪制，大清皇帝是各方唯一的连接点，类似苏格兰国王兼任英格兰国王、奥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如果威斯敏斯特强迫苏格兰接受普通法，就会引起宪法危机。庚子战争和日俄战争造成了三国瓜分东北利权的复杂局面，大清在收回关东的谈判中承认了这些特殊条件。在种族混杂的东欧，波兰、立陶宛等国从凡尔赛会议获得独立时，都接受过类似的条件。如果它们拒绝承认其他族群的宪法主体资格，国际社会就会拒绝承认它们的独立。如果大清取消收回东三省的附加条件，也就无法要求日俄不要取消交还东三省的决定。辛亥革命取消了大清皇帝，因此必须用五族共和来保证其他宪法主体的权利。列强承认民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民国承认前清签订的所有条约，犹如波兰承认《凡尔赛条约》施加的约束。国民政府同时破坏了内外两种先决条件，等于斩断自身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她只能像苏联和伊斯兰国一样退出国际体系，另外为自己建立一个单独的世界。事实证明她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她企图用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决张学良，但这种手段只能适用于唐生智。张学良不是汴京的石守信，而是燕云的郭药师。张作霖父子和日本、苏联都签订了单独的条约，没有行动的自由。

然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中日两国就交换了位置。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等于柔性废置《庚子条约》设定的京津安全走廊。她进一步推进革命外交，驱逐内地外侨，没收教会学校，废除协定关税；但英美两国反而采取了妥协和配合的态度。英国提出对华“新政策”，宣布“向守不干涉之政策”，“同情”“强有力之国民运动 [243] ”。美国表示愿意就修约问题跟中国单独谈判，反对任何制裁和军事威胁。1928年3月，中美签署了南京事件善后协议。1928年7月，中美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中国从次年起恢复关税自主权。随后，两国开始展开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英、法、意效法美国，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协定 [244] 。普西（Merlo J.Pusey）认为：“国务院放弃了华盛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 [245] 。”从日本的角度看，列强已经放弃了一致维护条约体系的原则。但日本只要坚持币原外交的既定方针，就只能随波逐流。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两国完成了修约谈判。这是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巅峰，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坏。反动接踵而来，日本一变为主要的“条约破坏者”。

入江昭这样分析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戏剧性换位：“日本反国际主义势力看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通过用武力赶走信奉国际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来扭转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趋势以及在中国行动时不受华会条约（Washington Naval Treaty）的约束。他们判断30年代初是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机，也许这是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 [246] 。”中东路事件 [247] 证明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足以支持其野心。“九一八”事变暴露了若槻－币原内阁的迟钝和软弱。此后，外务省的国际协调派不再有能力履行承诺。如果日本坚持币原外交的原则，始终跟列强一致行动，她会在济南事件和“九一八”事件的单方面撤退，付出一定的利益损失，然后当其他列强同样忍无可忍以后，集体打击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她的处境就会像庚子以后的日本一样有利。然而，伪满洲国变成了关东军、满铁和国内不得志激进派的试验场。在日本国内无法执行或无法彻底执行的方案，在这里能够实现。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要求恢复北洋时代的东北亚格局。日本当时的根本目标在于整合全亚洲的资源，同时对抗西方和苏联。伪满洲国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抗苏联的目的性尤为明显。日本军官大桥曾经对后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说过：只有我们能阻止俄国将亚洲苏维埃化的计划。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 [248] 。斯大林体制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涉及军事和交通的产业，即使牺牲农业、造成饥荒也在所不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这种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建设出于同样的考虑，具有同样的特点：重工业获得的资金远远超过轻工业和农业。伪满洲国迅速转化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工业中心。战争结束时，伪满洲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全中国七成以上。这个记录意味着伪满洲国的生产能力至少两倍于大后方。在远东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苏联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考虑其他盟国的援助，中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业建设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国民当前的生活困难和中长期的发展陷阱。然而，日苏两国的目标都是满足近在咫尺的战争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战争中失败，具有长期优越性的模式对它们并不是什么安慰。

1936年11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确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次年4月1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部资金50.8054亿元，其中39.9854亿元投入工矿业，交通部门投资6.44亿元，农牧业投资不过1.35亿元。194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生铁产量从85万吨增加到120万吨，钢产量从58万吨增长到110万吨 [249] 。第二个五年计划投资100亿元，其中60亿由日本提供 [250] 。日本投降时，计划仅仅执行了三年半。生铁产量增加到180万吨。松花江和鸭绿江发电站已经开始发电。满洲飞机制造股份公司年产1200架。农产品增加了200万吨 [251] 。沈阳飞机制造厂1943年产量达1200架 [252] 。尽管盟国的轰炸已经将日本本土化为一片废墟，却没有打断伪满洲国工业建设的上升线。战争结束时，东北工业所受的破坏甚轻，遗留的资源极为丰厚，足以给当事各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苏军对东北的搜刮和中国内战各方对东北的争夺都体现了日本经营的分量，对此后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很大的间接影响。

英美外交家都不相信日本是卢沟桥事件的责任人，同时要求交战双方保持克制 [253]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开战，甚至不肯等待初具规模的整军计划完成，从现实政治角度无法理解，但从大中华主义者的价值观角度看非常自然。他已经看到三十年代和平竞争的结果，日本的东北占领区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关内的“黄金十年”。时间对他并不有利，战胜日本的唯一机会在于诱使日本侵犯英美利益，因此上海才是最佳的战场。尽管上海的地理形势会把国军变成日本海空军的活靶子，他还是要坚持在上海主动出击，不肯在日本海空军火力范围外的地点作战，因为那样没有国际影响 [254] 。

无论这些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国民政府显然必须为自己的挑战者身份付出沉重代价。除了苏联代价高昂的援助，她没有其他指望。

四 罗马与万国

日本如果遵循币原外交的国际协调主义，效法济南事件的先例，报复国民政府以后主动撤军，她的处境不会比今天的以色列更困难。她即使报复后拒绝从东三省撤退，也不会比普京占领克里米亚以后更糟，只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非议，不至于面临战争的考验。珍珠港的胜利和“威尔士亲王”号的沉没就是她毁灭的原因，因为她的待遇来自“国际秩序远东分公司经理”的职位。她背叛职守以后，就什么也不是了。然而，日本的失败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势必剥夺西方干预中国的利益动机；而只有这种干预才能平衡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国民政府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它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它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古、新疆的要求；这样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 [255] 式的结局：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它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双重外交。其一，通过朝鲜战争和金门危机确定东亚前线的冷战外交。其二，通过中苏同盟建立、通过中苏论战决裂的社会主义阵营外交。两者的协调决定了五十年代的国内政策，两者的冲突决定了六十年代的国内政策；宪法结构则是政策演变的产物。七十年代的马基雅维利外交和北京－华盛顿机会主义联盟结束了双重外交，相应地预先决定了八十年代的国内政策和一切非务实派别的毁灭。一如既往，宪法结构仍然是政策演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世界体系的边界条件，势必启动未来的演化。希腊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你将自己的幸运当成自己的能力，将能力当成自己的美德，将厄运解释为敌人的邪恶，否认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就会永远丧失命运的青睐。命运之神是诸神当中最残酷的，习惯用胜利诱惑盲目的凡人逾越不可逾越的界限，用凡人自己的手毁灭自己。拿破仑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大英帝国的天命工作，因为骄妄就是凡人的本性。然而，人类能够摆脱固有的骄妄吗？骄妄是此岸世界的执达吏，落实世界法庭的裁决，借助表面的不公，履行公义的应许。凡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从来无法打破包裹自我的幻象。

远东体系只是冷战的副产品，美国秩序才是冷战的长远后果。美国的罗马性有许多世俗理由，最重要的几项不难列举。文明季候和地缘形势赋予她“最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无限广阔的空间，这是罗马存在的基础。当文明体系中心区的古老共同体为微小理由耗尽资源时，年轻的罗马从容地壮大。当多国体系的游戏接近尾声时，她处在同时吸收文明资源和蛮族力量的最佳节点。她继承了英格兰的传统和普通法的遗产，“财产和自由”（这种自由的意义不同于“信仰与自由”的自由）保证了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地理中心位于美国。自从伦敦金融界雇佣苏格兰人和荷兰人入侵自己的祖国以来，“财产和自由”掷下的骰子没有一次落空。除了以色列和某些北欧国家，美国和全世界的技术鸿沟都在稳步扩大。在所有列强当中，她的国内统治成本最低。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她有最大份额的储备力量可以动员。大多数小邦已经将自己的宪法体制和内外政策调整到罗马秩序所需要的状态，把对美“院外游说集团”变成了本国最重要的机构。即使他们没有这样做，世界金融体系足以保证他们的资源用在美国更为合适，而非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二战时期的阿根廷就曾经处在这样的地位。多国体系已经演变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任何中等强国企图挑战罗马秩序，就会首先遭到所有邻邦的包围攻击。迦太基、马其顿、安条克灭亡后，地中海世界就处在这样的状况。未经罗马批准的单边行动变成了一种罪行，法律上的独立国家用事实和习惯强迫罗马行使至高权力。

英法俄在其相对权力的高峰，并不具备地缘和季候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源于人力不能控制和改变的因素，因此本身就构成了天命的一部分。英格兰的特殊自由是封建传统的产物，没有输出的可能。十九世纪是欧洲大陆疯狂模仿英国的时代，英国人却坚持说没有什么全人类共同的自由。美国继承了英格兰的宪法传统，英国却没有分享美国的救世主义。法兰西的官僚主义大众民主属于世俗人文主义的路线，只有非常成熟的文明才能接受。这种接受者已经不再具备年轻民族的扩张性，而这种输出具有明显的装饰性和消费性。俄罗斯的亚细亚性质过于明显，遭到所有西方列强和邻邦的歧视。她的扩张力量主要依靠俄罗斯农民的高生育率和土地欲望，东正教－正统君主制的意识形态保障了农民的家庭伦理。列宁主义对俄罗斯农民传统的破坏超过了任何外来征服者，苏联解体和东正教复兴都未能挽回败局。列宁主义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曾经能够吸引西方进步分子的同情；但它的亚细亚性质暴露得如此迅速，以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没有任何西方共产党人愿意支持它。即使在它最得人心的年代，它的外国支部也无一能够接近主要反对党的支持率。列宁主义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的扩张主要依靠苏联的外交和颠覆手段，每一次都以推翻所在国议会选举结果为代价。鉴于列宁本人就是依靠军队推翻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起家的，这种状况并不令人奇怪。苏联的扩张结束了美国的消极和犹豫，激起了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恐惧，迅速造成了环绕苏联的免疫隔离地带。列宁主义的汲取性质过于强烈，如果不能不断增添新的汲取对象就会迅速饿死自己。这种结局终于出现时，她已经耗尽了俄罗斯的资源和机会。

新罗马继承了三重遗产：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英格兰的传统自由、新教徒的救世主义。最后一种元素是她最根本的驱动力量，给她的世界体系赋予了特殊的色彩。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元老院和新教徒就产生了自己的天命观。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该亚联盟、埃托利亚联盟和罗马－意大利联盟的现代版本。新教徒的天命论以选民的道德优势和特殊责任为基础，本质上蕴涵着宗教战争的设定。每一个恺撒身上都有十个马略，每一个林肯身上都有十个克伦威尔。选民的共同体不仅有边界，而且边界比其他的共同体更难跨越；但他们负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国主义为群众性信仰的自然归宿。清教徒的帝国主义格外理想主义，又格外残酷。罗马元老－哲人的帝国主义以优劣为基础，歧视和奴役是宽容和放任的必要条件。以色列先知－战士的帝国主义以善恶为基础，公义和审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美洲的罗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体，统治没有德性的外邦人。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须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义的十字架。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习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异，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牺牲。

在自由帝国的全球十字军面前，各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么。当今之世只有两个共同体：十字军战士及其敌人。密西西比或卡罗莱纳这样的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边界只剩下历史的珍玩价值，不比哈德良时代的雅典宪法重要多少。耶和华每一次战胜来库古，美国就向世界帝国的终结点靠近一步。任何人阻碍自由帝国的群众大军，相当于亵渎神明的政治版。苏联的存在暂时遮蔽了万国的视野，使它们忘记了查理二世从来不敢忘记的可怕真理：在信仰和救赎为出发点的武装先知集团面前，以理性和功利为基础的武装先知集团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赝品。埃及变成“折断的芦苇”，以色列人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们会说：历史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罗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写在经上。中国人如果不能理解这种信心，不妨对照一下儒生的谶学。在陈胜、吴广和李密、窦建德完成了他们的清道夫工作以后，史官和学究就会振振有词地总结关于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训。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二者的重大差异。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士大夫性质使他们只能凝聚社会的表浅部分，在犹太－基督教共同体决绝的信心和深入的组织面前不堪一击。

苏联挑战者利用旧世界的内部矛盾，成功地扫除了希腊世纪的残余，将世界送进了新罗马的手中，消灭了自己合纵连横的中间地带。在没有缓冲余地的实力对抗中，她得到了自己德性和力量应有的结局。1989年结束了短暂的二十世纪，正如1914年结束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只有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第一：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并未或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缔结反罗马联盟的努力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及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跟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跟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还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新罗马再也没有机会做一个瑞士式的地方性邦国了。奥古斯丁强调，历史不是循环的过程。基督出生以前和殉道以后，路径永远不会重合。如果日本人询问：为什么蒙古征服者的屠戮可以淡入幸运的遗忘，他们却不行；那么原因绝不在于南京市民的苦难超过了巴格达市民的苦难，而在于皇军不幸生在天命已定的时刻之后。如果俄罗斯人询问：为什么鞑靼人的掳掠写在水上，他们的罪恶却要刻在磐石上；答案完全相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如果尚未终结，就要在这样的世界上展开。

跋 读史早知今日事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恺撒和庞培的斗争很重要，因为当时仍然能够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加尔巴（Galba）和苇斯巴芗(Vespasian)的斗争就不太重要了，因为谁上台都是皇帝。哪一位将军做皇帝，对帝国体制关系甚微。如果不考虑事实在格局当中的地位，任何事实都没有丝毫意义。拜占庭式的辑录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理解力死亡的标志。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人类的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的森林中分辨出动态的猛兽和猎物，否则他们早就死了。线索之所以会从事实的丛林中呈现，因为人脑就是用这种方式运作的。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辨认路径选择点，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如果认知能力不足，就不是知识所能弥补的。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用不着别人教你。如果你没有，别人教也没有用。认知结构的层次高低相差极大，不亚于初学者和围棋高手对布局的判断能力。历史分析和布局分析都是必需的智力训练，通过摸索培养格局感。格局感确定后，材料就会变得毫无关系。

等待、依赖史料的历史学是最不可靠的。打个比方，你的钥匙丢在阴沟里了，阴沟里一点亮光也没有；旁边有一个路灯，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灯下找，还是到阴沟里去找？灯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见了，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阴沟下面黑漆漆的，但就在下面某一点，钥匙在那儿。好的历史学者必须拥有原始人在森林里的那种直觉，那种判断力——听力、视力、嗅觉、第六感，还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能够让一个好猎人判断附近有没有野兽，安全还是不安全。直觉来自经验。一个小孩被放到原始森林里，多半会被吃掉的。你常在森林里，便有了经验，同时部落里面的老人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传给你。所以你即使没有亲眼看到猛兽出没，也能够大致判断八九分。

如果你抬杠说，我非要见到史料才能下判断，那你就输了，多半被吃掉了。按照学院派的观点，什么都要实证，没物证不采信，孤证也不信，那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这里所谓的靠不住，是达尔文意义上的靠不住。顶多几百个蛋头学者的支持或反对，对增加或减少达尔文意义上的利益没什么影响。绅士的博雅教育就是为了让你构成比例正确的格局，其中大部分都是灯光不亮的模糊区域，还包括大片阴沟。麦考莱这样的党棍就说书记官（这是他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蔑称）只能当仆人，为绅士服务。如果你出身很差，个人经历很狭窄，又缺乏多半属于天赋的情景理解力，那么你对史料的解读多半就是错的。相反，修昔底德或曾国藩这种有天分和丰富经验的外行更有可能正确解读。专业史学是绅士传统衰亡的副产品，主要效果是降低了自身和公众的理解能力。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理解力不是天然就有和一直存在的，而是文明成熟期的智力烟花。拜占庭化—书记官化—四库全书化是文明衰亡前夜的最后挣扎，这时的作者已经只能依靠知识量了。佐西莫斯（Zosimus）的材料肯定比波利比阿(Polybius)多，但他的可信度和解释力连阿里安和色诺芬都不如。近代欧洲的兴起将历史理解力推到了希腊人和中国人从未达到的高度，但这未必是永恒的状态。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有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你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清代经学一开始就是史为经用的。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门派之见，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经得住对立经学观的逆向诠释。惠栋和戴震的孟子观不同，同样不是所谓实证能够调和的。如果沈志华错了，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档案，而是因为他根据错误的先入之见使用材料。简单粗暴地说，他预先一口咬定：苏联、中共、朝共是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如果自己高兴就能单独跟美国人妥协；美国外交家是一群现实主义者，如果高兴就能承认东亚各共产主义集团。任何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些前提纯属扯淡。毛泽东没有苏联、朝鲜的帮助，就没有多少机会在东北，更不用说在全国战胜蒋介石；他跟美国单独妥协的可能性相当于饶漱石跟苏联单独结盟的可能性。美国外交家不是现实主义者；朝鲜战争不是国与国的战争，而是建构战后东亚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对日战争善后问题而单独处理；美国跟北京、平壤单独议和的可能性相当于美国跟汪精卫、溥仪单独议和的可能性。沈志华的书主要就是证明：没有任何史料能够禁得起明知故犯的诱导性诠释。诱导的目标不是增加外行读者的理解力，而是为了说服他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

事实在历史当中，犹如物自体在哲学当中。没有适当诠释，你不可能接触到物自体。真实史料可以支持伪造的历史，例如司马昭解释高贵乡公曹髦死因的文告。虚假史料可以反映真实历史，例如奥斯汀小说暴露的英国乡绅习俗。可信度的估计主要还是要依靠个别史料在整体背景当中的协调程度，也就是说还是取决于情景模拟。史料正确而结论基本错误，史料错误而结论基本正确，都是有可能的。提高认知层次比具体的正误重要得多，高层次的高细节错误率比低层次的低细节错误率更有利于达尔文意义上的格局判断力。例如：一种理论说血型决定性格，层次就比较高，因为性格类型确实有区别，读者的理解力因此提高，原因的错误解释可以在发展中修正。另一种理论说，温柔的男人和刚强的女人属于同一性别，不同于男人和女人。这种理论层次就很低，因为降低了读者的理解力，随着发展不断制造更多的错误。孟德斯鸠的种族－气候决定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儒法斗争论属于前者。美国韦伯学派的现代化理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多元文化论和非西方中心论属于后者。

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不难根据现行学术规范，证明任何一个女人是“男女人”，而非女人或男人，从而建构一套革命性的性别理论，可以反驳的余地小于乾嘉学派或加州学派。任何考据家都会不得不承认：她每一次喝酒、骂脏话、打架、拥抱女生的材料都比迄今绝大部分历史论文的材料证据充实。即使她通过生孩子证明自己是女性，我也能通过双向操作，至少保证问题处在无法定论的状态。我只要系统地收集医生护士赖债、吵架、伪造学历、认错人、路盲、记错时间、冒充自己知道（其实一无所知）的情况的材料，同时举出其他众多证人，在上述时间看见跟她无法区别的人经过地铁、超市、图书馆，除非她有同样或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她的论证就会明显不如我的论证充实。一位理性客观中立、严守学术规范、习惯无性生殖的天狼星学者更有可能把我的学派收入宇宙百科全书。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是玩笑，许多组织都具备创造历史真相的力量和动机。可怜的詹姆斯二世面对全民的合理怀疑，一度无法证明他的王子确实是他的王后亲生。乾嘉学派证明古文尚书为伪的论据，大部分不如上述的“男女人”学派有力，只能算历史侦探小说家和文学风格比较学家的敏锐嗅觉。古文尚书案是乾嘉学派的王冠宝石，他们的大多数论证更不规范。

所以，历史训练的真正价值不在材料本身。无论怎样芜杂的材料，其中都有草蛇灰线。智力训练必需首先掌握，然后才能问为什么。事先就问为什么，你就永远进不了布局。任何经验知识体系，无论是游泳是写诗还是外交，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如果你不去理解格局，执着于具体事实，那是不会提高认知层次的。如前所述，人类的认知结构有连贯性和整体性。如果你能记住某些部分，却忘记了其他部分；或是对某些部分敏感，对其他部分淡漠；原因肯定不在技术性因素，而是认知地图的GPS在暗中帮助你定位，正如植物性神经调节你的心脏。所以，随感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如果你以为是随感，就是说你没有弄清自己的认知地图。路径节点标记完毕以后，地图的轮廓已经相当明显了。如果有人难以辨认，要么就是认知能力低下，要么就是价值观有冲突，因为价值观和认知结构是共生演化的产物。

人类可以选择的博弈策略子系统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大概不比围棋高手掌握的基本布局多，绝大多数策略只能对既有布局做细节调整。这种上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脑的神经认知结构本来就有上限，而且大多数人从来达不到上限。其二是单独的策略发挥不了最佳效果，除非让多重策略构成相互锁定的子系统。配合良好的子系统远远少于单独的策略，一旦拆散就会丧失效力。例如：有效的胃十二指肠切除术就这么几种，百年来没有增加。你不能将第一种的胃切除方式和第二种的十二指肠切除方式配在一起，那样会出人命的。锁定的子系统只能完全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真正创新的手术方法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细枝末节上循环调整。

在已知文明的历史上，某些异常成功的子系统会不断重复出现。例如征服者的军事采邑制度，从黎明时代的近东开始，遍及所有文明体系，产生、灭亡和重生的次数多到难以计算。从苏美尔、印度到希腊罗马，以男性家长制为基础的城邦共和国出现过多少次？从叙拉古、罗马到魏玛共和国，群众煽动家的恺撒主义颠覆出现过多少次？历史的剧本是非常单调的，变化只在花絮上，因为人类的演化行为模式当中，可持续的子系统本来就不多。如果你把生活和文学中的爱情故事加在一起，能够总结出的基本模式怎么也超不过两位数吧。人类的博弈活动当中，爱情已经算比较复杂多变的类型。如果范围缩小到外交策略或军事制度之类子系统，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加狭小。

如前所述，子系统停止运作，只能在启动前的节点，或者穷尽其内在可能性以后。在手术当中突然中断操作，跟立刻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只要看到这样的子系统运作已经越过不可回归点，就能大致预测当事人的下场和故事的结局。“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事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下场，也只能饮鸩止渴，像定罪的死囚一样一步一步走完注定的路线。许多重要人物，像小加图和西塞罗、史可法和汪兆铭，早在之前就深知自己和国家在决断以后的下场，然而仍然别无选择。1848年，教皇庇护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罗马群众感激涕零，清流名士高呼咸与维新。唯有一位老妇人叹道：我看过路易十六宣布立宪时的欢呼，跟现在一模一样。果然，群众的爱戴是脆弱的。激进派迅速摧毁了清流自由派和朝廷改革派的共识，保守派的反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教皇很快就像路易十六一样化装逃亡，带领外国军队消灭罗马共和国。剧本一模一样，只有两点细节差异。教皇的运气较好，没有在半路上遭到拦截。小小的罗马共和国没有产生一个拿破仑式的名将，挣扎的时间比较短。从策略判断的角度看，细节差异不是很重要。

所谓“读史早知今日事”，就是指这种掌握模式和格局的能力。这种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陈寅恪明显就有这种能力。“唐（国府）亡于黄巢（1946年开始的远东冷战），祸基于桂林（满蒙危机和中日战争）”就是讲这种格局的相似性。“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需要注释吗？宋徽宗联金灭辽的布局和蒋介石联俄抗日的布局有区别吗？章太炎、蒋廷黼、胡适和汪兆铭早在开战前就已经知道下场是什么，后三人都警告过蒋介石，但蒋介石有多少替代策略呢？即使有，数量也是屈指可数吧。苏联通过国民党劫持段祺瑞搞革命外交，然后通过共产国际劫持国民党搞革命外交，手法完全一致，结果都是中国充当苏联的人肉盾牌，打破列强对苏联的外交封锁线。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就是狂犬病人，已经被病毒劫持，不再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打死就会咬人。日本每一次要求谈判，关键就是要求中国肃清内部颠覆分子。否则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很快就会毁约，完全是白费工夫。

今天黎巴嫩的真主党、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以本国反政府武装的名义，充当邻国破坏国际秩序的代理人，就是在运作蒋介石当时身陷的同一个子系统。叙利亚不敢打以色列，就通过真主党劫持黎巴嫩政府，强迫黎巴嫩抗战。以色列的报复只会落在黎巴嫩头上，落不到叙利亚境内，因为叙利亚在法律上没有参加抗战。如果黎巴嫩政府想跟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就会在内部闹事。黎巴嫩政府如果镇压真主党，就会挨叙利亚的打。只要胡志明小道通向境外，黎巴嫩再怎么镇压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黎巴嫩政府两头得罪不起，只能苦苦哀求国际社会干涉，列强大部分时间又懒得理你。你把黎巴嫩换成中国，以色列换成日本，叙利亚换成苏联，就明白当时的形势了。黎巴嫩人效忠叙利亚，比效忠本国政府更加有利可图。二十世纪远东的草蛇灰线，苏联始终是幕后的操盘手。

以前“牛津会议”的时候，我嘲笑过：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一起破坏的底线。这种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并无新奇。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就是英国人在二战以后所谓的共识政治，左右双方的中道温和派都会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极端派。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体高度成熟以后才会出现。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是极其残酷的过程，以至于人们宁愿忘记它的存在。在边界划定以前，左与右、温和与激进的差别没有意义。认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政治，胜利属于边界最清晰（也就是认同最强）的一方。态度温和还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内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历史遗留了大量的认同分裂，比利益和观念分歧更有潜在的破坏性。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撕裂，健全的共同体根本不会存在，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撕裂或消灭建立的。热爱蝴蝶、厌恶毛虫是人之常情，欧盟时代的英格兰确实比克伦威尔时代更舒适，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有一种预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历史影响将会凌驾于共识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分析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在为将来的转折点做准备，而非任何考据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机会千金难买。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机者必定后悔莫及。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现代史学的无产化就是因为丧失了这种核心训练，才会沦为堆砌散乱材料的无用之学。没有经过博雅教育的学术无产阶级和国家计委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用最极端的例子说：如果二十世纪的德国人像他们十六世纪的祖先一样缺乏知识，主要依靠经验办事，他们反倒不会追随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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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beral Arts, 指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气质优雅的人，大陆译为“素质教育”，香港译法较为古典，即博雅教育。

[2] 《周易·既济》载：“方，国也。”“方”便是“所有的国”，甲骨文中称为“多方”。

[3] 《左传》子鱼曰：“天既厌商德。”《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焦氏易林》卷六：“革（卦）。天厌禹德，命兴汤国。祓社衅鼓，以除民疾。”

[4] 《周礼》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宫，地宫“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5]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6] 陈槃：《古社会田狩与祭祀之关系（重定本）》，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上册，第325页；《甲骨文合集》第584片、第6057片、第10559片、第37400片、第37409片、第37416片、第37421片。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

[8]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第33页。

[9] 刘一曼：《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略论商代后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兵种》，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 参见美索不达米亚墓葬出土的著名镶嵌雕刻“乌尔旗帜”。

[11] 《甲骨文合集》第914片：“史有获羌？”

[12] 参见《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第7期，第61—89页。

[13]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02年10期，第52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存》，《考古》1985年3期，第193页。

[15] 段宏振：《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化进程与最初的文明》，《华夏考古》2004年1期，第81页。

[16] 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华夏考古》1992年2期，第94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3期，第22、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存》，《考古》1985年3期，第193页。

[17] 京观是胜利者堆积的斩首敌尸。

[18] 《国语·周语上》：“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

[19] 《圣经·历代志上》21∶1-8。

[20] 《甲骨文合集》第33243片。

[21] 《甲骨文合集》第20231片。

[22] 《甲骨文合集》第20962片。

[23] 殷人在长江中游的殖民可能意在鄂赣边陲的铜矿，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工业中心。周人的“大赂南金”和“化行南国”可能就是切断这条生命线的致命一击。楚国的强大和这些产业关系密切。秦人攻取南郡以后，楚顷襄王的流亡政府不惜割让青阳（长沙）以西各郡，换回这些宝贵的资源（江旁十五邑）。参见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3期，第57页。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第7页；《甲骨文合集》第32996片：“令丙氏新射”。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第2—15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208页。

[26] 《甲骨文合集》第22425片：“邑亡戎” ；第36443片：“方来入衣邑，今夕弗震王师”。

[27] 《易·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28]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91页。

[29] 《甲骨文合集》第28098片。

[30] 《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

[31] 《甲骨文合集》第28098片：“徵妇好三千。”

[32] 《甲骨文合集》第37410片：“兹御，获鹿六，狐十”；《甲骨文合集》第163片：“获羌十”。

[33] 《甲骨文合集》第6987正称“长伯”，第27641称“长子”。

[34] 《甲骨文合集》第36975片。

[35] 《甲骨文合集》第9479片：“令犬延族裒田于虎。”

[36] 于省吾：《释“鬼方易”》，自《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446—447页。

[3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487页。

[38]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7—269页。

[40] 裘锡圭：《释“柲”》，自《裘锡圭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41]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牲的再考察——附论殉牲祭牲》，《考古》1983年10期，第935页；《甲骨文合集》第32051片：“羌三十、十牢”；《甲骨文合集》第32048片：“伐三十羌，卯三十豕”。

[42] ［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43] 韩康信、潘其风：《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6页。

[44] 《甲骨文合集》第930片。

[45]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59—177页。

[47] 李淼、刘方、韩慧君、梁中合：《前掌大墓地马车的复原研究》，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18—619页。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49]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40页。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页。

[51] 《甲骨文合集》第39902片。

[52] 《甲骨文合集》第27882片：“来告大方出，伐我师，玄马小臣。”

[53] 《吕氏春秋·古乐》；《甲骨文合集》第37367片：“获狐十八，象一”。

[54]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页。

[55] ［日］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常耀华、王平、刘晓燕、李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3页。

[56] ［日］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384页。

[57] ［德］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赵蓉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

[58] ［日］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加地伸行、范月娇译，文津出版社，第231页；《甲骨文合集》第32048片：“伐三十羌，卯三十豕”。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7期，第34页。

[60]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61] 《甲骨文合集》第41351片：“王其田羌，亡灾？”

[62] 胡厚宣：《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34—47页；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75页。

[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7—157页；《甲骨文合集》第6412片：“辛巳卜争贞今者王人乎婦好伐土方受又五月”；《甲骨文合集》第6584片：“惟妇姘伐龙方。”

[65] 《尚书·酒诰》从周人的角度出发，明显认为殷人酗酒过度；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只有从宽迁就。

[66] 《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罃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晋侯有间。”

[67] 《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日“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

[68] 《史记正义》：“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69] 《竹书纪年》：“武王禽纣于南单之台，盖鹿台之异名耳。” 台、坛通假，用于祭祀、舞雩。殷有东西南北四单之台，“爰南单”就是在南单之台卜算天文，“西单雷”就是西南单之台卜算气象，说明四单之台构成完整的祭祀系统。《国语·楚语上》：“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台所以望氛祥而备灾害，榭所以讲军实而御寇乱，皆所以利民也。”祭坛类似神庙，很可能兼任珍宝储存库，但祭坛点火，目标就不大可能仅仅是为了烧掉珍宝。

[70] 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

[71] 焚玉是良渚文化常见的巫术，墓葬出土的玉器多有焚烧的痕迹。参见南京博物院、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载《文物》1984年2期，第29页。殷周两代的玉器也是法器，但多用于生前的祭祀和佩戴，焚玉是极为罕见的法术。依据殷人的德性转输论，焚玉的危险级别差不多等于现代科学家启动核反应堆。

[72] 《礼记· 檀弓下》。

[73] 《司马法·仁本》。

[74] 《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75] 《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76] 《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77] 《毛诗序》：“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78]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79] 《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史记·卫康叔世家》则言：“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现存文本没有提到霍叔。

[80]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

[81] 《淮南子·要略》：“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

[82] 《逸周书·作雒》：“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殷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

[83] 《商君书·刑赏》：“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

[84] 《尚书·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

[85] 《史记·周本纪》。

[86] 《尚书·梓材》。

[87]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88] 《尚书·多士》。

[89] 《尚书·康诰》。

[90] 《尚书·梓材》。

[91] 《左传·襄公九年》：“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

[92] 《礼记·檀弓上》：“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瓮。”

[93]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94] 《左传·昭公二十年》。

[95] 小盂鼎铭文：JC2839。

[96] 《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 《文物》1964年第7期，第10—14页。

[97] 《左传》杜预注。

[98] 龚长根、胡新生：《大冶之火——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99] 禹鼎铭文记载：“亦唯鄂侯御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鄂侯御方，无遗寿幼。’”

[100] 《诗经·大雅·荡之什·崧高》。

[101] 《诗经·王风·扬之水》。

[102] 加洛林王朝将王畿封给贵族，导致王畿不断减少而势力衰落。

[103] 《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第69—71页。

[104] 《国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105] 《国语·仲山父谏宣王料民》。

[106] 清华简《系年》。可参见《竹书纪年》。

[107] 清华简《系年》。可参见《竹书纪年》。

[108] 《左传·闵公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

[109] 《左传·隐公六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110] 《国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111] 《甲骨文合集》第32967片。

[112] 《周礼·考工记》。

[113] 《国语·晋语四》。

[114] 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115]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116] 《左传·闵公二年》。

[117] 范宁：《谷梁集解》：“鲜虞，姬姓，白狄也。”

[118]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惏，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119]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秋，卫人及狄盟。”

[120] 《战国策》卷三十三：“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后天下。’主父曰：‘何以？’对曰：‘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贤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举士，则民务名不存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121] 《诗经·商颂·长发》。

[122] 《诗经·商颂·殷武》。

[123] 《战国策·齐策二》：“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 《史记·张仪列传》：“越人庄舄仕楚执圭，有顷而病。”

[124] 张晏曰：“执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

[125] 《战国策·楚策—》：“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

[126] 《论语·季氏》。法家理性主义者肯定会认为，这种过时的理想只能证明：周文王时代的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稀缺，以人为本是个好主意。现在既然情况恰好相反，民本、仁义云云，就是堂吉诃德式（宋襄公徐偃王式）的笑话。

[127] 《左传·子产论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山泽问题最后以流民购买开采权为结局，这笔收入变成了战国和秦汉的财政收入大宗。在开边和垦荒的余地消失后，流寇问题进一步升级。后人能够理解人口过剩和资源不足的问题，却不能理解社会平等化造成的组织资源匮乏，其实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平等化就是社会解体的中间阶段。

[128] 《论语·子张》：“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129] 《国语·郑语》：“ 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130]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七年，虢人灭焦。”

[131] 《诗·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 《毛诗正义》卷十二：“言此者，明皇父当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国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厌也。则不知厌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择三有事’，明其不应三而三，故知是畿内也。”

[132] 古本《竹书纪年》：“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

[133] 《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134] 《汉书·陆贾传》：“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汉儒这套理论的实质是，希望仅以三寸不烂之舌，将秦政演变为周政。为此，他们必须（善意地）捏造历史。愚君政策如果失败，他们就只能反过来帮助皇帝欺骗自己了。

[135] 苏轼：《荀卿论》。这是热力学第二定理的政论版。恶例既开，每况愈下的可能性肯定大于逆取顺守（改邪归正）。

[136] 《论语·八佾》。

[137] 相对于显性知识而言，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正如波拉尼提出的“我们所认识的多于我们所能告诉的”。

[138]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39] 《左传·襄公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140] 《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141]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

[142]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

[143] 《左传·宣公十一年》。

[144] 《左传·哀公二年》。

[145] 《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二。

[146] 《韩非子·五蠹》。

[147] 《商君书·开塞》：“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148] 《尉缭子·攻权第五》。

[149] 指靠利息、股息收入为生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150] 王国维《观堂集林·匈奴相邦印跋》：“考六国执政者，均称相邦。 秦有相邦吕不韦， 魏有相邦建信侯，今观此印，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国者，盖避汉高帝讳改。”浑河制矛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的铭文。

[151] 《史记·田儋列传》：“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152]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

[153]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

[154] 《史记·项羽本纪》：“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

[155] 《史记·项羽本纪》：“汉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幸分我一杯羹。’”

[156]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原型。

[157] 扬雄：《解嘲》。

[158]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竟以寿终。”

[159] 《资治通鉴》第十九卷。

[160] 条教是长吏依据经义制定的规则。《汉书·董仲舒传》：“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161] 王充：《论衡》。

[162] 《史记·儒林列传》。

[163] 《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

[164] 《史记·吴王濞列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汉高祖）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

[165]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列传上》。

[166] 《资治通鉴·卷十九》：“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167] 《史记·李将军列传》。

[168] 《汉书·武帝纪第六》：“（天汉）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朔方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数万人，以往伐宛。”《居延汉简甲乙编》34.9，34.8A（乙27版）：“□四月旦，见徒作三百七十九人……□六十人，付肩水部，遣吏迎受。”陈直：《汉书新证》：“元康二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千人，送致将军。”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5页。《前汉纪·武帝纪》：“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

[169]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汉书·王莽传》：“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

[170] 《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

[171] 《汉书·贾谊传》：“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172]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

[173] 王粲：《儒吏论》。

[174]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明帝大和二年六月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以经学为先”的涵义就是仍然保留了非经学的残余，推迟文法吏酝酿了三百年的灭亡。无论如何，秦汉煊赫一时的文法吏从以后列朝的铨叙中消失了。

[175] 《白虎通义》卷八，“宗族”。

[176] 萧望之出自萧何家族的传说始于六朝，反映了当时人士习惯的社会环境。汉代记录都认为萧望之出自农家，并无奥援。酂侯萧何嫡系传国九世，至新莽而除。萧望之及其父、祖皆与酂侯同时，如果他们果真出自萧何家族，长期务农的可能性能有多大？《汉书》又岂能一字不提？《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师古曰：“近代谱谍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

[177] 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见《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0页。

[178] 《汉书·王莽传下》：“天文郎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的模仿对象是 《论语·述而》：“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

[179] 《汉书·哀帝纪》：“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180] 《世说新语·政事第三》。

[181] 《晋书·武帝纪》：“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

[182] 《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183] 《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

[184] 释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窃以拓跋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输石，以绢易褛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

[185] 《南史·陈武帝纪》。

[186] 即《陇上歌》，为纪念抗匈奴而战死的晋都尉陈安所作。

[187] 氐族杨氏于仇池建立仇池国。

[188] 《资治通鉴·齐纪六》：“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189] 《资治通鉴·齐纪三》：“十二月，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魏主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

[190] 《魏书·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 “皆同编户” 显然是夸张过甚的说法，至少不能适用于边镇。孝明帝一朝，幽州胡人仍在抗拒编户政策。参见《魏书·京兆王子推传附子遥传》。

[191] 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

[192] 《魏书·尔朱荣传》：“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

[193] 《魏书·尔朱荣传》：羽健“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

[194] 《隋书·张煚传》：“周代公卿，类多武将。”

[195] 《魏书·官氏志》：“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

[196] 《周书·武帝纪下》：“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

[197] 《隋书·陆彦师传》。

[198] 《隋书·卢恺传》：“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

[19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200] 《宋书·臧质传》：“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

[201]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202] 《旧唐书·张行成传》：“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陋。’”

[203] 《全唐文·博陵崔府君神道碑》：“时天宝末，盗起燕蓟，毒流梁宋，屠城杀吏，如火燎原，单父之民，将坠涂炭。公感激奋发，仗顺兴兵，挫败贼徒，保全乡县，拳勇之徒，归之如云。方欲纠合貔虎，驱诛蛇豕，京观群盗，金汤一方。本道节度使奇之，将议上闻，会有同事者争功，阴相倾夺。公超然脱屣，遂以族行，东游江淮，安时俟命。”

[204]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

[205] 《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嬴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206] 苏轼：《策总序》。

[207] 《宋史·杨再兴传》：杨再兴，贼曹成将也。绍兴二年，岳飞破成，入莫邪关。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以所虏妇人佐酒。再兴率众直入其营，官军却，杀顺夫，又杀飞弟翻。成败，再兴走跃入涧，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飞见再兴，奇其貌，释之，曰：“吾不汝杀，汝当以忠义报国。”再兴拜谢。

[208] 即归附朝廷。某地本为朝廷属国，后去国降阶，自请设立行政单位，是为内附。

[209] 王夫之：《读通鉴论》。

[210] 《孟子·梁惠王》：“惟智者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211] 埃及的州国时代，相当于古典的希腊城邦或华夏的春秋列国。

[212] 安国楼：《北宋的开边及其对荆湖新边地区的政策》。

[213] 《伐宋露布》。

[214] 司马光：《涑水记闻》：“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峒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峒骚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元祐元年丙寅：“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

[2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三，熙宁九年二月甲寅。

[21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丁亥。

[217] 彭百川 ：《太奔驰迹统类》卷十七。

[218] 《宋史·郭逵传》。

[219] 曾瑞龙：《从妥协退让到领土扩张——论宋哲宗朝对西夏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军事战略的兼容性》。

[220]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

[221] 苏辙：《再论熙河边事札子》：“昔先帝始开熙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及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余年。今日欲筑质孤、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质孤、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苏辙：《论兰州等地状》：“边人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与，负不直之谤，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恐边人自此有怨叛之志。”

[222] 王安石：《兼并》：“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223] 《礼记·大学》：“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224]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岁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

[225] 金世宗年号大定。金章宗年号明昌。

[226]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废道置十五路，确立路制。

[227] 元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征日本行省。

[228] 南方的张士诚、陈友定和北方的王保保。南北之间的中原是流寇蹂躏的无保护区。

[229] 希腊神话中的妖怪。狮头、羊身、蛇尾，喷火为害。后引申为生物学领域的术语，意为“嵌合体”，来自不同个体的生物分子、细胞或组织被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生物体。

[230] 司徒琳：《南明史》；秦晖：《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

[231] 参见唐甄《潜书》。

[23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233] 同一君主兼任各邦君主，但治下的各邦并不合并，各自保持自己的宪法和习俗，例如奥匈帝国。

[234] 华变于夷之态。

[235] 十九世纪的辉格党人普遍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等同于道德低下，无法立刻用文明人的标准衡量或约束。文明人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迁就这些半开化人，就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当地得不到文明人的教化，最大的受害者仍然是土著。因此，麦考莱就不赞同柏克对黑斯廷斯的攻击。参见Macaulay，Warren Hastings，p.257。

[236] 汤寿潜（日衔石生）：《宪法古义》，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光绪三十一年。

[237] ［英］比几斯渴脱著、［日］镰田节堂译：《英国国会史》，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光绪三十年。

[238] ［日］伊藤博文：《日本宪法义解》，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光绪三十年。

[239]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0] 参见刘敬忠《苏俄占领外蒙古及对华外交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2月。

[241] 参见张北根《1919年至1921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文津出版社，2005年。

[242] 参见［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86、89、90、184页。

[243] 参见孙莹、丁惠希《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24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中第三章《动荡年代》之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245] ［美］默洛·普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第517页。

[246]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1987, P.5。转引自王立新《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

[247] 1929年为收回苏联在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

[248] 参见［美］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249]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250] ［日］关口寿一：《满洲经济十年史》，第30—31页。

[251] 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252] ［日］高崎达之助：《“满洲国”的终结》，沙福恒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68页。

[253] 英国驻华使馆秘书郭万安在1937年7月12日说：“在谈到中国方面认为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意挑起的时候，我应该说明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病正在天津，大量的日本外交防卫人员在通州，多数参加演习的日本人员已经返回到丰台，要说谁先开的第一枪已不可能。”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40。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我仍相信日本政府不是有意有计划地开始侵略的……我绝不相信日本政府会在此时会在中国愿意冒一场军事冒险。”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41—42。英国驻日使馆的临时代办多兹说：“没有满意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卢沟桥事变上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日本报界异口同声地说首先开火的是中国人……日本向中国派出军队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安全和利益。”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71—75。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认为：“这或许并不是日本有意挑起的事变，日本也不想把事态扩大化。”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Ⅱ,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p.53 。张伯伦计划的内容计分三点：一、日本于平、津留驻少数定额军队外，所有在华日军，尽数撤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二、日本留驻华北等地的特务机关完全撤销。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0页。［美］约瑟夫· C. 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4页。

[254] 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10月22 日，蒋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另可参见《蒋介石致龙云电》(1937年10月24日) ，蒋档，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卷宗号: 002000000363A，典藏号: 002－020300－009－134。

[255] 贝奈斯是二战结束时的捷克总统，根据苏联的要求与本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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